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在多个场合多次发表相关讲话，还先后给部分文艺单位和个人写信、回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殷切关怀。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和信件，思想深刻、语气亲切，可谓字字珠玑、句句真理。其中对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表述，尤其如此：“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也是书写创造历史的主体。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文学艺术，犹如一条波澜壮阔生生不息的长河，倒映着100年来发生在中国大地上可歌可泣的历史风景。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的核心精神和理念，是贯穿于100年中国现当代革命文学、先进文学艺术的一根主线、红线。

　　1、人民，永恒而不断深化的艺术形象

　　可以说，中国革命文艺、社会主义文艺从她呱呱坠地那天起，她高扬的旗帜上就书写着两个永恒的大字，那就是“人民”。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党性宗旨决定了其文艺必然要提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这一坚持中，“人民”作为中国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第一主角”始终不变地成为我们表现的中心和重心，但同时又随时代的发展而呈现着不断的变化和深化。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的创作实践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成规模成系统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探索。左联顺应世界左翼文化潮流，倡导“普罗大众文艺”。诚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文学。在左联掀起的文学艺术浪潮中，我们第一次看到了苦难挣扎的“人民”群像：春宝娘成为地主的典妻“为奴隶的母亲”，沿着浙东山区崎岖的小道走来；杨树浦纺织厂的面黄肌瘦的包身工在寒夜的风里颤抖；生死场上“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死的挣扎”，他们的决心和反抗；还有蚕农老通宝沉重的叹息、江南小镇贫苦寡妇文嫂悬梁自尽……而在左联党的电影小组领导下，中国进步电影严谨而艺术地推出了《风云儿女》《大路》《十字街头》等四十多部真实表现人民苦难和抗争的杰出影片。其中的插曲《渔光曲》《毕业歌》《大路歌》成为中国音乐中的经典歌曲，《义勇军进行曲》的不朽旋律更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为了人民的文学，左联作家柔石、殷夫、冯铿、胡也频、李伟森等最终如鲁迅所言“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第一篇文章”，染红了龙华的桃花。

　　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群众通过“土改”成为解放区根据地的主人，并开天辟地获得了“人民”这一庄严神圣的历史称谓。人民，作为文艺的主体地位得到了明确的认定和彰显。在中国共产党“为人民大众”的旗帜下，作家艺术家大批深入实际火热的革命斗争一线。为着解放、自由而投入革命斗争的“人民”群像，第一次屹立在文学艺术的长廊里。在《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吕梁英雄传》《荷花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我们感受到人民在革命斗争风暴中冲破旧世界，挣脱精神枷锁，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自由爱情的追求。秧歌剧《夫妻识字》《兄妹开荒》以带着泥土气息的清新、亲切，展现了中国农民在扫盲、大生产运动中喜悦谐趣的生活状态。古元、力群、彦涵等一大批版画家则把鲁迅提倡的新兴木刻运动的战斗精神带到解放区。特别是合唱《黄河大合唱》和歌剧《白毛女》，前者借鉴西洋合唱的形式和民族韵致的曲调，以史诗的壮阔唱出了中华民族黄河般的咆哮。后者则在喜儿“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境遇中，拓展了人的主题、人的尊严和解放。1942年，党领导的文学艺术塑造的“人民”身上，体现了人民革命和人性启蒙的高度统一，开启了“人民文艺”的新时代，也为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为新中国的成立树立了“人民”这座艺术的丰碑，一座文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诚如1949年周扬所言，“解放区的文艺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人，是文艺永远的主题、永恒的主题。其实党领导的100年中国先进文艺始终围绕着人的主题展开。我们从歌剧《小二黑结婚》、沪剧《罗汉钱》、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评剧《刘巧儿》等作品中可以看到，以女性解放为先导，预示了中国人民作为人的“整体”的解放。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以人民为中心”文艺创作中的“人民”大体有以下随时代发展而发生的变化和不断升华。

