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绘画弥补长征图像缺失，表现伟大长征精神

沈尧伊和他的长征“造型之路”

瓦窑堡会议 沈尧伊

　　“在中国现代美术当中，红色革命题材的创作是非常有特色的。沈尧伊先生作为一位坚持表现红色革命题材的艺术家，其作品表现着一种正气、一种大气、一种民族感与文化感，以及以美、以艺术凝固历史的情怀。”在由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出版总社、中国美协、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和北京美协共同主办的“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沈尧伊作品展十年汇选（2005-2015）”展览现场，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如是说。沈尧伊的“长征题材”与中国美术馆缘分匪浅——早在2004年，他就曾在这里举办“长征之路——沈尧伊风景画展”；2006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其长征史诗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926幅原作又亮相于此；此番，则是对他近十年创作的一次集结。

　　无休止的循环中逼近历史

　　在吴为山看来，沈尧伊的作品正像一条“美丽的红飘带”——“将长征中可歌可泣的人与事连接起来，他是带着一种憧憬、一种理想主义的浪漫、一种主观来完成的。”这所谓的“主观”，正是沈尧伊创作的出发点。“艺术创作当然是主观的，它取决于创作者不同的审美习惯，对题材不同的选择与把握。作为一个画者，最重要的不是题材，而是如何表达对于生命特别的感悟。长征题材，最吸引我的是那份大美、壮美的精神。”沈尧伊说。

　　与开幕式上一袭黑色西装、系红色领带的庄重不同，展览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的沈尧伊换回平日里常穿的一身墨绿色棉布衣裤，质朴、利落。“找寻历史留下的痕迹，收集点点滴滴的视觉元素，我一直在长征‘造型之路’上跋涉。这其中，我最看重的是案头工作，电脑替代不了我的脑，我也没有助手。画前资料的汇集，长期观察与积累，勾勒习作和草图，对比相关人物不同角度的照片，把这些大大小小的纸用磁铁分别固定在几个两米高的大屏风上，再用这些屏风围成个半圆将我围在其中。不然，我是不敢画的。”谈及创作的过程，沈尧伊坦言，每次都是“从零开始”，“取舍—概括—形式—典型，在永无休止的循环中，无限逼近历史”。

　　此次展览的3部分中，油画《长征交响组画》39幅，连环画《长征·1936》选择了76幅，风景画和风俗画77幅，数量不算少。但沈尧伊说，基数远不止于此。在他看来，数量的意义在于：“谁能知晓哪块云彩有雨？这就好比跑马拉松，速度、耐力、战略战术，缺一不可。画画不是思维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手一天不动，都会生疏，必须时刻不停地画，才有可能出好作品。”

　　“我们不做，就没人做了”

　　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时，因为图像的缺失，新华社将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选页当作新闻图片发给各家媒体。“长征虽举世闻名，但在图像方面几乎是空白。我想，只有靠绘画来弥补这个极大的遗憾。”沈尧伊说，“现在的年轻人不了解长征历史，我们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人，有责任给他们铺一条路，用审美将历史和现实贯穿起来，我们不做，就没有人做了。”

　　连环画《长征·1936》分为《奠基礼》《大回旋》《大会师》三部曲，共600幅，被沈尧伊视作《地球的红飘带》的姐妹篇。他说：“既然有图像缺失的遗憾，那长征题材的绘画，首先就要具备相片所拥有的史料与文物价值。有些画家对此感到不屑，认为这样的作品称不上经典。但长征题材不是‘艺术圈儿’里的事，是面向整个社会的。所谓的经典，是‘空前绝后’——一提到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脑海中立刻浮现出的，就是那幅作品。”

　　他回忆起第一次重走长征路，还是1975年，可细节仍历历在目。“住在梦笔山海拔5000米的雷达站，山腰都是原始的杉林。我钻进杉林去写生，层层叠叠倒塌的树干，走在上面像是沙发床；粗大的杉木布满五色的苔藓，枝干间挂满了透明的絮幔，简直就是童话般的世界，那时我懂得了自己的情感寄托与憧憬。两年后，故地重游，不想原始杉林已消失。即便在那个还没有环保概念的年代，我还是感到了极度的失落和悲哀，好在留下了那次的画，让情感在画中得以永存。”沈尧伊如是说。

