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大家》2014年第4期的《汤因比奏鸣曲》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中篇小说，而是将长篇小说《三个三重奏》中的部分文本经过拆装而重新建构而成的小说。具体地说，就是以注释的方式散落在《三个三重奏》中的文字，是作为相关文本而存在的副文本。作者宁肯称这种写作方式为“可拆卸的写作”，他说：“我写长篇的同时也在写着中篇，写中篇的时候也在写着长篇，有时形成了中篇与长篇互通、可拆卸的写作……长篇小说是一个建筑群，而不是一所大房子，它应由许多独立而又连通的部分——一些单体建筑——构成，这单体建筑是中篇或短篇，它们属于整体，但整体并不能取代它们的独立性，自治性。”

　　《汤因比奏鸣曲》虽说是个独立的中篇小说，但又明显不同于一般的中篇小说的完整性，因为与《三个三重奏》互为语境时，其意义才可能得到最有效的延展。然而，如果因为这篇小说有着这么一种自由拼贴、挪用的文本形式，就以为这是一篇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话，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与这种貌似后现代的拼贴形式相对应的，却是叙述者对于历史与现实过于饱满的，甚至是饱胀得溢出了文本的思考与追问。这其实正是宁肯小说的一贯风格，作为一个具有先锋精神的现代主义者，寻找不到一种特殊的文本形式他便无法写作。而他在小说形式方面的这一“情结”，其实又恰恰是“内容”的——深深地镌刻着上世纪80年代思想文化的印记。这就是时代在宁肯小说中所呈现的特殊性。

　　由于《汤因比奏鸣曲》的这种极为特殊的互文性特征，所以解读这篇小说也不能孤立地进行。首先，宁肯所有的重要小说，几乎都是以自我成长为核心主题的“成长小说”，这篇也不例外。只不过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其精神世界的对应物不再是西藏，而变成了博尔赫斯式的“宇宙图书馆”。这个犹如整个宇宙一般的图书馆，无疑蕴藏着有关这个世界的奥秘，然而这些奥秘仍然只是作为这个世界的一种符号而存在。当这个符号的世界，与现实中的真实世界相遇时，却又显示出了令人沮丧的弱不禁风——如杨修所代表的那个权力的世界。杨修之所以直至身陷囹圄都还能颐指气使神气活现，就因为他所代表的权力话语体系。另一个与这个象征性的“宇宙图书馆”关系密切的，是主人公的前妻李南。这个女人的形象在宁肯的小说中更是其来有自的。早在《蒙面之城》中，林因因的形象就已经具有了神秘和野性的特征。在宁肯小说的情爱故事中，女性一方总是处于优势地位，而男主人公则唯唯诺诺亦步亦趋地处于从属地位。在《汤因比奏鸣曲》中，这一爱情模式又变体为多角恋，从而通过在记忆中重走上世纪80年代的青春旅途，寻找各种话语系统与权力关系的精神之源，直至直视自我的“原罪”。这正是这篇小说的深刻之处，因为在人们的普遍记忆中，“80年代”是个全力拥抱现代文明的年代，是理想主义的年代。然而宁肯却在这样的记忆中发现，那些拥抱现代文明的灵魂自身，有着先天的缺陷和畸形。宁肯在创作谈《因与果》里明确提到，杨修们的精神成长和性格发展就是后来杜远方、居延泽们现实处境的因，杜远方、居延泽们则是杨修的果。这样作者就为杜远方、居延泽们绘制出了一个灵魂谱系的图谱：他们是特定社会和时代的产物，而不仅仅只是所谓的“腐化堕落”之类那么简单。

　　当然，小说的叙述者自己也没有忘记检索自身的缺陷和畸形，而这也正是他那象征着知识与真理的“宇宙图书馆”为什么在杨修和李南那里总是如此不堪一击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这貌似求知实际上是一种逃避。小说中有两个极富象征意义的戏剧化情节，一个是浪漫旅行中遭遇流氓“伪军”（警察）的故事。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以正义战胜邪恶”的过程，但实际上却是一个“以暴易暴”式的结果。所谓“正义”在权力面前是如此的不堪一击，而只有更大的更高的权力，才足以震慑横行于底层的权力……另一个则是关于李南的，在那个有警卫守护着的深宅大院，李南神秘的家事不仅浮出水面，而且她的父亲，那个神秘的老头子也终于出场亮相了。老头身穿具有特殊标示意义的中山装，说着刻板而乏味的套话，随后却又很“帅”地跳起了舞……这让从小就被“文革”洗脑了的叙述者大为惊讶，甚至让他在瞬间感悟到了文化的道统。

　　生命、灵魂、主体，与社会环境及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青春并不一定就代表着无辜和纯洁，相反，在每一个灵魂深处都隐匿着某种“原罪”——那种属于特定时代所造就的缺陷与畸形。这种先天性的灵魂的基因缺陷，会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演绎出不同形态的表现，一如杨修们，一如杜远方和居延泽们，一如叙述者与李南及孟繁佳那宿命般的感情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