　　以歌曲《歌唱祖国》为标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艺中的“人民”充满了对新生活的渴望，对劳动和建设的由衷礼赞，洋溢着一股青春的热烈。长篇小说《百炼成钢》《青春万岁》《山乡巨变》《创业史》《李双双》《上海的早晨》《香飘四季》、报告文学《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小将们在挑战》以恢宏的气度再现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朝气蓬勃的建设中工人农民和建设者们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诗人贺敬之的《放声歌唱》《雷锋之歌》《三门峡·梳妆台》《在西去列车的窗口》、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甘蔗林——青纱帐》、闻捷的《天山牧歌》《复仇的火焰》、李季的《石油诗》洋溢着新中国青春期豪迈和浪漫的诗情。戏剧舞台上的《朝阳沟》《霓虹灯下的哨兵》《第二个春天》《激流勇进》《南海长城》《朝阳沟》，银幕上的《护士日记》《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女篮五号》《老兵新传》《五朵金花》《农奴》《大李、小李和老李》《满意不满意》《年轻的一代》 《雷锋》等等展现了各行各业各族人民在工厂、农村、街道、边疆，翻身解放建设新中国的主人形象。

　　新中国是在血与火的炼狱中诞生的。在历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前赴后继英勇牺牲的几千万英烈，书写了人类战争史诗为着自由独立解放浴血奋战的最为壮丽的篇章，也是一条不断开掘向前的文艺洪流。所以，战斗、牺牲的“人民”也是新中国文艺的主角，既有长篇小说《红日》《红岩》 《红旗谱》《林海雪原》《逐鹿中原》《古城春晓》、话剧《万水千山》、电影《渡江侦察记》《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大决战》等金戈铁马、洪钟大吕的史诗式宏大叙事，也有《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等类武侠式情节惊险曲折、畅销且充满市井气息的传奇故事。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滔滔大河边有一道温婉的小溪流，以水彩的风格讲述着革命战争中另一面的动人故事，如小说《百合花》《党费》《七根火柴》《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三家巷》《苦斗》、诗歌《雪与山谷》、电影《柳堡的故事》《革命家庭》。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是这些作品中高高举起熊熊燃烧的三把火炬，既照亮了过往的历史，也为新中国在既波澜壮阔又崎岖艰难的道路的前进，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人民”展示了改革、开放、昂扬、创造创新、意气风发的形象。奋进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人生》 《平凡的世界》《蹉跎岁月》《哦，香雪》《生活的路》《孽债》重新激活、接续了文学和现实生活血脉相连的纽带。歌曲《祝酒歌》《在希望的田野上》《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江山》成为一个由声音留下的时代脚印。歌曲《难忘今宵》总在除夕温馨地把每一个中国人送到愈加美好的来年。影片《离开雷锋的日子》《焦裕禄》《孔繁森》《横空出世》《生死抉择》《钢的琴》《战狼2》《红海行动》、电视剧《渴望》《编辑部的故事》 《外来妹》《十六岁的花季》《激情燃烧的岁月》、戏剧《父亲》《西京故事》《迟开的玫瑰》《挑山女人》展现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人民的渴望、欢欣、艰辛和奉献。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人”不同，现在的“新”除了理想、希望、成就，同时不乏生活自身的沉重和艰难。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从中让人们看到一个民族在发展和进步的道路上留下深深足迹的“人民”。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小说《伤痕》《班主任》《灵与肉》《绿化树》《蹉跎岁月》，话剧《于无声处》《报春花》《丹心谱》、电影《牧马人》《芙蓉镇》《天云山传奇》反映了经过十年“文革”内乱的灾难、人的意识的觉醒，传达了“人民”深刻的历史反思，成为改革开放的号角和先声。

　　而人民形象的永恒和变化的内驱力，正在于党的“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不断发展、不断深化、不断清晰明确。1980年，党中央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深情地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同时揭示了“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的二者关系。江泽民同志提出，“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胡锦涛同志强调，“一切进步的文艺创作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远同人民在一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艺术之树才能常青”。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开创性地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为核心理念的治国理政的思想体系，第一次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纳入“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体系，赋予这一导向以重大价值和意义。同时，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展开了全方位的丰富而独创性的论述，从而实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从号召到完整的理论论述的重大转换，使之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正是在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思想引领下，党的十八大以来，文艺创作出现了一批艺术精湛、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精品力作。就以近期而言，舞台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深海》《雨花台》《柳青》《平凡的世界》《路遥》《沂蒙山》《陈奂生的吃饭问题》《草原英雄小姐妹》等强攻硬核题材，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艺术呈现和人物塑造上取得了许多新鲜的经验和突破。而影视剧《觉醒年代》《山海情》《大江大河》《北平无战事》《跨过鸭绿江》《我和我的祖国》《金刚川》《我和我的家乡》《战狼2》《红海行动》等都在人民书写历史上展现了新的时代气象。“以人民为中心”，完全摆脱了概念化、模式化的窠臼，实现了“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与挣扎”的创作追求，从而“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

