生活是艺术的源泉，离开了生活，艺术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要枯萎。这对一个文艺工作者来说，终生都要牢牢记住的。
任何一个民族，她的文化的形成，都离不开人民的生活和历史的发展。中外历史上所有有成就的大文学家、音乐家、画家，他们的作品所以能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喜爱，并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而流传百世，除了他们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和独特的民族风格之外，关键是他们的作品反映了生活、反映了时代、反映了民族精神，因此它才能有血有肉。例如关汉卿、曹雪芹、蒲松龄、托尔斯泰、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珂勒惠支……等人的作品都是如此。
文艺作品既然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它就要求文艺工作者的脉搏和时代的脉搏跳动在一起，去表现人民群众的欢乐和痛苦，想人民所想、爱人民所爱、恨人民所恨，这样的作品才能深受人民群众欢迎。凡是优秀的文艺作品都应该做到真实而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
一些人一味表现自我，脱离生活，玩弄技巧，把自己置身于象牙之塔，甚至为了赚钱一味重复自己，粗制滥造、闭门造车，这样又怎能创作出人民所需要的有血有肉的好作品呢?正像鲁迅所比喻的那样：“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因此，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到生活中去体验人民的喜怒哀乐。那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感染人，才能获得更多的读者和观众。
我也曾听到有人这样说：“到生活中去未必能画出好画来。”这话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但用它作为不必要到生活中去的借口就错了。的确，并不是每个人到生活中去都能画出好画来，也不是每一次去都必然能画出好画来。因为艺术创作不像探囊取物那么容易，除生活之外它还有诸多的其他因素。
艺术的创作过程是调动作者对生活的感受、理解、知觉和想象的全过程，是不断深化和升华的过程，也就是作者对生活原型进行艺术加工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比普通的实际的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一个美术工作者走到生活中去，这只是第一步。在对待生活的态度上，除了和其他文艺工作者共有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动机之外，作为画家还要有自己观察体验生活的特有方式和角度，那就是用画家的眼睛去观察生活。否则，即使到生活中去了，也将会视而不见，空手而返。
作为一个美术工作者，一个画家，如何深入生活进行创作活动呢?走马观花或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想立竿见影，下去十天半月就能获取一个好的题材，就能拿出不朽之作，这是不可能的。同时画家也不能用作家深入生活时所采用的文学采访的方式去体验生活，因为文学作品有它自己的创作规律、自己的表现手法和特点，因此在深入生活的方式上也必然有自己的特点。如果画家用文学家或戏剧家的方法去做，忘掉了使用画家的眼睛去观察，往往是事倍功半，我在这方面是有过教训的。记得一次我到胶东半岛去深入生活，想画一张抗日战争的历史画——地雷战。