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思情注入诗经的氤氲之美
—— 读雍也《从诗经出发》
这是继《回望诗经》之后，雍也的又一部学术散文《从诗经出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4月）。全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为诗经意蕴的再发掘再解读，中编为对文学史上被误读误解之作的辨析，下编为诗经在外国的传播及文学文化比较。这是近年来，雍也醉心于诗经研究、书写，倾情奉献的又一力作，是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的有益实践和探索。
一、凤凰鸣矣，于彼高岗：这是一部站高望远之作
雍也认为，“诗经蕴含着中华历史文化及其发展的独特胎记、基因与诸多密码。”作者力图破解这些密码，如书中关注的中国人的天命观、和平观、君子观、饮食观以及诗经对越南、朝鲜、日本诸国的深远影响等，认为天命观成为构建我们民族思维民族心理民族哲学民族思想的重要精神源头。这应是诗经天命观之于中华民族的巨大意义之一。有人说，中华文明是早熟的文明。从哪里最先显现出早熟的迹象？从提出具有哲学意涵的天命观就开始显现出来了。
《诗经与荷马战争诗管窥》写道：“诗经与荷马史诗都有尚武精神，都有英雄歌颂，都有战争带来的伤痛。又有显著不同。我们的尚武是保家卫国型的，他们的尚武是进攻侵略型的；我们的英雄是道德正义型的，他们的是武力战斗型的；我们的伤痛是战争而起，因而反对战争；他们的伤痛因战争而止，因而拥抱战争。这进而影响和形成民族性格：我们是内敛平和型的，他们是外向进攻型的。从战争观而言，一言以蔽之：我们爱和平，我们爱家乡；他们爱战争，他们爱远方。这里面蕴含着中西方战争文化的根本不同，甚而至于是人与人、族与族、国与国相处之道的根本不同。这种根源性深层次不同，并未因时代发展历史演进而消失，反而在后世之冲突中一再呈现，对此我们不得不察。”
作者认为，君子观的重品德重文教重自律重和谐等特征，对当下中国在三个方面具有现实意义：从个人讲，可以增强个人修养，提升个人素质，促进自我平衡自我成长，增强个人身心健康，增进个人幸福；从社会来讲，有益世道人心，提升文明程度，消减社会戾气，减少违法乱纪，化解矛盾冲突，促进社会和谐；从国家来讲，提倡传统美德，增强文化自信，提高国民素质，提升对外形象，增强文化软实力，助推民族复兴。
可以说，本书从诗经出发，回答了“在追根溯源中探寻中华民族的基因密码，在融汇互鉴中领略中华文化的魅力风华”，甚至回答了我们中国人“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深刻命题。这是难能可贵的。
二、日居月诸，照临下土：这是一部视野宏阔之作
本书体现出纵向的历史视野、横向的国际视野以及专业的文学文化视野和广阔的社会人生视野。书中对诗经篇章及文本的探讨，都是以诗经为原点的深挖细掘和历史观照，并且往往进行横向国际参照比较。这纵横交错经纬交织的写法构成本书写作的基本特征。
首先，在总体结构上，以两个专章探讨辨析和新解诗经，以一个专章阐述诗经对外传播或进行文学文化比较。
其次，在具体篇目中渗透这种纵横交错的内容。如《一个女人引发的惊天大案》在叙述夏姬一生丰富多彩的故事后，将夏姬的命运与海伦的命运进行对比。《翩翩而来的君子》在叙述君子的产生、内涵、发展及意义、作用后，将君子与武士、骑士进行对比。其中在谈到历史上的君子小人之争时，作者感慨道“其实，历史上冤冤不解的君子小人之争君子小人之命化用北岛一句诗就可以概括：小人是小人的通行证，君子是君子的墓志铭。就个人来看，君子大多未得善终。触抚他们的一片丹心，谛听他们慷慨激昂的呼喊，遥望他们以身许国栉风沐雨的前行之姿，阅读他们舍生取义毅然决然奔赴黄泉的心曲，真让人仰天长叹、垂首流涕”。这真是历史的浩叹。长达2万余字的《我们的餐桌：一部开放交流的历史长卷》对古今中外的粮食来源、作物迁徙、饮食构成、烹饪方式、饮食方式、饮食习俗、饮食礼仪、饮食文化进行信手拈来的交待阐述比对映证解释申发，让人觉得仿佛进入一场食物博览之旅，并获得认识的启迪：“文明如流水，四方可至；文明如阳光，无远弗届。交流互鉴是文明的自带属性。我们有什么理由固步自封妄自尊大或妄自菲薄呢？”这哪里是就诗说诗，就诗经说诗经，就饮食说饮食，这其实是“读史使人明智”。
其三，作者的诗经研究引证内容并非局限于古往今来而是古今中外，而是将国际上诗经研究的重要成果悉数纳入，将诗经对朝鲜、日本、越南以及琉球等国的深刻影响进行专题考察，并将诗经与雅歌、与荷马史诗进行文学文化比较和社会对照，体现出非常开放的学术视野、文化视野。