　　以我的学习体会，我认为就文艺创作者而言，“以人民为中心”首先是要明确起点，并向内注入自身、塑造自己的灵魂。必须看到，人民是我们文艺创作的起点，正因为人民为我们提供了素材、养料和灵感，因此文艺作品理所当然地要以人民为主角。其次是要明确归宿，并向外进行传播、引领社会的风尚。文艺工作者的作品必须使人民群众感受到中华美学精神的享受和喜悦，认识到自己创造时代、发展社会的价值和意义。

　　2、以人民为主角——创作方向谈

　　千秋伟业，百年风华，人民至上，人民万岁。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经过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尽管其间经历了许多曲折，甚至犯过“文革”这样的严重错误，但总体上为中国走出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历史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发展格局。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更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令全世界为之震惊的巨大变化和进步。2020年更是以守望相助、万众一心的磅礴力量抗击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最早走出严重的困境。在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全国346支医疗队、4.2万多名医护人员逆风而上，以万众一心的磅礴力量迎难而上，为打赢这场战役贡献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的8年中，近1亿人摆脱贫困，14亿人共同迈进小康生活。而创造这些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的主体，就是全体中国人民。由此可见，中国的现当代文学艺术的最大优势，就在于时代变化的巨大幅度和社会生活的极大丰富——100年前，清政府代表屈辱地坐在《辛丑条约》的签字桌前，怎么可能想象中国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而且名列前茅？当年我们仰望比尔·盖茨、乔布斯的时候，怎么能想象日后一批中国高科技企业横空出世？100年来，无数中华儿女前赴后继英勇牺牲，用他们的青春和热血换来了五星红旗的高高飘扬；用他们辛勤的劳动和汗水，用他们艰苦卓绝的努力，改变了神州大地的一穷二白。改革开放，更是写下了全国人民共同奔向美好未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足以令我们祖先欣慰的崭新历史篇章。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创造历史的真正力量。在脱贫攻坚斗争中，1800多名同志生命定格在脱贫攻坚征程上。没有人民的创造、奉献和牺牲，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中国！中国的普通百姓，正是最值得我们文艺工作者用心去爱、用情去写的人。他们怀抱的理想和追求，他们承受的苦难和压力，他们克服的艰难和险阻，从他们的喜怒哀乐中透射、焕发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埋头苦干、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文艺工作者用自己的一生，用自己的全部心力去为之描画、为之赞美、为之服务。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中国是全世界素材最丰富、内容最多样的文艺富矿，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文艺素材的大国。各国作家、艺术家只要来到中国，无不惊叹、震撼于这一点。一位爱尔兰作家每天听着上海熙熙攘攘的市声，由衷地赞美：“我的窗外就是一首上海交响乐！”他希望通过在上海的写作，让世界各国读者了解巨变中的中国，特别是普通上海人的生活变迁及思想情感。一位挪威作家欣喜地说：“上海是未来。我来上海后，就成为了这未来中的一分子，这对我而言是个美丽的惊喜，因为一直以来，我认为自己只是属于‘曾经’而已。”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十分认同为人民而写作的理念。他认为，中国小说为普通人而写，这种面向大众的文化精神，早在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中就体现出来了。

　　外国作家艺术家如此，作为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我们更有责任、更理所应当地表现我们的人民，为他们树立一座座足以传世的文学艺术的丰碑。这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每一位有良知、有追求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

　　3、供给侧的思考——创作目的谈

　　从计划经济时代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以人民为中心”一直是永恒的命题，也始终充满着具体而复杂的变化。我们必须意识到，要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真正落到实处、细处，是一个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不断自我革新的使命。

　　人民，既是一个永恒的概念，又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随时代不断变化的范畴。作为文艺创作的目标群体，如今的“人民”相比过往年代的“人民”，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主导的时代，人民是一个十分清晰、有着矛盾和斗争对立面的群体；在计划经济时代，人民是一个相对整体划一的群体。他们的衣食住行大体一致，物质和精神生活基本相似。但在市场经济时代，“人民”已经成为一个经济收入落差大、思想活跃度高、审美趣味多样化、地区发展不平衡，带有强烈、丰富的个性色彩的群体。有鉴于此，“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绝对固化、明确、整齐，具有完全、简单一致性的课题了。