下去之前我翻阅了这个县的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许多历史资料，访问了老民兵英雄于化虎、赵守福，听他们讲当年打鬼子的故事，老英雄带着我跑遍了村周围的山头，指点着：在那里我们用地雷炸死了多少鬼子，在那个山口打了大胜仗。访问笔记记了大半本儿，画了许多的头像和速写，脑子里装了不少的故事情节，自己也深深被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所感动。但当我拿起画笔构图时，又觉得这一切都用不到画上去。问题出在哪里?我诚心诚意地到生活中去，为什么画不出来呢?百思不得其解。晚上躺在山村的土屋中常常想得头昏脑涨昏昏睡去。前边做的那些工作都错了吗?也不完全是。后来我才醒悟到错在没有用画家的眼睛去寻找绘画的语言。我苦思苦想画出来的大量草图都失败了。也许由于付出的劳动太多了、不甘心就此搁下，又硬着头皮画下去。最后画出了《截断敌人的退路》，画幅虽然很大，由于情节和人物动作基本上是想象出来的，过于戏剧化，因此观众反映冷淡，没能感动读者。虽然主观上一片真心想画好，却不可避免地失败了。
一天，我在村小学前的广场上散步，老英雄赵守福正在给小学生们讲他们当年如何埋地雷炸鬼子的故事。老赵那布满皱纹的脸和浓密的胡须，以及激动发亮的眼睛，十分入画，还有那有力的大手比划着；孩子们稚气的脸上显露出惊奇的神情，老少两代人形象的鲜明对比，有着强烈而精彩的艺术效果，这情景一下子打动了我。便急不可耐地跑回我的小屋，当晚就画出了《如果敌人从那边来》的草图。第二天拿给老乡们看，他们都说很有意思。当这幅完成的作品在全国美展展出时，反映很强烈。各种报刊几乎都刊登了此画。
前面的失败，后来的成功，说明了一个问题：引起画家冲动的东西，也就是灵感的导火索，常常不是一篇大道理，而是一个动作、一个眼神，或是田野里飘动着的姑娘的红头巾，或是一群战斗在井架上的石油工人充满力量的劳动形象，以及年轻妈妈亲吻孩子脸蛋的一瞬间，这些丰富的、感人的生活现象打动了作者，引起了他的艺术联想，唤醒了画家往日种种的生活积累，这种积累就是画家全部思想修养、艺术修养和丰富的生活经验。灵感来了，火花亮了，这时要紧紧抓住这可贵的冲动，将它画下来并加以深化。记得画家石鲁先生曾经说过：“灵感像一条顺水飘来的小船，当它来到你身边时，你要赶快跳上去，否则它又飘走了。”在生活中许多人由于不注意运用形象思维去观察事物，捕捉形象，往往就抓不住它，不珍惜它，为此放掉了许多灵感的小船。这种灵感决不是主观想象，决不是自我感觉，而是从生活中撞击出来的火花，它是健康的，和群众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
1963年我去农村，和村里的妇女们一起下地劳动在麦田里锄草，正值初春小麦返青的季节，绿油油的麦田被风吹拂着，干起活来分外惬意。这时一个姑娘的头巾散开了滑下来，当她将锄柄依在肩上，微微低着头、两臂举起结头巾时，红头巾在微风中飘动，被绿色的麦田和淡紫色的远山衬映着，那姿态、那色彩美极了。时时总有要将她画下来的冲动，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这形象一直储藏在我的脑海里。到80年代初，我终于完成了这个构思，题目叫《春风》。这幅画和读者见面后获得很好的评价，1986年它随中国画家代表团去日本，当该画在东京银座的中央美术馆展出时，日本的观众说她是典型的中国劳动妇女的形象。在另一次中国画巡回展在日本展出时，日本朋友将这幅画放大复制后放在展览馆门前，作为该展的标志。