其四，作者写作并非局限于文学文化，而是融进自身经验体验、民间习俗和社会人生乃至历史政治等。因此，本书虽然并非大部头，但却不能视为一本小书而堪称为一部富有思想内涵的书。
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是一部精彩纷呈之作
一是创见迭出。雍也在书中提出了许多独树一帜自出机杼的论断，其中有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创见。如诗经是诗非诗、是歌非歌、是经非经；如《关睢》诗中男女非平民百姓、本诗非爱情诗、甚至非“诗”、非民歌、非后妃之德、非文王太姒婚恋，几乎将历史上关于此诗的定论甚至共识推翻；如《君子偕老》中的女人不是风流淫荡的坏女人而是至善至美的好女人；雅诗中的许多诗是屈原诗歌政治思想的源头或者说屈原诗中有诗经雅诗的诸多影子；《草虫》《风雨》《隰桑》《隰有苌楚》是爱情诗是赞美诗不是政治诗讽刺诗；《车辖》是歌者歌咏“自己”新婚的诗而非咏王者之婚；《东方之日》是希望获得女子芳心的爱情咒语诗而非历代研究者所认为的讽刺女子行为不端。在对雅诗地位价值的论断上也有新意：“近现代以来不少学者论诗经风雅颂，多认为风诗价值大于雅诗，雅诗大于颂诗，甚至认为颂诗除了歌功颂德毫无价值，导致现当代人学习关注研究诗经几乎只到风诗。我认为这些观点颇可商榷——其实我更想说的是，这些观点大错特错：风诗固然颇多优秀之作，但此说过多受近现代以来一些政治学说影响而重风轻雅。以上述征引雅诗也可管中窥豹，雅诗思想内容的深刻性、反映社会政治生活的丰厚性、艺术的精美性、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性，雅诗都是不容忽视的”（《屈原早在诗经中》）。应该说，这些鲜明提出并充分论证的创见，非但能够自圆其说，而且是令人信服的。体现了著者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随人说短长”，不迷信名家大家的可贵精神。因此，这些创见和探讨对于正确解读诗经、认识诗经、传承诗经、弘扬诗经是非常有意义的。
二是引证新奇。《周代贵族：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精细统计出周王的伙食团有如下几个突出特点：一是规模大。全部厨师编制共2291人，二是分工细。共分膳夫、庖人、内饔、外饔、烹人、甸师、兽人、渔人、鳖人、腊人、食医、疾医、疡医、酒正、酒人、浆人、凌人、笾人、醢人、醯人、盐人、幂人共二十二个部门。三是职责明。上述二十二个部门每部皆有其职，如庖人负责宰杀，鳖人负责煮鳖，腊人负责制作腊肉，酒正、酒人分别负责酿酒和供奉酒，浆人负责制作提供饮料，笾人负责竹制食器中的食物，食医、疾医、疡医分别负责营养、内科、外科，凌人负责用冰，醢人、醯人分别负责制肉酱、醋及果酱，连用冰以及食物和餐具上的防尘布也有专人负责。四是地位高。如膳夫，可参与周王室的最高政务。这个豪华阵容奢靡程度简直令人咋舌。
再如“一碗甲鱼汤引发一场谋杀”，“一碗羊肉汤影响一场战争”，“一碗羊肉汤毁灭一个国家”，并且深入分析说：这些故事反映出当时社会物质财富不丰富，一碗甲鱼或羊肉汤也会让一个养尊处优的贵族看重；反映出等级分化很严重，一碗汤什么人能喝，什么人不能喝，既由主人喜好一时情绪说了算，也由无形的等级说了算；反映出人格尊严不平等，兵士和车夫的待遇不同，实则是地位人格尊严不平等。但几个“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并引发严重反弹的事例，也反过来证明，周人特别看重人格尊严，这也是周人特别可爱的一面：重脸面，护尊严，有血性，敢抗争；证明君臣之道在恩义。“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
三是行文活泼。《彼其之子美无度——我眼中的诗经》写到：可以说诗经一亮相就光彩照人，一发声就四方皆惊。经历岁月荡涤侵蚀和世人的取舍毁损，也未失其根本，而成为后世诗人们仰望的一隅星空，并成为中国诗歌长河的清莹源头，东亚古代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的圭臬，四大文明不甘寂寞争先恐后的歌唱之一，最终跻身殿堂，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比肩希腊荷马史诗、英国莎士比亚戏剧的文学经典。
