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而数任，余隆或许是当今中国最忙的指挥家。肩挑中国爱乐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广州交响乐团三团音乐总监重任，同时是上海夏季音乐节联合总监和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并于2015/16乐季起，出任香港管弦乐团首席客座指挥。

　　去年，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余隆，先后获得第四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和“中华艺文大奖”等殊荣。

　　头发一丝不乱，帅气的西装优雅得体，穿梭于各种场合，他的衣着都一丝不苟。实际上，在交响乐界举足轻重的余隆，为人与穿衣一样有章法。

　　确实，如果没有章法，余隆无法指挥乐队演奏出和谐的乐曲，更无法“指挥”得动自己过于充实的生活。余隆是个音乐活动家，这与指挥家的行当本色是相通的。指挥家的任务并不是单纯地舞动指挥棒，他需要纵览全局。

　　在他的办公室里，一张被裱在镜框中的200元收据十分显眼。原来，余隆执掌的上海交响乐团规定，排练迟到罚款100元，排练中手机铃声响罚款200元。“我下飞机赶排练，忘了关手机铃声。手机响了，罚款200元。大家照章办事，千万不要找理由，不要给自己留后路，这样乐队才有规矩。”余隆说。

　　余隆反复提及“标准”和“规矩”。“建立标准很重要，所有工作的职业化，都是以最简单的方式去解决最复杂的问题。在我们的行业里，要么是好的，要么是坏的，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千万不要给自己找解释的理由。我常常遇到有人说，‘这件事是不好的，但是因为……’所以这些不好的事情就应该容忍？”

　　乐团建设需要规矩，上交实施三年考核制，首席乐手若考核成绩不佳，降为普通乐手，普通乐手发挥出色，升为首席。同时，上交打乱乐手座位，除了各声部首席外，其他乐手座位不固定，根据曲目编排。“所有人都想往前坐，以前还有人半夜拿着琴放在座位上占座，时间久了，大家意识到，还是要靠技术说话。没有真本事，抢到前面的座位，也拿不下曲目。”

　　商演演出也需要标准。“现在很多商演谈判，就像菜市场讨价还价，赞助商随意指定曲目，塞入关系人员。乐团应该建立固定标准，对节目有话语权，有底线。丧失了话语权，如同部队缴械。”余隆说。

　　如今，自律已经成为余隆的习惯。学习音乐需要持续不断的坚持。余隆坦言，起初学习音乐并非出于兴趣，而是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他认为自己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技术的训练是非常痛苦的过程，而大多数人在幼年时无法体会音乐结构和逻辑上的美感，当明白的时候又过了技术训练的年龄。外公看到余隆无法成为钢琴家，就建议他改学指挥。当时的余隆有些沮丧，现在他释然了。成为指挥家需要机缘和努力，更需要更为全面的能力。

　　作为乐团艺术总监，余隆不仅要负责指挥业务，还要维持乐团的正常运营。现在，他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对他来说，睡得少是优点也是缺点。他有更多的时间工作，然而睡眠不足对身体的伤害也不言而喻。余隆说，以前，指挥家是个长寿的职业，而现在，寿命却越来越短。“努力工作，少睡觉，多干活。在年富力强时要多为社会作贡献。人的价值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另一方面是对社会的贡献，这两方面是统一的。别人睡八个小时，我只睡五个小时，别人用一分力，我用五分力，我没有什么其他窍门。”

　　“大家经常叫我德国人，”余隆的玩笑中透着骄傲，“因为我总是不停地强调’纪律’和‘规矩’，但我以为，这就是成功的秘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