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丽宏（全国政协委员）

　　毕加索是在世界美术史上创造了很多奇迹的人，他留在世界上的作品成千上万。他一生都在创造新的画风，如此大胆探索，求新求变，可谓前无古人，后乏来者。

　　在圣彼得堡的埃尔米塔什博物馆，毕加索的画也有数十幅之多。如果看了中世纪以来的欧洲油画，再看毕加索的作品，确实会感到这些画是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出自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古老的写实传统，在毕加索的油画中碎裂了，颠覆了，荒唐怪诞的形象和画面折射出画家心里的奇思幻想和动荡不安。毕加索的作品常常使人惊愕，使人不知所措。喜欢毕加索的画，曾经是一种时髦。面对他的画，尽管很多人为之困惑，但谁愿意做《皇帝的新衣》那个说“什么也没穿”的孩子呢？

　　谁也不会否认毕加索的伟大，不会否认他的生机勃勃的创造能力。但我相信不会所有的人都喜欢他的画。毕加索那些变形的人像，把美女画得面目狰狞、五官不齐，画成非人非鬼的怪物，这当然是画家惊世骇俗的创新，但要说这样的创新令人赏心悦目，那就是假话了。我看过毕加索为自己的第一任妻子画的一幅画，那是俄罗斯芭蕾舞演员奥尔加，她身着一袭黑色长裙，拿着一把扇子坐在沙发上，眼神中含情脉脉，是一个绝色美女。那画的名字是《坐在沙发上的奥尔加》。那时，毕加索早已开始他的创新，但他画的奥尔加完全是自然主义的写实。画布上的奥尔加和生活中的本人一样美貌动人。我想，如果把奥尔加画成面目狰狞的怪物，那位美丽的俄罗斯美女一定不会高兴。在埃尔米塔什收藏的毕加索作品中，也有几幅用传统手法创作的，譬如画于1902年的《索列尔像》和《幽会》，那是很写实的画，表现了高超的写实能力和传统绘画的扎实基础。画这两幅画时，毕加索才二十一岁，还没有成大名，也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画风。画中的索列尔先生不知何许人，从他的眼睛中流露出的忧郁和期待，使观者面对着他陷入沉思，而画面上那近乎黑色的背景，营造出深邃神秘的气氛。索列尔先生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两只杯子，一只咖啡杯，一只玻璃茶杯，这两只杯子值得注意，它们的描绘方式和传统的绘画不同，寥寥数笔，也不注重形体的精确，却画得很生动。这和整幅画似乎不协调，但此画却因此而显得特别。再看《幽会》，也是很传统的笔触。两个身披长袍的女人，在一个幽暗的所在相会，两人触额相依，似在低声倾诉别情。有人称这幅画为《两姐妹》，大概是为了避免引起歧义，免得让人联想起同性恋。画中的两个女人身体的比例很准确，没有什么变形和夸张，但有一个细节引起我的注意：画面右侧的那个人物，放在胸前的右手出奇的小，小得不成比例。这非常奇怪，一幅写实的画，出现这样的比例失准，似乎不合常理，以毕加索的写实功夫，不应该出这样的差错。这难道是他的故意所为？如果是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的画中出现这样的比例失调，那必定会被认为是败笔，而在毕加索笔下，这却是正常的。因为，和他后来的变形相比，这只小手实在算不了什么。但他的画中人物日趋变形却人人都能看见。在埃尔米塔什所藏的毕加索作品中，有一幅题为《友谊》的画，画面是两个依偎在一起的女人，那是变了形的人体，但还能分辨出人的脸，脸上也还有具体的表情。这表情，使我联想起《两姐妹》。我觉得这是两幅内容和意境相近的画，但《友谊》和《两姐妹》在风格上已经大相径庭。再看他中年以后的画，譬如著名的《哭泣的女人》《斜倚的女人在阅读》《茶女》等，人物的五官已经在脸盘内外随意跳跃，身体的器官则自由不羁地在画面上到处飞舞，被肢解的人和鬼魅、怪物之间没有了界限。画家如此表现女性，实在有点残酷。这些躁动不安的画，和沉静的《两姐妹》相比较，真有天壤之别了。在画家来说，这是变革，是超越，是对艺术奥秘的探索，对观者来说，则是窥见了一个幻想者荒诞不经的梦境。有这样一个故事：在意大利，毕加索曾为俄罗斯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画过一幅肖像，作曲家离开意大利时，边防军人查他的行李，扣下了毕加索的画，因为他们认为这不是肖像，而是一幅地图。斯特拉文斯基百般解说也没有用，最后只得将画送回罗马，后来通过外交官的外交信袋将画带给了他。军人把毕加索的人像画看成地图，当然是一个笑话，但由此可见这样的画和传统的肖像有多大的差别。

