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7月15日至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会议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重大任务，为新时代新征程文化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

　　学习好贯彻好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文艺界兴起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热潮，为充分反映文艺界学习贯彻的举措和成效，中国文艺网开设“江山壮丽颂改革 人民豪迈奔发展——文艺界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栏，刊发文艺界专家学者结合各自领域“谈体会、强信心，谋事业、话发展”的文章，以理论创新引领文艺实践创新，凝聚文艺事业奋进力量。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求“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这些论述指导我们深入认识和体会文艺在处理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问题时的审美实践特性和功能。

　　文艺归根到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种审美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文艺的审美实践特性在于，运用想象力对来自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生活体验予以加工和改造，将其塑造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理想范型，并且以“时代前进的号角”姿态给予投身于这场实践的亿万观众以积极的“精神力量”。由此看，文艺既属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组成部分，又作为它的理想范型而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发挥“号角”的特定作用。这样，文艺应当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一种具有理想高度和精神鼓舞力量的审美实践。

　　文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审美实践，需要重点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问题。按照中国思想传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问题集中反映在物与心的关系或心与物的关系问题上，即探讨人心如何协调处理物的位置和作用的问题。而物心关系又同时牵涉到物与人、人与人、人与事、心与意、心与情等多重关系。按照中国古典心性论传统，首要应把心安放好，才能处理人际关系乃至天下大事，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的原理看，需要把物心关系放到万物通心前提下去审视，看到世间万事万物运动变化制约人的活动，而人也能动地感知和把握外物运动变化，将其纳入心灵去审视和琢磨。这就要求个体以“致良知”精神，坚持“在心上用功”和“知行合一”，在万物通心前提下，通过心通万物、心物互通等进程去处理物心关系。

　　文艺作为一种运用媒介符号表意系统而展开的审美实践，已经和正在为中国式现代化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方面的实践也即物心关系探索，提供生动感人的理想范型。下面以近一年多来电视剧和网络剧创作实例做初步分析。

　　首先，心通万物，知行合一。《问苍茫》叙述青年领袖毛泽东在上海完成建党伟业后返回家乡，开头就把观众带到山清水秀的湘江之上，目睹小船逆流而上，青年伟人跃入湘江中挥臂击浪，船工信口唱起激越悠扬的湘江号子。这幕场景突出了青年领袖拒绝空想、让个人心意同中国大地正在酝酿的革命风暴趋向相贯通，在知行合一中求索革命真理的心性实践精神。

　　其次，心物宛转，物心徘徊。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中有“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的论述。心物宛转、物心徘徊代表中国思想及文艺的一种传统精神，强调心不能占有物、物也不能压迫心，应当寻求两者间相互宛转和相互徘徊境界。正像苏轼《宝绘堂记》主张的那样：“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这是要求抛弃对物或物质利益的占有利用之心，而改以超功利态度鉴赏物的审美价值。《去有风的地方》让许红豆和谢之遥在云南大理“有风小院”的田园牧歌式情境中获得心理治愈，但他们没有满足于此，而是带头吹响了乡村振兴号角，为当地生活生产作新的实业开拓，体现了心随物宛转但又不拘泥于物的自主而务实的精神。《漫长的季节》中的主人公王响虽然遭遇下岗、儿子夭折及妻子病故等挫折，但始终充满向日葵式的乐观向阳精神和理想豪情，用心用情对待亲人、他人以及生活变故。

　　再次，心诚则灵，改过更生。《白色城堡》赞扬主人公王扬鸣和师傅路易等医生以“致良知”精神对待患者、不断求取自我完善的君子式人格。《风吹半夏》叙述钢材商人许半夏富起来后良知发现早年野蛮生长时的滩涂过失，主动投案自首并赔偿村民损失，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商人的现代君子之风。

　　最后，心随物化，喜悲融正。一批作品表现人心随事物变迁而相继生成喜剧感和悲剧感的过程：总是以喜剧感吸引观众，进而以悲剧感打动观众，最终以正剧感引导观众，喜中有悲，喜悲互融，喜悲融正。《繁花》中的阿宝、玲子、汪明珠、李李、爷叔、范老板等人物身上无不充满喜剧感，让人忍俊不禁地想要发笑，但他们的命运及其归宿都蕴含令人同情和悲叹的悲剧性成分，最终带给我们以改革开放初期特有的洋溢开拓者气象的正剧品格。《南来北往》中两代警察马魁和汪新之间老少、庄谐、内向与外向等多重对立激发起浓郁的喜剧感，但这些难掩马汪两家之间持续数十年的沉重的悲剧感和绵长的恩怨纠葛，到头来还是双方以宽厚和容让之心化解恩怨，共同建构起面向未来的正剧精神。《我的阿勒泰》中作家刘海波建议青年作者李文秀“去爱，去生活，去受伤”，突出了热爱人生、沉入生活激流去探险和为此而勇于经受挫折与苦难等的重要性，为文艺家指出了通向文艺精品创作的合理路径。母亲张凤侠更是亮出了对待人生苦难的豪爽和洒脱态度：“床塌了，又不是天塌了，还能影响我睡觉？”“啥叫有用？李文秀，生你下来是为了让你服务别人的？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挺好嘛，自由自在的嘛！”还有蒙古族奶奶布加森登对张凤侠母女说：“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地过。”这些话语强调以心去面对和化解物的烦恼，在喜悲融合中开放人生正剧风范，给予观众以精神激励。

　　以上剧集传达的当前文艺家关于物心关系的新探索和新构型，突出了当今时代生活中万物通心和寓意于物意向的关键价值：既应功利地承认物质生活状况制约整个精神生活状况，同时又能够以超功利态度超然物外地鉴赏物对于人的精神价值而非实用价值。这可以为认识当前和未来中国式现代化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领域的实践方略提供可资借鉴的理想范型，也可以为当前和未来中国文艺创作如何更好地服务于这场实践奉献有益的启迪。

　　我们文艺评论工作者应当发扬“批评精神”，以“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姿态，发掘和阐发文艺作品中有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审美实践探索的价值，将它们整理、提炼和汇聚到当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成果链条中。

　　（根据作者在中国文联第十一届主席团第五次会议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