　　面对这样的“人民”，文艺创作要具备“供给侧的思考”，即从供需关系的时代变化，来创作、提供、满足社会大众各向度、各层次、各种品位和趣味的精神文化需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的文艺创作和传播，就要按十九大报告所要求的那样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提高供给侧体系的质量作为主攻方向。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问世并迅速成为一部现象级的新作品，是个值得关注研究的对象。它以充满青春活力和时代气息的艺术想象，以崭新的舞蹈叙事和精准细腻的人物塑造，再现了共产党人李侠、兰芬夫妇以爱和信念支撑起来的高贵灵魂。该剧每年演出超过百场，全国巡演几乎场场爆满，多次加演仍一票难求。该剧之所以广受人民群众的欢迎，是因为它唤醒了人们沉睡的历史记忆、触动了观众心灵的悸动，尤其是受到了年轻观众的广泛好评，发出了“我们把掌声献给英雄，把泪水留给自己”的赞叹。大量的90后、00后自发“二刷”“三刷”，苏州一位年轻警察五次开车来沪追剧。该剧在广州大剧院演出时，一位观众带着母亲从长沙一路追剧，这已是她第9次进场观剧了。在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的供给侧看来，需方已不再满足一般化、“大路货”的精神文化产品，不再满足简单化、脸谱化的艺术表达。当代文艺的有效性，必须在受众的接受中才能充分实现，何况今天的观众与老一代观众相比，既有审美代际的叠加，更有审美代际的差异。他们见多识广，思维更敏捷、观念更创新，正期待着能征服他们、超越他们的艺术而不是落后于他们所期待的“艺术”。

　　当前文艺创作正在实现供给侧的突破。话剧《深海》《柳青》真切了人民科学家、人民作家最“人化”的可亲近可感受的艺术魅力。《觉醒年代》正面反映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品以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时代激流中激情澎湃寻找真理的青春形象形成了与当代受众的热烈共情。电视剧《山海情》则以最直接的感性呈现，敢于直面中国脱贫的艰难进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必须解放思想，突破那些束缚艺术创作的思想的牢笼。如果艺术创作自我画地为牢，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会使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成为空洞的口号。就供给侧而言，如何提高全系统的质量已经成为文艺创作的重中之重。而目前文艺创作面临的瓶颈，正是精品太少，粗劣之品太多。接受美学认为，文艺创作必须以受众为中心，充分顾及读者阅读、欣赏的精神需求。尤其是我们必须接受广大青年受众的检验，获得他们发自内心的认可。可以说，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已经成为艺术家们创作的共识，关键在于逐渐实现美学品格和观众需求、市场需求的结合、统一。我们要努力用更多习近平总书记称赞的“像蓝天上的阳光”一样的好作品，去照亮世道、温暖人心。

　　4、深入生活永不歇——创作方法谈

　　进入新时代以来，现实题材创作已成为文艺主潮，从中可见一些感人的作品，可感众多创作者们的热情。但遗憾的是，其中仍有不少作品明显缺乏生活的基础、生活的质感，个别甚至靠着新闻报道和艺术技巧在“硬编”。

　　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深入生活是所有文艺工作者成功的唯一法门。正如巴金所说：“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欢乐，你就到人民中间去吧！” 1986年，他在《致青年作家》一文中写道：“所谓划时代的巨作不是靠个人的聪明才智编造出来的，它是作家和人民心贴心之后用作家的心血写出来的。”上世纪50年代初，巴金自愿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慰问团，亲赴朝鲜战场深入生活将近半年。他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终日在前线战壕里与最可爱的人同甘共苦，开掘了他们内心深处不惜生命、保家卫国的美丽、坚强，并创作了小说《团圆》和一批散文作品。《团圆》很快被改编为家喻户晓的电影《英雄儿女》，英雄王成“向我开炮”的呐喊，成了几代人永恒的记忆。著名油画家王式廓以中国农村土改为题材的巨幅油画《血衣》，从延安时期产生了初步想法，到1949年参加北京郊区土改，1954年完成草图， 1957年完成大样，再到1973年基本完成油画，历经了20多个春秋寒暑。20多年间，王式廓不断地去农村深入生活，对中国农民在历史瞬间爆发出来的情感和行动，有了真切的体悟和透彻的理解，可谓“二十年磨一画”，使鲜活的生活最终成为了永恒的作品。