《为一个两千年前的女人评反》描述到：两千余年来，这个女人就被儒生们五花大绑地捆绑在历史山顶的耻辱柱上，她已经满身污秽。她的手臂肩上腿脚已被勒上深深的血痕。她的脸色苍白如冷月，她的眼中满是屈辱的泪水，凌乱的头发在风雨中像无力自主的树叶一样飘摇……每一个人走过诗经，都向她投来鄙夷的甚至仇视的目光，一些人包括她的同性后辈甚至一边朝着她的脸吐着口水，一边骂骂咧咧：丢人！破鞋！淫妇！狐狸精！我呸！……这个女人，其实也是个被历史强暴了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
这类阐述在书中随处可见，体现出其风格的多样性和一贯的“雍氏幽默”，让人大呼痛快。正因为这些行文特点，使这本具有相当学术性和专业性的书籍同时具有趣味性、可读性。
四、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是一部考辨扎实之作
作者不迷信共见共识，不迷信历史定论，不迷信名家大家。一是论必有据。二是旁征博引。三是多元考察。将古今中外研究成果纳入观照范围。如《关睢之谜与秘》。为论证此诗非爱情诗，作者即作了三重论证：诗歌的主要内容反映的是婚姻的完全形态，诗歌中的采摘荇菜着眼于宗族祭祀即落脚于家庭，诗歌中的琴瑟鼓钟着眼的是贵族婚姻礼仪。最精彩的是用一系列证据特别是琴瑟钟鼓的产生时代、礼制要求、使用场合、考古证据等证明《关睢》非民歌非文王太姒婚恋。
在《爱情咒语》中，雍也更是从诗意考辨、印度爱情咒、南太平洋民族咒语、民间咒语、自身经历、诗经其它咒誓现象等，并引证一系列诗经学、民俗学、人类学专家研究成果论证此诗为爱情咒语，让人顿生铁板钉钉无可置疑之感。
《为一个两千年前的女人评反》，从引发争议的关键词（“不淑”）着手辨证，为评反找到关键证据，并独具慧眼地从历史上几乎从没有人特别关注的关键句“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着手详加论证，为评反找到又一铁证，再从诗章重章叠句及诗意逻辑方面论证，并从历史角度考证分析具体主人公，最后分析历史上为什么会众口铄金地错误判决这个女人，得出了可谓无可辩驳的结论，表达了对一个含冤两千余年的美善女性的深刻同情与不平，实乃用心用情之作，体现了深切的人文关怀和深厚的人文精神。
《我们的餐桌：一部开放交流的历史长卷》更是书中深度考辨之作。文章内涵丰富，包含诗经时代的粮食作物饮食风貌，外国传入的大量粮食作物，外来技术与饮食革命，饮食礼仪，饮食背后的民族观念、民族特质，中国餐饮对世界的贡献等诸多内容。此外，仅从书中所引资料也让人惊奇，其中除了一系列专家论文专著外，竟引用了《中国饮食史》《中国饮食文化史》《餐桌上的中国史》《欧洲饮食文化史》等四部饮食史，以及《尚书》《左传》《周礼》《史记》甚至《剑桥世界史》等众多史料，无可辩驳地得出了中华饮食史是开放交流历史的结论，令人兴趣盎然、深受震动并掩卷沉思。包括像如下这段亦文亦史的论述，虽属标新立异之论，但因言之有据，言之有理，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是能令人信服的。
从全书看，作者参考的诗经研究专著除了毛公、孔颖达、朱熹、马瑞辰、王国维、闻一多、钱钟书等大量中国古今名家的经典之作外，更着意参考引用了葛兰言、白川静、高本汉、弗雷泽等一系列国外汉学大家诗经名家及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甚至由书本经籍而至生动的个人体验、细微的民风民俗、广阔的社会世象，体现了广博严谨的考辨之风。从诗经研究角度讲，《从诗经出发》似乎可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辨，成一家之言”。从文本看，雍也本身似乎亦有此追求。这是令人惊喜点赞的。
当然，我对本书的激赏并不是说她是完美无缺的。如果雍也对个别篇章再作深入推敲，精雕细琢，或许更完美；如果对古人的批判再理性客观一点，不要那么尖锐和咄咄逼人，或许更好。
最后，我想特别补充的一点是：雍也说自己写作此书是“业余时间‘不务正业’”，而且“几乎是用学生时代上早晚自习的求学心态、求学状态、求学功夫，甚至有过之无不及”，这让我这个曾经的师者甚为欣慰，并为之击节叫好！这样的业余时间“不务正业”岂非越多越好！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社科院二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