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年在人的一生中意味着什么？在有些人，是半辈子，长寿者，则可以说是三分之一人生。

　　但是，当27乘以365，所得的数字就很教人眼睛溜圆了：9855天！

　　如果把9855天再乘以24小时，或者再乘以分分秒秒，那该是怎样吓人的数字？

　　非是我在做数字的弯弯绕，我一向最怵数字。不过，当我凝视这张27年前的照片时，脑海里的确电闪雷鸣，而被记忆的荧光屏同时照亮的，就是这样一串教我惊叹的数字。

　　惊叹的同时，泪花却珠碎玉裂般滚过心头，它没有从我的眼眶中滴落，却如秋叶满地一样飒飒作响，却如清洁工沙梅手中的金沙一样，一颗一颗渐渐集拢成一朵凝结在心头的小小金蔷薇。

　　27年前——1979年的那个腊月，有多少朵金蔷薇开在全国文艺工作者的心头啊！

　　我无法不用这样诗情画意的语句，回忆当时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这张照片的背景就是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中的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

　　照片中最年长的是冰心先生，“一身便装衣衫，一双黑布鞋，母亲似的穿着，母亲似的装扮……”我曾在一篇小文中这样回忆冰心先生。那天，她也是这样一身便装衣衫，黑布鞋，母亲似的穿着，母亲似的装扮。先生慈祥温和地笑，像母亲像祖母那样慈祥温和地微笑着。

　　刘真穿着一件浅驼色秋大衣，本来不太白的刘真，脸颊真像在庄稼地里干了活回家似的又红又黑。但她笑得很灿烂，就像阳光直照庄稼地的那种生猛活跳的灿烂。

　　另一位笑得更开心的是茹志鹃。两年前（1977年）我就已经敬识茹志鹃，并在东亚饭店同居一室开了4天的全国短篇小说座谈会，因此，对她更是全然没有陌生而只有亲切之感，我不但熟悉她的容貌，还有她讲话的声音和表情。从表情手势看，那会儿，好像是她首先讲了句什么才引得我们“全体莞尔”的。

　　张洁也在笑，笑得优雅而迷人。张洁启齿微笑时总会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那时我就觉得张洁很漂亮，不是那种张扬的漂亮，而是很有韵致的美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张洁那时刚届不惑之年，真是才貌双全才智过人，一头黑波浪的长发配一件那时少见的黑绒大衣，洋气而潇洒，张洁就是这样出类拔萃！

　　我当然也在笑，以我素有的憨笑。虽然在这个场合，我是30余岁的“小字号”，但与她们在一起，却并不令我羞怯或紧张。因为，我曾像仰望高天星星般仰望的冰心先生，早以祖母和母亲般的亲切令我越发敬重而毫不拘束；因为，我曾十分崇拜的《百合花》和《长长的流水》的作者茹志鹃和刘真，她们亦都亲切如家人；再是才情横溢的张洁，虽然是初识，但她早已让《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牵走了我的心，更何况还有那《不能忘记的爱》……

　　我们为什么在笑，我已忘了。忘不了的，惟有彼时的灿烂阳光；忘不了的，那是文艺界的一个春天的聚会。经历了打砸摧毁摧残人性的岁月，云开日出，阳光照到人们的心底，一句话，一个诱因，就会催生快乐，喷发笑声，脸上就会灿烂起来，无须作秀作微笑状，一切都很自然。

　　我还记得，这张照片是新华社记者王子瑾同志在无意中快手快脚抢拍的，当她按下快门后，我记得当时作协大会主席团主持人之一的李季同志曾说：怎么不把丁玲同志喊来？她一来，你们就是地道的“四世同堂”了！——可当时，前后就是没见丁玲。那是大会中休息的片刻，她大概是碰巧与老伴陈明同志到别处休息去了？

　　我曾比喻作家于创作，犹似痴情的庄稼汉。而今，反复凝视四代痴情庄稼汉的合影，真教人感慨万端。

　　冰心先生在本世纪初乘鹤归去，茹志鹃亦已仙逝，刘真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去了国外而没有消息，张洁虽然常居北京，可是，美国的女儿家也是她的常住之处，我与她也是多年音讯稀少；回头再看我自己，也从当时主席团最年轻的“青年作家”成了已过花甲早生华发孙辈绕膝的人了……

　　我在感伤吗？不，年华似水是自然规律。虽然不无惆怅，但子瑾同志为我们留下的这一瞬间撷珍，真正保存了永不风化的岁月，而洒落心头的，仍是那一片不会消褪的阳光。

　　（叶文玲为第三至七次作代会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