画家还要注重对生活的储存和积累，要使自己头脑中有千千万万个活生生的形象，包括人物和景物，当画家在生活中某一情况下点燃了创作激情的火花时，便会立即唤起作者的这些生活积累，你所需要的东西将会跃然眼前。我的《做军鞋》和《参军图》中许多的形象都是我童年生活的积累。我曾在鲁西南地区整整生活了八年，那正是抗日战争时期，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苦难、他们的欢乐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男人纯朴憨厚的脸庞，带着尘土的老棉袄；姑娘们长长的辫子，扎着鲜艳的红头绳；媳妇们梳着极富装饰味的发髻，她们朴实而健康。夏天她们三五成群坐在临街门的过道里唱着民歌做针线。男人们扛着镢头踩着厚厚的沙土下地去刨挖那贫脊的土地……当我画《做军鞋》时，这些做针线的大姐大嫂的形象就生动地出现在眼前。后来这件作品获全国年画三等奖、省一等奖。每当我画历史画时，那一个个朴实憨厚的形象都很自然地从记忆中走出来，这些生活的积累使我的创作受益匪浅。生活给了我许多的恩惠，几十年来我下过煤井，到过油田，去过海岛，到过沂蒙山、微山湖、青海高原，交了无数个朋友。
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我深刻认识到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的道理，当然到下边去是艰苦的，但当我的作品为人民群众所喜爱时，我又是幸福的。
1990年5月于泉城生活的恩惠这里收入的一些写生作品是我从70年代初以后保留下来的，它记录了我艺术实践的足迹，和许多美好的记忆，它也为我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它比单纯依靠相机更有亲切感，它的每一笔都注入了我对所画对象的艺术感受和情感。写生对一个画家来说十分重要，它本身就是经过了对生活现实的提炼和删简，已经是对生活艺术加工过的结果，通过写生锻炼了画家在繁杂事物中抓取最重要和最感动你的东西，提高了你在短时间内摄取对象的能力。下边我谈谈我几次下乡时的感受和收获。
1975年春节过后我到胜利油田去深入生活。我要求直接到钻井队去，油田领导有些为难，一是钻井队多数都是男人，一个女的去很不方便，第二还是因为我是女的，能否吃得这个苦。我表示了我的决心，最终领导同意了我的要求，介绍我到纯化前线32141钻井队去，因为那个队有两个开柴油机的女工，我可以和她们住一个屋。和队长一见面，他就说你这套衣服不行，风一吹就透，于是给了我一套石油工人的又厚又笨的棉衣，缝纫机把衣服的里面和棉花都缝在一起，一条一条的肌理很入画，更重要是暖和挡风。还给了我个安全帽，立刻从外表上我和他们一模一样了，彼此的心理上似乎是靠近了一步，当然要让工人们认可我还要看我的实际表现。第二天我便和工人们一起早早地登上了一辆敞篷的大卡车，往工地开去，顶着呼呼的北风再加上行车的速度更觉寒风刺骨，工人们叫我蹲下来风能小些，但好强的心终于使我没有蹲下，我不愿在第一天就让人家笑我不行。
我和司钻们一起爬到钻井台上，看着他们那种熟练自信，一副主宰乾坤的气势，我由衷地佩服他们。而我拿着速写本站在不妨碍他们操作的地方，显得十分渺小和软弱，风吹得我趔趔趄趄，手冻得拿不住笔，只能带着手套画，画也画不好，泥浆直往脖子里灌，真是一副狼狈象。但工人对我十分地理解和宽容。渐渐地好了起来，我能一口气爬到井架的二层平台上，那已经很高了。工人们说：“单师傅不简单，从来没见过女画家到过井队，男的有，也不多。”这是他们鼓励我，我心里明白。
为工人画肖像写生就可以在工棚里，那里很暖，有个大炉子。他们轮流着给我做模特儿，画时大家围着说说笑笑，渐渐地我们相处得融洽起来。
石油工人的活确实很苦，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是在四周无村庄的荒野里，一片无边的盐碱滩，连树都很少，只能看到一簇簇的茅草。文化生活更缺乏，生活十分单调，这群年轻工人，对精神生活的渴望是很强烈的。我的到来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点新鲜内容，我挂在墙上的写生成了展览会，有事没事他们都要来看看，这张是老张，那张是小高，指指点点嘻嘻哈哈，为他们增添了不少快乐。