　　而今年出现的优秀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作品，背后大都有着艺术家无条件地深入生活，被生活和原型打动的感人经历。电视剧《山海情》获豆瓣平台9.4分的“爆款”高分，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演员无论大小，在沙尘飞扬空气干燥的戈壁荒滩，重新经受、体验了一遍当地百姓20多年的艰苦奋斗。

　　我们已进入了一个以互联网为重要传播手段的信息时代。根据We Are Social和Hootsuite发布的最新统计，2021年1月全球网民数量已经达到46.6亿人，全球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9.5%，全球目前约有52.2亿人正在使用手机。2021年2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据国家统计局相关调查显示，截至2020年年底，我国全年移动互联网用户接入流量1656亿GB，手机上网人数9.86亿人。数据足见，社会和生活的信息以空前的速度传播着，以空前的规模累积和扩散着。有人问，难道这么庞大的信息，还不足以支撑文艺创作的需要吗？还需要我们继续去用传统的深入生活的方式去进行创作吗？对第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对第二个问题，我的回答则是肯定的。

　　我无意抹杀互联网给世界、给人类带来的积极的变化。我只是想指出事物的另一方面。网络世界包括其提供的信息，对于文艺创作来说有着明显的、重大的缺陷。因为它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它的喧哗和热闹其实是没有生命温度、生活热度的冰冷的东西，它数量虽多、规模虽大，但缺乏文艺创作所必需的生活质感和人性肌理，没有那种人与人直接接触所能得到的“体验”及其碰撞的光亮。文艺创作，绝不能只依靠一个数码堆积的符号化、碎片化的世界，绝不能满足在一个从网络文字符号到转换文学符号的过程中。由于网络信息庞杂到眼花缭乱的程度，而其意义所指则是众声喧哗和意象模糊的，因而据此“创作”出来的东西，往往缺乏整体思考，显得扁平化，令人深陷于非理性的摩擦和强烈的片面性中。美国记者、经济学家托马斯·弗利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认为，在经济一体化时代，我们生存的世界正在被抹平：人们靠鼠标点击可以越过万水千山，抹平高山大海，铲平了高高低低的世界市场。一个非直接接触的网络世界也把生活和现实压缩成一个看似一览无余的平面了。我们可以在瞬间知道的世界，却既没有实际生活和人性的纵深感，也没有人物丰满凹凸的立体感，我们得到的其实只是一个平面的表象。英国作家福斯特把小说人物划为“圆形人物”“扁平人物”两类，认为创作者倘若主要凭借网络世界提供的素材，甚至沉湎于网络世界的虚拟生活中，充其量只能制造出干瘪苍白没有血色的“扁平人物”，而断断创造不出丰满立体感人的“圆形人物”来。

　　还有人问，深入生活，难道我自己的生活就不是生活，我还不够深入它吗？我的回答，当然是，但还很不够。对于以文艺创作为业的人来说，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自己的生活作为创作素材会逐渐收缩，类似池塘的淤积。“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引进“源头活水”。文学艺术的成功，第一推动力来自生活，第二推动力来自创作主体，包括他们的才华才情、艺术想象、创作状态、对艺术的理解和把握……

　　不仅现实题材，即便是历史题材也需要来自现实生活的营养和灵感。京剧名家尚长荣创排《贞观盛事》时，就多次到陕西实地考察，体会历史中激发出来的现实激情。因此，他在台上的表演虽是业已成为历史的人物和故事，但每一个观众都可以从中听到当代中国在历史画卷中激起的回声。

　　总之，无论何时何地，深入生活不仅没有过时，而且需要不断强化深化。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的根本原因。深入生活，不仅有助于我们体验现实生活的感性形态，直接触碰、触摸生活的质感，特别是鲜活的生机勃勃的、创造推动着社会前进的、活生生的“人”，和人的灵魂、精神、情感的真切脉动，更有助于我们准确全面地把握理解真实的生活和生活背后的意义。熟悉自己陌生的“他者”的生活，并把“他者”的生活转化为自我生活体悟的有机成分，从而创作出洋溢着生活勃勃生机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这个大地不是别的，就是人民，就是生活。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