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　吴印咸　摄

该影像原作现由湖南谢子龙影像艺术馆收藏 

　　这是一幅拍摄于79年前的摄影作品，地点在延安杨家岭，背景是中共中央办公楼。在这幅作品中，一个个面容朴素而振奋，当年现场热烈的氛围扑面而来。这就是老一辈著名摄影家吴印咸拍摄的经典摄影作品《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

　　影像记录历史，经典在这里定格。回眸百年党史，这幅作品也把我们又带回到了79年前那次重要会议的现场。1942年4月底，许多在延安的作家艺术家相继收到请柬，上面写道：“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署名为毛泽东和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的凯丰。5月2日下午，他们如约来到杨家岭中央办公楼，会议开始。

　　这就是在中国文艺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会议从5月2日开到5月23日，毛泽东同志在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几十位党内外作家艺术家发言。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讲话后来以“引言”“结论”形式与座谈会结束后一周内发表的两次关于文艺问题的重要讲话一起，整理成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讲话》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第一次全面阐述了党对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全面论述了包括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文艺为什么人、普及与提高、内容和形式、歌颂和暴露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化、纲领化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确立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党的文艺工作中的指导地位。《讲话》明确提出了文艺要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成为后来党领导文艺工作和新中国文艺的“大地原点”。

　　用接片的方式留下珍贵的延安影像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名誉会长董学文介绍，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时，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残酷、最激烈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很猖狂。在国内，情况非常艰难困苦，1942年解放区的人口已经从1亿减少到5000万。在这样的国内外形势下，为进一步统一思想、团结和动员广大文艺工作者组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

　　座谈会代表合影的背景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大楼， 1941年建成，主楼3层，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主会场就设在一楼平时兼作中办餐厅的不足120平方米的会议室。开座谈会时，室内坐得满满当当，还有人坐在窗台上，或站在门口听。吴印咸拍摄的座谈会代表合影，就拍摄于这座楼外的空场。

　　作为很早就开始摄影创作实践的摄影家，吴印咸一生拍摄过数万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影像资料和多部影视作品，包括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登机告别照片、白求恩战地手术照片、七大会场照片和电影《马路天使》《都市风光》《风云儿女》《白求恩》《红旗谱》等。1942年5月，吴印咸作为电影界的代表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由于专业特长，同时负责为会议拍照。

　　吴印咸的女儿吴筑清介绍，参加大会的过程中，父亲吴印咸就一直思考着要把这个有关文艺的重要事件拍摄好。1942年5月23日是大会的最后一天，他一面聆听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一面琢磨着如何拍摄。会场屋小人多，光线暗，场内实难拍摄。于是，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找毛泽东，提出到室外合影的想法，毛泽东欣然同意。后来吴印咸回忆：“这是原先没有想到的，毛主席亲自招呼大家到外面，自己先坐下，大家很快围了上去，站好坐定。主席如此重视，亲切融洽，使全体与会者激动不已。”可是吴印咸的相机镜头小，拍那么多人，效果很难保证，况且胶卷已过期多年了。于是他就先从前侧方向拍了一张，后又从正面用3张底片拍了接片，总算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成为文艺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珍贵史料。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细节与花絮》一文中，学者孙国林描述了拍照当时的情形。照相时，毛泽东和朱德坐在第一排，其他人则是自由坐，没有什么职务、地位的区分。钟敬之等人到前边正在施工的中央大礼堂工地上观看。刚一走到，回头一看照相队伍已排好，急忙回跑，同时喊着“等等我们”，总算挤在第三排边上。由于种种原因，有些人照相时没有赶上，这也为后来统计参加座谈会的具体人数带来了难题。在拍照过程中，发生了一件趣事，正在拍侧面照时，坐在第一排的刘白羽的破马扎“咔嚓”一声坏了，这意外的声音引得大部分人的目光投向了他，吴印咸按动快门的手来不及停下，刘白羽低头看马扎的狼狈形象也被定格了。这张照片不太常见，但作为完成拍摄接片的一部分，生动记录了当时的融洽氛围。

　　深入的调研、亲切的请柬和应时而为的会议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应时而为’的产物。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还没有真正扑到工农兵那里，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文化合力，还没有真正为工农兵服务。”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梁向阳介绍，当时延安文艺界的总体情况，可以用“两个阵营、三大系统、四个山头”来概括。董学文介绍，当时延安文艺界总体来看是进步的文艺、解放区的文艺，但是文艺家还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很多分歧。当时有一种关门提高的倾向，有一种脱离群众的倾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当时的延安文艺界有宗派情绪，这也很影响工作。如何统一思想，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变得十分紧迫。

　　据梁向阳研究， 1942年春，毛泽东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给许多作家写信，找许多作家谈话。毛泽东个别约见谈话与写信征求意见的延安文化人士有：李伯钊、丁玲、艾青、萧军、萧三、罗烽、舒群、刘白羽、欧阳山、周文、草明、塞克、于黑丁等人。毛泽东以“集体谈话”的方式与“鲁艺”的部分党员文艺家进行交流的人员有：周扬、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毛泽东还多次以约见谈话与写信征求意见的方式，让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等人帮助搜集材料，提供有关文艺的意见。

　　据董学文研究， 1942年4月，毛主席给艾青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艾青同志，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请惠临一叙，此致敬礼。”艾青就去了，毛泽东就跟他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你看这件事怎么办。艾青说，那就开个会，你来讲一讲。毛泽东也特别风趣地说：“我讲你们能听我的吗？”艾青说：“至少我是爱听你讲的。”过了两天，毛泽东又给艾青写了一封信，再一次想跟他交谈。他说：“前天所谈的关于文艺方面的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 ”他在“反面的”三个字下面画了一个圈，表示特别希望听到不同的意见。又过几天，毛泽东给艾青写了第三封信。因为艾青在上一封回信中写了自己的一些意见，毛主席收到说“大作和来函收到，读兮，愿深谈，因为河水很大，派马来接你”。董学文说，可见毛泽东是非常认真的。