一天，油田领导下达了任务，石油工人要文艺会演，每个井队都要出节目，于是他们井队的“秀才”们自编了一个忆苦思甜内容的独幕剧，工人们没演过戏，表演虽然很认真，但是太业余了，连我看着都直摇头。怎么办？我自告奋勇给他们当“导演”，天天晚上排练，工夫不负有心人，越排越熟练，也越有信心了。记得在剧中还插了一段类似地方曲调的插曲，使剧中有些变化，也更加活泼了。还没开始会演，我在井队已住了一个多月了，该回去创作了，只好告辞，工人们和井队领导不愿意叫我走。在井队的日子，看到他们工作和生活的条件，我问他们长期待在这里不觉得苦吗？他们说：“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们的家，习惯了。”“煤矿工人比我们更苦，我们曾到煤矿的井下参观过，一对比我们很知足了。”他们个个热爱油田，非常团结，我刚到油田时看到一个工人头上臂上都包着纱布，眼睛肿着，别人告诉我，有人到油田偷油，他为了保护国家财产被小偷打的，他们的勇敢行为令我佩服。走近了这些可爱的人，在他们身上看到许多闪光的东西。
回来后，以我这些朋友为原型，我创作了《再攀钻井新高峰》（工笔重彩）。
一天，钻井队的队长和书记来济办事，到省艺术馆来看我，一见面就向我报喜，说：“你导演的小戏在油田工人会演中得了一等奖。”我听后就像我的画在美展中得了奖一样高兴。在油田虽然时间不长，但和石油工人们的友谊却永远难忘。
1986年暑假在儿子秦镜的陪同下，到了久已向往的青海高原写生，为了适应高原气候，先在西宁住下。真巧，正好碰上王学仲和他的弟子们，在此认识久闻大名的王先生十分高兴，他是中央美院的高班同学，还是我的大学长呢，于是我们便结伴而行，有时由于采访的目的不同也可分散活动。
大高原太壮阔、太美了，青海是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藏族、撒拉族、土族、回族……形象服饰、风俗各有不同，朴实而健美，一种强烈的作画的欲望，难以按捺，始终兴奋不已。在青海工作了近三十年的王广才是我山东艺专的学生，一直陪伴着我，他熟悉这里的一切，使我少走了许多弯路。
一天我们去访问藏民杨本加，他非常热情地请我们进他的帐篷。本加的妻子虽已中年却十分健美，他们有五个“西毛”，即女儿的意思，还有一个六岁的小儿子。他们的帐篷在公路边上，帐前一匹棕色马在悠闲地吃着草，旁边还停放着一辆摩托车。虽然他们仍保留着原始的生活方式，比如她为我们烧奶茶时仍在烧牛粪饼，但摩托车在这里出现也说明了藏民生活的大变化。杨本加很机灵，看我们是开着车来的，就找司机搭讪，最终司机给了他一些汽油，本加高兴得笑逐颜开。帐篷内卫生条件尚可，但是在锅台上放满了烧火的干牛粪饼，粪饼上放着筷子和碗，这使我们的司机不能忍受。奶茶烧好了，女主人拿碗在藏袍的角上擦了擦便给每人盛上了一碗，笑着双手递到我们的面前，那样热情和谦诚，我赶忙接过来放在嘴边喝起来，回头我看到广才和我儿子也都喝起来。说真的我不太喜欢奶茶那个味，但是不喝将是对他们极大的不尊重，决不能拒绝这份情意。他们夫妻满意地看着我们边喝边聊天，之后我又请她教我如何使用“火皮袋”，这是一种用牛皮做的用来扇火鼓风用的工具。渐渐地他们就不把我们当外人了，我们边谈天边画画，还拍了不少照片，本家说你一定把照片寄给我们，于是他写下了他另外一个固定的地址。一直到日头偏西，我们像老友一样不舍地分手了，当我们乘坐的汽车启动时，我看到夕阳下碧绿的草地映衬着白色的帐房，美极了，杨本家一家老小相拥着站在帐前久久地向我们招着手。
以后我们又到了循化县的撒拉族居住地和互助县的土族之乡。我们一路走、一路画。这万古高原，这恢弘而雄浑的气势，这多彩而纯朴的各族儿女，这一切让人不能放下画笔，不能不将这激情画下来。不觉一个多月过去了，暑假将尽只好恋恋不舍地回到教学岗位。回来后，我创作了《高原的诗》、《捻羊毛》、《藏女》、《八月的文都》、《母与子》、《饮马》等作品。
沂蒙山是我去的次数最多的地方，1978年至1984年间曾四去沂水蒙阴沂南、沂源等地。这里的老乡忠厚纯朴，生活习俗、衣着发式都接近我生活过八年的菏泽地区。当我提着行李走进沂水的岸堤村时，一股好闻的草木灰味扑鼻而来，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好像回到家一样。记得抗战胜利时，在农村生活了八年的我，回到济南，下了火车走进街巷，看到几乎每家门前都放着一个煤球炉子，空气中到处都迷漫着刺鼻的煤烟味，使人头疼。我很长时间适应不了，时时怀念着农村做饭时的草木灰味，因此每到农村首先便闻到这亲切而熟悉的气味，觉得比城市中那种呛人的煤烟味好闻多了。