　　学习大师，就要有重画的勇气

　　“沈尧伊的历史油画，能够带领观者回到那段历史中，这是很多画家达不到的。如何看待历史、表现历史，不光是能用技法驾驭的问题。历史油画，也不是在画室里靠照片、靠模特‘摆’出来的。”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坦言，“沈尧伊不仅通读过很多遍中国共产党党史和长征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而且每画一幅新作都要重走长征路。唯有如此，当他创作的时候，才能像导演一样谋篇布局，并结合技法，通过自己个性化的艺术语言让人们仿佛身临其境。”

　　谈到创作，沈尧伊最常提到“实事求是”四个字，他认为油画或连环画，只是体裁不同，而遵从的规律都是一样的。“油画《遵义会议》我在20年间画过3遍：1995年至1997年首次创作；2006年至2007年创作三联画；2015年又创作变体画。绘画的表达是充分且深入的，不能像照相一样，把所有人码在一起站好就行。人物关系处理得恰切，造型塑造形神兼备，同时形式手法运用得体，才可以在审美上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高度，具备被历史保留的价值。而一幅画挂在那里，几年后看出问题，依然要有改进方案和重画的勇气，很多美术大师都会反复地画同一幅作品——大师的水平或许我达不到，但可以学习他们的态度。”

　　看得见“旋律”的画

　　英国批评家佩特曾说：“一切艺术都以趋近音乐为旨归。”在酷爱音乐的沈尧伊看来，绘画与生活，都像是乐章一样，展览中，音乐与绘画的交融也比比皆是。

　　一组题为《抗战音画》的作品，以6位音乐家和4位画家与他们最为人熟知的作品并置在画面中——无论是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还是徐悲鸿的《奔马》、蒋兆和的《流民图》、古元的《区政府办公室》无不展现了艺术家们在抗战时强烈的民族责任感。“这些人中，古元和李桦先生都曾经是我的老师，我对他们最为熟悉。在中央美院读书的时候，我们版画系的学生都管李桦先生叫‘老爸爸’，他手把手地教我们，对我们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沈尧伊回忆说。

　　与长征题材让人为之震撼不同，在被沈尧伊称之为“小画”的风景画与风俗画中，给观者带来的是温情、灵动甚至是一丝调皮。说起《桃林里的布列舞曲》，沈尧伊还讲了个有趣的小故事：“我每天骑车去画室，都要路过一片桃林。有天居然听到巴赫《布列舞曲》的曲调，下车一看，原来是一个男孩正在拉琴。不好过去打搅他，但可以一画，于是就有了这一幅风俗记忆小品。如今桃林已无，琴童也不见踪影，但巴赫的余音犹在。”

　　沈尧伊说：“小画也不见得小。英国有一部电影叫《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可人们平时却总对身边的‘风景’熟视无睹。不观察生活、不关心眼下，而去画历史，从何谈起呢？走在路上，常有好风光，但我最喜欢看野草。它们总在我视线离开的瞬间拼命地长，不经意间就开花结果，完成了自己的生命之旅。冬天枯萎时，仍有雕塑般的造型感，这一切都源于它们一生面临的生存危机。画小画时，这些‘视觉元素’都在我的仓库里，随时拿着本子勾速写，这是功课、是基础、也是本分。”

　　展览开幕式的结尾，他的两位外孙演奏了一曲小提琴二重奏《大漠胡杨幻想曲》，这乐曲的创作者正是沈尧伊的夫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赵薇。“西征讲的是红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征战的过程，东归是关于祁连山兵败后，将士们穿过腾格里大沙漠、黄河，最终回到延安的事迹。我一共画了9个故事，其中有一个叫‘不死的胡杨’。我夫人到画室看我时，被这个故事感动，就坐在画室的钢琴前弹了一段旋律；之后又经过加工，变成了现在的《大漠胡杨幻想曲》。”他说。

　　在长征“造型之路”上跋涉而来，沈尧伊未曾停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