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外来典型的包容 

　　从显性层面看，典型来自西方，是中华文明以自身的包容胸襟开放地吸纳异质文明优秀成果的结晶，展示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性。 

　　具体分析，典型范畴主要是接受黑格尔和别林斯基观点影响的结果，特别是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过苏联中介而移植到中国文艺界的跨文化进程紧密相关。黑格尔倡导让“理想”在“外在形象里显现为活的个性”，“内容的实体性不是按照它的普遍性而单独地抽象地表现出来，而是仍然融会在个性里。”。他把个性表达视为文艺作品中最核心的东西。“理想还要有内容（意蕴）方面的个性，因而也就还要有形式方面的个性。……理想之所以有生气，就在于所要表现的那种心灵性的基本意蕴是通过外在现象的一切个别方面而完全体现出来的……这种最高度的生气就是伟大艺术家的标志。”他主张艺术的内容和形式都要突出“个性”，以便让“理想”显现出“生气”，而这正是“伟大艺术家的标志”。 

　　俄罗斯批评家别林斯基对黑格尔的上述观点作了新的发挥，将其凝聚为“典型”范畴：“创作的独创性的，或者更确切点说，创作本身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这典型性——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就是作者的纹章印记。在一位具有真正才能的人写来，每一个人物都是典型，每一个典型对于读者来说都是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他指出“典型”是文艺创作的显著标志之一，是作者的纹章印记。“什么叫做作品中的典型？─个人，同时又是许多人，一个人物，同时又是许多人物，也就是说，把一个人描写成这样，使他在自身中包括着表达同一概念的许多人，整类的人。”他认为典型形象意味着以一个人而代表许多人，即个性中蕴含共性。他甚至提出“典型性是创作的基本法则之一，没有典型性，就没有创作。”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度重视文艺的现实主义和典型化原则。马克思批评“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要求“更加莎士比亚化”，“在人物个性的描写方面”体现“特色”。恩格斯对小说《城市姑娘》作了分析：指出其人物个性具有典型性，但其环境典型性有欠缺：“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要求像“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一样，通过现实主义和典型化手法，生动再现社会生活变迁，这才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 

　　第一个将典型范畴从西方引入中国的是鲁迅。1921年，鲁迅在写作《呐喊》中的小说过程中，包括在孕育《阿Q正传》的时间里，专门抽时间向国内读者译介“典型”范畴：“阿尔志跋绥夫是俄国新兴文学典型的代表作家的一人，流派是写实主义，表现之深刻，在侪辈中称为达了极致。”从那时起，典型陆续受到中国文艺家和文艺理论家的重视。瞿秋白在1933年翻译的文章里就提到“创作典型的人物和典型的环境”。他还撰文引进恩格斯的观点并称赞巴尔扎克“是在发露这部‘历史’的原因，而写出‘典型化的个性’和‘个性化的典型’。……这就是恩格斯说的‘除开详细情节的真实性，还要表现典型的环境之中的典型的性格。’”他还以“典型”概念去讨论鲁迅杂文：“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茅盾指出王统照长篇小说《山雨》中的主人公奚大有“是一个典型的描写”。他称赞阿Q是“鲁迅创造的不朽的典型人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两处使用典型范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这里明确了引进典型范畴、创造艺术典型的核心任务在于让艺术作品产生出社会动员效果：使普通人民群众“惊醒”和“感奋”，在“团结”和“斗争”中“改造自己的环境”。 

　　新中国成立以来，典型成为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中获得了基本范畴的地位。茅盾在1950年提出“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写典型的环境中典型的人与事。”他还指出：“要使得这一个木匠的性格包括两方面：一是木匠这个阶层所共有的性格，二是作品中此某一木匠所独有的性格。这样，我们就写出了典型人物。”这样的典型范畴在1964年写入中国高校统编教材中：“作家进行典型形象的创造，总是力求通过个别反映一般，通过生动、鲜明的个别的艺术形象表现一定社会集团的本质特征，通过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和具体的矛盾冲突，反映特定时代的某一阶级、阶层或集团的人物的共同本质。” 

　　由此看，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积极主动地从西方引进典型范畴，并将其视为文艺创作方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和文艺理论的基本范畴之一，这恰是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性在文艺中的突出呈现。 

　　二、本土性格理论作为接引范畴 

　　不过，从隐性层面看，典型范畴之所以能够顺利进入中国文坛并发挥积极作用，固然同它本身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等有关，其实也同中华文明自身制度中有着同外来典型范畴接近或体现亲和力的本土接引范畴不无关系。本土接引范畴，是指本土文化中生长的与外来思想或范畴相接近或亲近的思想或意识，其可能在显性或隐性层面助推外来思想或范畴的本土化移植。正是这种本土接引范畴的隐蔽而积极的接引作用，会大大减弱或化解典型旅行到中国时所可能遭遇的跨文化障碍，从而让典型在中国旅行中不仅入乡随俗般地顺利落地，而且产生出能动的阐释力量。由此正可见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性的显现。 