　　1942年4月10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议并获准通过关于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决定，确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在经过充分的准备后，1942年4月27日，毛泽东与凯丰发出请柬，邀请100多位延安文艺工作者参加文艺座谈。梁向阳介绍，延安当时物质条件极其匮乏，一般印刷品都用自制的马兰纸，但这个“请柬”却是用粉红色的“油光纸”印制的，应该算是当时延安“最豪华”的请柬了。孙国林表示，它不是通知，而是请柬；请柬说是交换意见，不是听报告，一下子拉近了领袖与文艺家们的距离，让人倍感亲切。

　　煤气灯下的答卷，成为文艺史上的生动画面 

　　1942年5月2日，星期六，延安阳光明媚，与会人员手持请柬，出席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学者高慧琳编著的图书《群星闪耀延河边：延安文艺座谈会参加者》中介绍，延安文艺座谈会大会开了三次。当时会议的参加者并无严格限制，据多种不同记载，三次会议参加者有所不同，从七八十人到150人不等，在吴印咸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中留影的，则共有106人。

　　1942年5月2日，第一次会议由凯丰主持，毛泽东作讲话。他着重讲了立场、态度、对象、材料、如何搜集材料、学习等六个问题，也就是《讲话》中的“引言”部分，后来发表时经过修改，其中毛泽东一开始说的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带领的，一支是鲁总司令带领的，后来发表时改为“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毛泽东讲完后，会议休息，接着开始讨论，会议开到晚上约十点半结束。

　　5月16日，举行第二次会议，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毛泽东还不断做记录。5月23日上午十时，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朱德讲话，谈了文艺工作的立场、态度、对象问题，并联系自己谈了世界观的转变问题。朱德讲话结束后，大家到室外拍摄合影。照完相后，大家先吃晚饭。饭后，会场移到中办大楼前的空地上进行。人们围坐成一个椭圆形的大圈，听毛泽东作“结论”讲话。在煤气灯下，毛泽东手拿一叠写有毛笔字提纲的白纸，开始用他那柔绵细长的湖南腔抑扬顿挫地说：“同志们，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我就答一下，看能不能及格？我答卷的题目就叫‘结论’。”那时延安没有录音设备，会议设立了速记组，详细地记录下了毛泽东的讲话全文和每个人的发言。

　　梁向阳介绍，毛泽东把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即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他说这是个原则问题、根本问题。围绕这个问题，他还阐述了文艺的源与流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在“结论”中，毛泽东还根据他先前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和三次会议与会者的发言，分析批评了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问题。

　　划时代的光辉文献，开启了新文艺道路的史诗篇章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出并解决了对于中国革命文艺发展道路上遇到的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政策问题和实践问题。1943年10月19日，《讲话》在《解放日报》上正式发表。10月20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学习《讲话》的《通知》。半个月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这两个文件，确立了《讲话》作为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根本性指导文件的地位。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投身火热生活，深入工农兵，创作出一大批反映现实、反映新生活的作品，新的文学、木刻、美术、戏剧、音乐作品不断涌现，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文艺面貌焕然一新，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如长篇小说《高干大》《种谷记》《李家庄变迁》《吕梁英雄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荷花淀》等；戏曲作品《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血泪仇》《穷人恨》等，以及民族新歌剧《白毛女》、新民歌体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新民歌《东方红》《翻身道情》《高楼万丈平地起》和大量表现工农兵的文艺特写、报告文学、新木刻画等。这些具有典型的解放区文艺标高的文艺作品，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喜爱，即使到今天也成为人们记忆中的“红色经典”，成为一个时代文艺成就的重要标志与象征。

　　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启了党领导的新文艺道路的史诗篇章——

　　1949年，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宣告成立。大会总结了“五四”以来文艺工作的成绩与经验，确定了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总方针，明确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提出了社会主义时期文艺的新任务。

　　1979年，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祝词。大会全面总结了30年来文艺发展的经验与教训，重申了“双百”方针，基本确立了新的“二为”方向。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正式提出新的“二为”方向。这是中国文艺发展历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新时期文艺迎来了春天。在社会迅猛发展、多元文化激烈碰撞和时代变革大潮中，我们党领导着广大文艺工作者再度出发，始终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始终与时俱进，积极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进科学发展，建设和谐文化，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一条从延安出发而贯穿整个新中国文艺史的基因线索、精神脉络，始终发挥着火炬引领的重要作用，激励着时代奋进的步伐。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与文艺界人士亲切交谈，听取意见，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科学分析了文艺领域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事关文艺繁荣发展的一系列带有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体现了党对文艺工作的新思想、新判断、新要求，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创文艺工作新局面做出了全面部署。这是继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党中央召开的又一次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会议，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

　　如今，这张合影的一张珍贵原版照片收藏于谢子龙影像艺术馆。回忆起收藏该作品的初衷，湖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谢子龙影像艺术馆馆长谢子龙表示：“作为新时代的摄影人，我一直非常关注老一辈摄影家的作品，特别是吴印咸老先生对中国红色题材摄影作品的创作记录了一段重要历史。据我所知，这幅《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现有2张原作。2015年，其中一件原作被拍卖，我当时就是冲着这张作品去的，志在必得。因为这张作品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它体现的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文艺工作的重视和对文艺工作者的尊重。当我看到这张作品时，我感到，作为一名摄影人、一名文艺工作者，我有责任也有强烈的意愿要把这段历史保存下来，也希望能够用影像佐证这段历史，传承红色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