　　在埃尔米塔什博物馆，有一幅毕加索的画题为《持扇的女人》，画于1908年，画面上一个半裸的女人，手持一把折扇，坐在沙发上低头沉思。此画的风格已不是传统的写实，人体虽没有大变形，但笔触和古典的油画完全不一样了，女人的身躯、肢干和脸部表情都被抽象成几何形体，色彩浓烈，引人注目，这也属于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的实践。当时，已经有人称毕加索为“疯子”，但有意思的是，那些把毕加索称为“疯子”的人，却愿意出巨款收购他的画。看《持扇的女人》时，我很自然地想起了毕加索为奥尔加画的肖像，《坐在沙发上的奥尔加》画于1917年，比《持扇的女人》晚了十年。以我所见，为奥尔加所作的几幅画，是毕加索留存世间的最为写实的一批画。而奥尔加坐到他的画室里时，他已在变形的道上走了十多年，他的立体主义正向着巅峰发展，作品中已很少出现传统的写实笔墨。但他却为奥尔加的肖像选择了一种古典的风格，这件事情很值得玩味。奥尔加是毕加索的妻子，他曾经为她画过很多肖像，没有一幅是用立体主义的手法完成的。我读过毕加索的传记，传记中说奥尔加不懂艺术，一定要毕加索用古典的绘画方式为她画像，而毕加索则对她言听计从。毕加索是一个固执孤傲的人，不会轻易就范于别人的指点，即便是沉溺在恋爱中时，他也不会放弃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他的一生，是不断恋爱的一生，谁也无法统计曾有多少女人进入他的情感生活和性生活。而与此同时，他也在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绘画面貌。如此耐心地用自然主义的手法画肖像，在毕加索实在是难得。其实，不仅是奥尔加，毕加索在画他所爱恋或敬重的人时，总是避开了立体主义，停止了他创新求异的步履。譬如他的母亲，他的几个好友，在他的笔下都是自然的形态。那么，在毕加索的心里，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美，这也许是一个秘密。但很显然，在创作手段上求新求异的结果，未必是艺术家理想的美妙境地。我相信，那些面目狰狞、肢体错乱的绘画，很可能是激情和仇恨交织的产物，而柔情和浪漫的糅合，应该产生令人身心愉悦的效果。

　　“当我看着你时，已经再也看不到你。”当年，毕加索谈他的人像画时曾经这样说过。这是一句充满玄机、似是而非的话。我想，这句话中，第一个“你”，是画中人，而第二个“你”，应该是被描绘的对象。如果是这样，那很符合毕加索作品欣赏逻辑。

　　1911年，美术评论家米多顿·墨利写了一篇关于毕加索的文章，发表在伦敦《新时代》杂志上，文中有这样的话：“我极为坦率地表示决不假装理解或是赏识毕加索。我对他敬畏有加……我站立一旁，深感懂得太多而不敢妄加责难；同时又感到懂得太少而不敢随意赞美。因为假如不是说空话，赞美是需要理解的。”墨利的这段话，大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得到很多人的共鸣，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是无原则地追求时髦，盲目地追新求异，不是所有人都会去赞美自己并不理解的东西。记得在八十年代中期，曾经有一个颇具规模的毕加索画展在上海展出，面对着毕加索那些立体主义的油画，人们的目光中有惊叹，也有困惑。而我，脑子里回旋着墨利的那段评论，我觉得他说出了我的感受。

　　有人说，毕加索是命中注定要成功的画家，不管他怎样玩花样，伴随着他的总是荣誉和成功。在浏览毕加索生前的成功时，我很自然地想起了梵·高。梵·高和毕加索一样勤奋，一生都在创造，在探索，但他活着的时候却和成功没有一点缘分，和他做伴的只有孤寂、落寞和失败。命运对于不同的艺术家，竟会是如此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