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服务，说到底是要为争取和发展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根本利益服务，也就是要从文艺的一翼，在人民中培养全面自由的个性。传达人民的感觉、愿望和激情是服务，提高人民的感觉、愿望和激情也是服务。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文艺领域恢复和巩固人民主体地位的宣言。这和他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社会领域的治国理政思想是相通的、配套的。它的重大历史意义，必将在今后的实践中生意盎然地展开。

　　这篇讲话的中心思想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所谓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说人民既是文艺表现的中心，也是文艺服务的中心，又是文艺评判的中心，或者说一切从人民的需要出发，一切由人民主导，一切归结于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唯物史观在文艺领域的必然要求。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一、人民是一个历史概念，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外延和内涵。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那个时候，只要不是汉奸卖国贼，如主张抗日的封建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社会矛盾，大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再归入人民的范围了，因为此时此刻他们已经变成最大多数人民的对立面。在今天，情形可能更复杂一点。从社会管理上说，只要是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哪怕他一直在表达与党和人民背道而驰的政见，你毕竟还得承认他是人民；从政治立场上说，上述人等则不可以归入人民的范围。应当说，在社会分化日趋复杂的今天，后者的区分更具本质性的内容。文艺家在看待人民这一概念时，我认为应当侧重于政治立场的区分。二、在人民内部，既然是划分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那么就有一个以谁为主的问题。毫无疑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应当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解放军战士为主，也就是以占人民绝大多数的广大劳动者为主。我们的文艺既然称为人民文艺，主要的应当是表现他们的生活、为他们服务、接受他们的评判的。三、为人民服务，说到底是要为争取和发展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根本利益服务，也就是要从文艺的一翼，在人民中培养全面自由的个性。传达人民的感觉、愿望和激情是服务，提高人民的感觉、愿望和激情也是服务。文艺家要既当学生又当先生，既适应群众又提高群众。如果只知道做群众的尾巴，就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至少是不称职的服务。

　　有人说在市场条件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已经过时，这是没有依据的。我猜说这话的人是对人民没有感情的人，十有八九可能是新自由主义的信徒。他们的逻辑是：既然是市场经济，就必须遵循无限扩张的资本逻辑，就必须遵循利益最大化的市场原则，也就是要以金钱为中心。按照这种逻辑和原则发展下去，文艺就会丧失一切高尚、庄严的内容，而成为资本的婢女或市场的仆役，就会低级趣味遍地流、胡编乱造满天飞。文艺家千万不能忘记，我们的市场经济还有一个定语，即社会主义。江泽民曾经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什么叫社会主义？就是不允许资本乱来，不允许资本统治一切，不允许资本骑在人民的脖子上作威作福。对于文艺领域来说，就是不允许资本“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96页）。大家都知道，自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我们党一贯强调艺术生产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为什么？因为无论怎么发展市场，我们还是搞社会主义的。可以肯定地说，只要社会主义的红旗不倒，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就不会过时。

　　不过，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及其他错误思潮的工夫也没有白费。在文艺领域的一些环节、一些方面，人民的中心位置已经丧失，甚至被严重边缘化。在一定程度上，文艺成了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东西。至于评价尺度，则言必称收视率、言必称市场份额、言必称国际标准。人民群众喜欢什么、厌恶什么，是一些所谓文艺家从来都不大理会的。这与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执政宗旨是根本不相容的。习近平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就是要下决心纠正这种偏向、扭转这种局面，把本来属于人民的还给人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并非要求所有的作品都是主旋律。人民的审美需要有着无限的丰富性和多变性。他们既需要花前月下、小桥流水的心灵抚慰，也需要怒发冲冠、挑灯看剑的豪荡感激。紧张的劳作战斗之后，他们可能要轻声哼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抗洪抗震抢险救灾中，他们可能要齐声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正是因为尊重人民丰富的审美需要，我们党在文艺布局上才提出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统一。这就好比一棵大树。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意识形态上的实现形式，所以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旋律作品理所当然地应该是主干。没有这个主干，不但人民的文化利益不能得到保障，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也会得而复失。但是只有树干不行，还必须配以枝杈、绿叶、鲜花之类，这就是多样化的作品。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与主旋律创作画等号，就等于只要树干不要枝叶、花朵。大家不难想见，这是一种多么愚蠢的行为！共产党人能那样干么？所以说，把以人民为中心等同于主旋律的人，不是脑子糊涂，就是不怀好意。

　　认为凡主旋律创作都要导致说教、不好看，这种看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文艺总是要传达某个阶级的意识形态，只不过有的明显一些，有的隐晦一些；有的厚重一些，有的稀薄一些；有的直接一些，有的曲折一些。上世纪90年代我就说过，不包含任何思想观念的所谓纯文学，只有鬼才能见到。

　　回顾一下中外文学史，就不难发现，无论包含哪种意识形态的文艺，都有说教式的作品。比如孟郊的《烈女操》：“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贞妇贵殉夫，舍生亦如此。波澜誓不起，妾心古井水。”作者是著名诗人，这首诗又是选入《唐诗三百首》的，至少清人蘅塘退士认为它是五万多首唐诗中的上乘之作。可是这首诗除了一些浅显的比兴之外，有多少艺术性可言呢？简直就是封建伦理的直白说教，字里行间散发着反生命的陈腐气味。维克多·雨果是19世纪法国的一位著名作家，可是他也有说教式的作品，如《悲惨世界》。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冉·阿让，就是一个经不住推敲的形象。他的所言所行，严重背离生活逻辑和性格逻辑，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只木偶，由作家随意牵来牵去，以完成对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演绎。奇怪的是，我们的一些论者似乎从来不去指责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主旋律文艺家，而专门在社会主义主旋律的作品中吹毛求疵。这显然是有欠公平的。

　　我们从不讳言社会主义主旋律创作中的说教倾向。这种倾向，是由主客观两种原因造成的。从客观上说，是因为一个时期内，我们在文艺领导上存在“左”的错误倾向，如过多强调党性而相对忽视个性、过多强调社会责任而相对忽视创作自由、过多强调政治标准而相对忽视艺术标准，如此等等。从主观上说，则是因为一些文艺家所要表现的社会主义思想还没有转化为自己的情感形式，还没有获得有血有肉的生活体验的支撑。于是，抽象、空洞、生硬也就在所难免。相反，凡是获得充实的情感积累和生活积累的主旋律创作，都能产生真正的艺术品。比如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贺敬之的《回延安》，还有最近正在热播的电视剧《海棠依旧》等等，你能说这些作品是说教的吗？能说这些作品老百姓不喜欢吗？

　　总之，说教之过，在于没有贯彻好党的文艺政策，在于文艺家自身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毫无干系，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毫无干系。把“说教”“难看”之类归罪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归罪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其目的绝不是为了纯洁艺术，而是要用损害人民利益的意识形态取代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用非人民的创作导向取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然而，我们作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建设者，绝不能因为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理而原谅自己在艺术上的缺陷，绝不能因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正确而容忍说教式的作品的存在。我们不仅要在意识形态上超越资本主义，也要在艺术上超越资本主义。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