村里大队部旁边有间仓房，队长将里边的杂物搬出，便是我和屠国瑛的卧室了。熄灯后仰面躺在床上，看到屋顶破了个洞，月光照了进来，国瑛是在上海长大的姑娘，她不习惯这条件，有些害怕睡不着，而我因为有过这种经历，只要钻进被窝不冷不热就会安然睡去。
第二天我们开始工作，熟悉环境，拜访老乡，帮大娘推碾，为大嫂烧火，不几天便和东邻西舍混熟了。我们身后总是跟着一群孩子们，他们像彗星的尾巴一样我们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变成了村内一景。为了给老乡画像，我们想了一个“招”，凡是给我们做模特的人，我都给他拍一张照片送给他，这一下传开了，因为那时农村照张像很不容易，有的老人一辈子也没照过像，这样我们便不愁找不到模特了。不久我们住的房间的墙上便挂满了各种画像。
为了不使被画的人过于紧张，便一边画一边和他（她）聊天，又了解了情况、熟悉了人物，又收集了素材。他们给我们讲打日本鬼子的故事、讲岸堤的抗日军政大学，讲推着小车支援前线的故事……
要回济南了，老乡们恋恋不舍，一群青年人送到我们汽车站，谁知我们上了车，团支队书记公茂富也跟着跳上了车，流着泪怎么劝也不下去，这样车开了，他一直送我们到县城。
此外我和鸥详、周思聪等人还分别到了沂南县、蒙阴县、孟良崮、岱崮及桃墟公社吉宝峪大队，鸥详、屠国瑛、周思聪都是勤奋和颇有成就的女画家，她们不怕艰苦，全心全意到生活中去，她们对人民的爱和对事业的执著都深深地感动着我。老解放区的人民都亲身经历了战火的考验，许多农民都曾抬着担架抢救伤病员，推着独轮车跟着部队走了半个中国；更有许多的妇女夜以继日地做军鞋、摊煎饼、洗军衣、救护伤员，当他（她）们讲起这些往事时是那样自豪。听到这些故事，一幅幅参军、战斗、支前的画面像电影镜头一样展现在我面前，沂蒙山区的人民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付出了血的代价，这种精神感染着我，作为一个画家必须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去表现这可歌可泣的历史。《沂水欢歌》、《山村妇女组画》、《参军图》开始在我心中萌动；而《逃亡——童年的回忆》也开始升华，清晰起来。
四去沂蒙山的经历、体验，引导我的创作思路更关注民族的灾难兴衰，更关注人民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我从一个爱幻想爱激动，只是被动地被生活感动的青年画家，在思考问题上更成熟了一步，更有自己主观思维了，关心的事物和视野也更加扩大了。沂蒙老区人民的苦难一下子与我童年的苦难交织在一起了，个人的一切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不可分离。于是开始想画一套“往事”系列组画，当我背着画夹蹚过沂河时，我似乎看到妇女们曾在这里为战士洗军衣，当岱崮山下的老农（一个转业军人）向我讲他佩戴红花新婚妻子牵着毛驴送他参军的情景，讲到老母亲远远地用衣袖擦着眼泪，他眼睛也湿润了，他说：“日本鬼子打到咱家门口了，有血性的男人就要拿起枪上前线，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啊！”这是我《参军图》中最早在构思中出现的“妻子送郎上战场”的主要形象。
这是我在生活中受到的教育。如果你热爱生活，亲近生活，生活就会给你丰厚的回报，我的“往事系列”《做军鞋》《逃亡——童年的回忆》《参军图》《沂水欢歌》等构思都是在这里萌发的。生活给了我无限恩惠，这恩惠将使我受用终生。
注：此文发表于2007年5月10日《联合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