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北京）召开，我被列为军队的代表，但我并没有参加这次文代会。因为当时正解放大西北，我在19兵团骑兵师一个骑兵团任团政委，正在宁夏灵武城等地带兵打仗。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对文代会的报道，感到很振奋。这是解放区文艺工作者与国统区文艺工作者、作家艺术家会师的大会，充满了新的气象，一种特别鼓舞人的气氛，因为新中国马上就将成立了，各方面都蓬蓬勃勃，让人兴奋。参加会议的许多代表发了言，讲了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现状和所取得的成就，表达了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敬仰。毛主席也到会上看望了代表们。文代会结束后，会议组织者给我寄来了会议的相关材料，包括一套“人民文艺”丛书，20多本。当时提出文艺工作要深入生活、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是对延安文艺路线的继承和发展，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1953年，我参加了第二次文代会，这次文代会是在抗美援朝期间召开的。在这次会上，周总理在报告中论述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关系时，提到了我的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我们就是要写工农兵中的优秀人物，写他们中间的理想人物。魏巍同志所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就是这种类型的歌颂。它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战士。我们就是要刻画这些典型人物来推动社会前进。同时，我们的理想主义，应该是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我们的现实主义，是理想的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总理说到这里，推开讲稿，对着话筒大声说，“在座的谁是魏巍同志，今天来了没有？请站起来，我要认识一下这位朋友。”我在全场的掌声中不好意思地站起来。总理说：“我感谢您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后来大家经常提起这件事，成为一段佳话。

　　第三次文代会是1960年开的，郭沫若同志致开幕词、闭幕词。会上基本上是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推陈出新”这些方针，表扬了一批反映工业题材、农业题材的作品，参加的作家相当多。那时的创作状态非常好，是一片兴旺的景象，方向也很正确。建国17年，文艺的方向是比较正确的，人民群众的热情比较高，文艺家热情也很高。大家纷纷深入生活，深入基层，最彻底的口号“到群众中去落户”是丁玲提出的。这不是一般空论，很多艺术家就是这样做的。柳青找到西安附近的一个皇甫村，住到一个庙里。女作家菡子到了上甘岭前线，生活在前线的坑道里，每天成千上万发炮弹落下来，作为一个女同志，很不简单，因此大家称她为“女兵菡子”。周立波去了首钢，草明到了鞍钢，他们都出入在烟火弥漫的工厂里，草明的作品《乘风破浪》对于工业生活的描写很有诗意，受到郭老的表扬。

　　“文革”中文艺队伍受到很大冲击，第四次文代会对其中的一些偏差进行了纠正，这是非常应当的；但之后又出现新的偏向。当时我写了《解放思想，团结向前》，强调解放思想不能脱离马列主义的轨道。现在文学作品中工人形象、农民形象很少了，这样不好，文艺作品不应该忘了工人阶级。今天，我们还应该继续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仍然应该继承和发扬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沿着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创作能够反映现实生活的富有思想的作品。这就是我的希望。

　　（魏巍为第一至六次文代会代表）

　　（本网记者冉茂金根据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