　　这里说的对于典型范畴引进具有积极作用的本土接引范畴之一，是明清小说理论中的“性格”范畴。得力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白话长篇小说的兴盛，明清小说评点家提出并发展了以个性特征及其普遍性意义为标志的“性格”及其他相关理论。明代叶昼托名李贽评论《水浒传》说：“描画鲁智深，千古若活，真是传神写照妙手。且《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分，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去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清代金圣叹指出：“《水浒传》写一百又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写得两个人只是一样。”在他看来，《水浒传》的成功秘诀之一在于写出了108个活生生的个性化人物“性格”。可以说，当本民族文明中生长着这样尤其注重人物性格的个性化特征的思想传统时，典型范畴进入中国后无疑就迅速获得了隐性而亲近的传统铺垫。 

　　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家对于本土文艺中的“性格”同典型范畴之间的亲近关系是有清晰洞悉的。假如不是这样，茅盾不会在1940年直接引用典型范畴去评价《水浒传》中人物：“无数的民间的无名作家，创造出宋江等典型人物”。他还指出《西游记》中的“孙行者与猪八戒的性格正是民众的可爱的典型，他们忠诚、朴质，但有时也能诙谐、狡猾”。对此，从周扬在1953年的观点不难找到依据：“中国的文学也创造了很多典型，现在我们常讲外国文学中的典型，我想我们也可以把重心放在中国的典型分析上，……如《三国演义》中所创造的曹操、孔明之类”。他们充满自信地和不加区分地直接引用外来典型范畴去概括这些本土白话小说人物，表明他们在意识或无意识中已经将外来典型同本土“性格”等理论仿佛无缝地融通起来了。周扬在1961年就对高校文学概论教材编写专家们布置说：“典型问题与欧洲小说的发展有关系。中国也有典型性格的描写。平话是市民社会的产物，其中就有典型，但发展不高，所以没有这方面的理论。我们古典理论中讲诗的多，李笠翁虽然有这方面的理论，有很好的见解，但不系统，零碎。画论中是不是含有典型方面的理论？好像讲‘形象’的不少，而讲‘典型’的则很少。这种遗产要找，不要埋没祖先。”这些看法表明，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界已经认识到本土白话小说中的“性格”等相关理论同典型范畴存在亲密或亲近的关系。 

　　三、在典型中创新 

　　中国现代文艺家和文艺理论家引进和推崇外来典型范畴，目的何在？不妨直截点说，在于创新。这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中华文明传统中的创新性特性在深层支配的缘故。从“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惟陈言之务去”（韩愈）、“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苏轼）、“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等思想中，可以见出创新性特性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古今延续。 

　　正是为了让新的艺术典型在人民群众中产生“惊醒”和“感奋”作用，达成社会动员效果，典型和典型化被列为基本的文艺创作法则。恰如茅盾在1938年指出的那样：“我们要写代表新时代的曙光的典型人物，我们也要写正在那里作最后挣扎的旧时代的渣滓”。而“创作的最高目标是写典型事件中的典型人物。”茅盾还在1960年相信：“如果你能找出典型的人和事，化之以高度的概括，运之以洗炼的笔墨，那么，二千来字所能达到的境界不会比万言长篇少些，有时反更多些。” 

　　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家为什么不沿用中国古代已有的“性格”等相关理论，而偏偏舍近求远地引进外来典型范畴呢？原因复杂，需要专门研讨，但在这里可以简要地指出其中一点：在近现代以来“欧风美雨驰而东”的大气候下，同西方文明的咄咄逼人权威相比，中国古典传统已然斯文扫地，暂时无力释放其阐释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因而包括古典白话小说“性格”理论在内的种种中国传统理论都只能隐居起来，得不到推行的机会。 

　　与此不同，来自西方的典型理论为什么会在中国被视为具有有效的创新潜质的范畴？匈牙利文艺理论家卢卡奇的观点可以提供一种解答：“艺术的综合最重要的范畴之一就是典型。”典型是社会生活中若干组对立或矛盾的综合体或统一体。“可以这样来说明典型的性质：一切真正的文学用来反映生活的那运动着的统一体，它的一切突出的特征都在典型中凝聚成一个矛盾的统一体，这些矛盾——一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的、道德的、和灵魂的矛盾——在典型里交织成一个活生的统一体。……典型的描写和富有典型的艺术把具体性和规律性、持久的人性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个性和社会的普遍性都结合了起来。”所以，“正是典型这个概念把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特征表示得非常清楚。典型，它一方面是本质和现象辩证关系在艺术上的解决，这种解决办法在其他领域中是没有的，另一方面又同时回到那社会的、历史的过程；它指出最好的现实主义艺术就是这过程忠实的反映。” 

　　典型范畴从西方到中国的跨文化理论旅行表明，中华文明传统中有着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和包容性等特性，以致在面对外来典型范畴时，敢于出于本文化自身的自我改造和更生需要而将其予以接引和包容，而据以接引和包容的隐性依据是古典“性格”理论传统在现代的连续生存，而其在现代连续生存的目的则是创造出更多有着广泛的社会动员效果的艺术典型。今天回顾这一跨文化旅行轨迹，恰是为了新时代新征程更加自觉地创造艺术典型，推动艺术典型更加有效地深入观众，产生积极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当前中国文艺正在继续自身的艺术典型化进程。不仅在本文开头提及的《人世间》中，而且在《觉醒年代》《山海情》《装台》《长津湖》《狂飙》《三体》《繁花》等一批文艺作品中，都活跃着艺术典型和典型化。相信这种艺术创造会有力地助推中国文艺的精品或高峰筑就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