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书生，但凡提起书的话题，总有说不完的话。那真是“左右向背，各相乘除”，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说出一大堆故事。
我是生不逢时的：刚好到了懂得看书的年龄，却赶上举国书荒，整整十年，几乎所有好书都被当成毒草“封杀”了。这种自幼落下的“书渴症”（这是我自造的一个专用名词），就跟“消渴症”（即西医所说的糖尿病）一样，是足以相伴终生，无药可解的。即便到了书源充足的年代，依旧不间断地犯病，见书就想买，不买就难受。这种“书渴症”换来的直接“恶果”就是，书永远无处安放，书柜永远不够用，书房永远处于拥挤不堪杂乱无章状态……一个书生与书、与书房、与书桌书柜之间的那些爱恨情仇、酸甜苦辣，那真是一言难尽。
坐拥书城
婚房与书房
我从结婚时就开始“营造”自己的书房。起初只是在心里做梦，后来就开始一步步圆梦。
打造结婚家具的时候，我提出要打一个书柜。木匠师傅见婚房只有一间小屋，就说一堂家具里没算上书柜，即便打了也摆不下。我就说，宁可减少其他用具，还一把抄过他写好的单子，先把梳妆台、酒柜之类全划掉了。好在李瑾也不计较。最后，师傅算来算去，还多出了一个角落，可以加一件家具，加什么呢？我和李瑾一商量，就多做了一个文物柜——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放书。
这间婚房当然算不上是书房，只能说是书房的雏形。1987年，单位分给我一套住房，是一大一小两居室的“偏单”。这在当时算是“豪宅”了。这回，我是要认真经营一间书房了：把那间小屋拿出来，一次性购置三个书柜，加上原有的两个柜子，这间书房可谓洋洋大观了。看着书们舒舒服服地住进新家，我也感到周身通泰。那段日子，虽说“银根”依旧偏紧，但心情愉悦，买了不少成套的大书，如《辞海》《词源》《史记》《全唐诗》《简明大英百科全书》等等。当时，我因在全国职称统考中考了个全国第一，新华社天津分社的摄影记者宋佑民先生要到我家拍照，说是要用到杂志上。在书房里拍完之后，他颇有几分羡慕地说，小侯，你这个书房很不错呀——我去过很多老先生家，他们的书房还没你的好呢！
我对这间小书房充满感情。决定南下时，曾在书房里徘徊复徘徊，真是不舍离开。可行期已定，只能割舍。临别时，我在心里默默念叨着：“宝贝们，等着我，我迟早会回来看你们的！”
与作曲家鲍元恺教授在天津旧宅书房的"寄荃斋"匾额下交谈
深圳的临时书房
到深圳一年以后，我分得一套周转房，那是一套三房两厅的大房子，当然是相比于天津的住房而言。我们又开始“营造”新的书房。因为周转房只是临时过渡，我们就没买家具，而是从天津老乡张传伟夫妇那里“接收”了他淘汰的全套旧家什，其中也有一个书柜。随后赶上单位搬家，也要处理一批办公用具，我就又买了两个书柜。如此一来，我的书房又初具规模了。尽管书房里的家具都是东拼西凑的，但柜子里的书却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我在这间书房里，写了许多激情洋溢的文章，还给天津日报开过名叫《感受深圳》专栏。值得一提的是，这间简陋的书房，还曾接待过不少文艺界名人，若邓云乡、范曾、陈子善、鲍元恺、陈文华、寇丹……
把主卧当书房
1997年，按照深圳的房改政策，我终于购买了一套福利（安居）房。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己的住房。虽号称四房两厅，其实住房面积都很小。用哪间房做书房？我和李瑾颇费了一番琢磨。最后，我们决定把最大的那间主人房用做书房。给我家做装修的那位队长在装完房子之后跟我们说，他在深圳装修过无数住宅，把主卧当书房的，只有我们一家。他这么说，其实是在抱怨这个书房很难做，两面墙统统打成固定书柜，木工活儿要比别家多出好几倍，而且全都用实木，“真没见过这么干的！”
一家三口逛书城
这间书房建成以后，我迎来了第二个“购书高峰”。此时，我的经济状况已大为改观，再不用精打细算了，买起书来“豪气十足”。此时，女儿也长大了，也要求有一个书柜，我们就在她的住房里拿出一面墙，打了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柜。如此一来，我家的购书大军实力大增，“逛书城”一时间成为我们一家三口节假日的首选，每次去都大包小包搬回一大堆宝贝。
一介书生，倘若碰巧遇上两个既不化妆，也不捯饬，对首饰时装之类全无兴趣，偏好买书的女人，那你绝对是中了人生的“头彩”——偏偏我们家一大一小两个女人就都是这样的。而且，我发现女儿在买书方面的偏好和冲劲儿，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我还要厉害。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深圳少儿图书馆评选小小藏书家，她竟然夺得第一名，还捧回了一座“金猴头”奖杯。
以如此强劲的家庭购买力，不出两年，书房里就“书满为患”了。我时常兴冲冲地买了一堆新书回来，却为“安置”它们费尽心力。先是加层，本来是摆一排书的，改成摆两排；两排都摆满了，就再插缝，让书们挤一挤顶一顶，空间有限，请多包涵。再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改换思路：再换一间更大的书房。
大师设计的书房
我们是在2003年“非典”过后，开始盘算着换房子的。这次李瑾提出一个要求，一定要有一间大卧室。她的道理很简单：过去都是你的书房优先，咱没意见；现在既然要改善住房条件，那我也要一间像样的卧室，不说优先吧，只讲和书房同等待遇，这不算过分吧——当然不过分，合情合理，理所应当。于是，我们开始满深圳寻找既有大卧室，又有大书房，还不能超出我们的经济承受力的房子。最终，我们选定了一套复式结构的房子，完全满足了预先设定的各项要求。
在深圳新装修好的书房和设计师洪忠轩合影
更令我们惊喜的是，我们遇到了一位善解人意而又水准极高的家装设计师，他就是十多年后竞标夺得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塔顶层设计的设计大师洪忠轩先生——当然，他给我家设计住房时，名气还没那么大，但其超前的设计理念和缜密的卓异构思却深得我心，关键是他巧妙地把书房和书库分离出来，大书房成为纯粹的工作间和展示厅，而书柜则被安排在二层的起居间里，两面墙错落摆开近20个书柜，好不气派！
我常常夜半时分，独自坐在书房里，开着房门，跟书柜里的书们“抒情”，心里默唱着那首熟悉的歌：“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知道我的心”……
这间书房的建成，堪称是我书房梦圆的标志。当时想，此生大概不会再离开这个灵魂家园了吧？
再次“创业”于京造书房
北京的书房已初具规模
殊不知，人生如转蓬。女儿毕业后考进中央美院当教师，落户在北京了，并且很快结婚生女。李瑾是南方退休、北方“上岗”，先去了北京。这一下，我也不得不重心北移。2019年退休之后，索性回到北方常住，一是与家人团聚，二是离天津也近，高龄的长辈们有事也好照料。如此一来，我就只好再次“创业”，要在北京寓所再造一间书房了。
这件浩大的工程至今仍在进行中——去年底，我把深圳的办公室腾空交了，那里十多个书柜存放的上千册“签名本”和常用书，装了38箱运抵京城。这批书算是给北京的书房打了一个底儿，至于深圳大书库里的那些“宝贝们”将如何安置，唉，想一想就头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