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围绕着共同富裕奔小康，党和政府展开了“援建”“扶贫”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书写这种伟大的时代变革是当代文学必须承担的时代使命，而“如何书写”也就成为当代文学不断探索的创作课题。陈毅达《海边春秋》以“英雄传奇”形式结构承载“共同富裕一个都不能少”的国家意志，将小说的思想性和可读性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海边春秋》为当代文学书写时代变革提供了一个有重要借鉴和启发意义的范本。

　　《海边春秋》中蓝港村的问题主要涉及政府、兰波国际和村民三方，而刘书雷的任务就是协调这三方的关系，尽可能实现三方的合作共赢。“文学是人学”，改革时代的大变革最终也必然要落实在人的感情和生命体验上，《海边春秋》能将时代大变革落实到人物的情感上，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小说的文学性，使得小说成其为一部“小说”而不是“高级社会文件”。

　　《海边春秋》书写了新时代的“英雄成长”。“英雄成长”是“英雄传奇”的必要构成部分。而“英雄成长”又只是一种形式，这就意味着它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海边春秋》中刘书雷从一个书斋博士成长为一个改革干将，其中注入了新时代的精神。刘书雷作为北京大学毕业的文学博士、青年文艺批评家，他的骨子里有着中国传统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但是现代社会知识分子从政治传统中分离出来，在这种语境当中，在没有接触到现实的时候，刘书雷中国传统文人式的抱负和胸襟必然是不接地气的。也就难免在接触到现实的时候感到迷茫，而且他在被下派到“援岚办”时有一定的被动性。到了“援岚办”，当吴副秘书长要派他去处理蓝港村的问题时，他依然在打退堂鼓。在吴副秘书长的殷切期望之下，他退无可退地接受了任务。到了蓝港村之后，第一次两委会，场面就差点失控，还幸亏试验区下派的第一支书张正海替他打了圆场。他最初的工作是在张正海的帮助下展开的。可以说是党政领导的信任和支持给了刘书雷一个在火热的现实中成长的机会。而第一支书张正海也是刘书雷“英雄成长”路上的重要“帮手”。刘书雷取得蓝港村民意代表领袖大依公、海妹和晓阳以及兰波国际代表温淼淼信任的过程，也是“英雄成长”路上经受一系列“考验”的过程。刘书雷去蓝港村之后，为了能够和村里的族长式老人大依公拉近感情，就利用当地习俗去大依公家中吃饭，并与他喝酒。他的真诚打动了大依公，让大依公敞开心扉与他沟通。

　　刘书雷的成长还表现在他对蓝港村的工作思路的转变上。他一开始来到蓝港村是为了推动蓝港村的搬迁工作，而随着调研工作的深入，他逐渐发现问题、有了自己的想法，并在他的职责范围内为上级政府提供了决策依据，最终把试验区对蓝港村的搬迁决策变成了发展决策，这是他立足于现实逐渐“独当一面”的体现。刘书雷到岚岛挂职的任务结束了，也是他“英雄成长”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

　　《海边春秋》的叙事逻辑汲取了“英雄传奇”的“传奇”性。蓝港村如果不搬迁，就要考虑如何发展的问题，而发展的关键问题是资金问题，村里要发展就必须马上投入大笔资金。《海边春秋》用一个具有传奇性的情节解决了这个难题：早年大依公和小海鱼一起冒死救过一个台商胡老板。后来胡老板带着钱来感谢大依公和小海鱼，大依公没有接受胡老板的钱，而小海鱼接受了台商胡老板的三万元钱。因此，大依公更受村民敬重，而小海鱼受到道德谴责无奈离开村里。此后，小海鱼用这三万元作为资本做起了生意，经过多年的打拼，有了一家上市公司。但是他却一直想着回报村里。就在村里急需资金的关键时刻，当年的小海鱼，如今的蔡思蓝回到了村里。他见到了刘书雷，并主动给村里捐款六千万。台商胡老板也来到蓝港村给村里捐了一千三百万。蔡思蓝和胡老板的捐款解了村里的燃眉之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成就了刘书雷的“英雄事迹”。我们不能不承认资金这个关键问题的解决具有“传奇性”的色彩。这种传奇性建立在“巧合”上，几个关键人物的人生发生联系，又都在关键时刻回到蓝港村捐款。从文学的意义上来说，这传奇情节的设置是小说对实际困难的一种想象性解决。但是从思想性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党和政府开发岚岛的宏观决策，蔡思蓝和胡老板的捐款也没有用武之地了。而这一情节也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社会上各种资源和力量的凝聚作用。

　　《海边春秋》的“英雄传奇”形式与岚岛及蓝港村的美好发展愿景是分不开的。并不是所有的援建、扶贫类的主人公都可以取得刘书雷这样的成果，也就不是每一部小说都可以征用“英雄传奇”的形式。《海边春秋》的“英雄传奇”，不仅是由作家个人创作风格的选择决定的，也不仅是党和国家伟大力量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也与岚岛及蓝港村的独特发展机遇密不可分。由此，《海边春秋》既为改革时代的历史书写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蓝本，也为岚岛及蓝港村谱写了独特的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