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与数智时代文艺的审美表达
张晶 解英华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中华文明发展的规律，让我们深刻认识了中华文明的内在特质，为数智时代文艺的审美表达指明了方向。数智时代的到来，为文艺的审美表达提供了更多的媒介手段和传播平台。然而由于数智时代是超真实仿真符号生产的时代，文化图景正在经历着重新编码和数字化转向，传统文艺通过以文字符号为代表的语义结构进行审美和情感创造与表达的方式已然发生改变，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开始通过色彩和感官反应的结构化建构来进行审美赋予，这种依赖技术进行审美的方式则使审美主体的地位被动摇，即人作为审美主体，其主动审美的能力被弱化，从而衍生出两个重要的问题——碎片化审美和被动审美，其后果是通过新的媒介手段生产的文艺作品无法激发读者和观者的认知，从而影响当代文艺的审美表达。那么数智时代所面临的这一文艺审美表达困境应该如何应对？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中的审美观这里我们可以得到启发。因此本文将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出发，从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两个角度展开，探讨数智时代文艺的审美表达，试图揭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与我国文艺从创作实践、鉴赏评论到理论建构之间的关系，以此来探讨解决数智时代碎片化审美和被动审美等文艺审美表达所面临问题的方案。
一、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艺术表现与数智时代文艺创作
首先，中华文明首要的突出特性就是连续性，并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和突出的创新性是密不可分的，“中华民族具有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中华文明总是在继承中创新性发展的。而蕴含于中华文明之中的中华美学思想和审美观念也同样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和创新性。正因如此，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人民创作出了无数经典不朽的文艺作品。虽然数智时代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内容创作形式和手段，以及更加多元的审美方式，但是“人”作为审美对象和创作者的根本地位并没有发生变化。所以数智时代的文艺创作必须以“人”为本重视文艺作品内容在美学思想和审美观念的连续性和创作形式手段上的创新性，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符合时代精神和人类审美追求的艺术作品。
中华美学思想和审美观念的连续性与创新性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和创新性的艺术表达。从夏商周的礼乐文明到以孔子和老子为代表的儒、道美学思想；再到后来的玄学美学和禅宗美学，无不体现着美学思想和审美观念的连续性和创新性。这种连续性和创新性反应到文艺创作上，则具体表现为在审美表达上所追求的“尽善尽美”“中和之美”“文质统一”“与民同乐”“美善相乐”“天人合一”“象外之象”“味外之旨”等审美标准；“道、气、象、有无、虚实、动静、妙、味、自然、清、远、巧、拙”等诸多审美范畴；“赋”“比”“兴”“以形写神”“古法用笔”“寓情于理”“情景交融”等艺术表现手法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数智时代的媒介环境虽然新，但是也是连续性和创新性的体现，换句话说，数智时代的媒介环境是将传统已有的媒介变成了自身的内容，并不意味着传统已有的媒介形式和文艺作品内容的消失和被取代。这即是说数智时代的媒介方式只能算是在原有传播媒介的基础上，借助新工具进行的一场新媒介语言下的创作。正如当年利用电视媒介进行的媒体艺术创作是一样的。虽然媒体艺术轰轰烈烈，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媒体艺术内容的那些传统艺术形式的消亡，而恰恰是对传统艺术形式的延续和创新。因此，虽然现如今我们身处数智时代，文艺创作的人文社会环境较之以前发生了重大变化，并且文艺创作的媒介手段也日新月异，但是我们要想创作出具有时代性、民族性的优秀文艺作品，就离不开对这些以“人”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追求为对象确立下来的这些审美标准、审美范畴、审美命题、审美表达手法的继承和发展。近几年无论是出圈的《长安三万里》《哪吒之魔童降世》《梦华录》等精品影视剧，《唐宫夜宴》《只此青绿》《国色天香》《凤鸣朝阳》《山河诗长安》等爆款舞台节目，还是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二十四节气倒计时的设计，都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创作养分，对中华美学精神进行创新性实践的结果。
其次，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反应在艺术创作中，根据李泽厚、刘纲纪先生主编的《中国美学史》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一、高度强调美与善的统一；二、强调情与理的统一；三、强调认知与直觉的统一；四、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这种对于文艺内容与形式、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统一性追求，正式数智时代文艺创作的关键之所在。
2024年初美国OpenAI 发布了人工智能文生视频大模型Sora，在Sora出现后的全新数智时代，在人人都能制作精美视频的未来，任何人都能够制作形式上精美的“高质量”影像作品，探索新的叙事手法和视觉效果，以影视为代表的文艺作品在形式美层面可以较容易地实现质的飞跃。但是在内容美层面如何能够做到与形式美的统一的问题，如何在轻易获得使用制作文艺作品的技术的情况下，克服技术滥用和价值抽空危险的一系列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
在中国美学思想所重视的形式与内容统一的关系中，“尽善尽美”“美善象乐”反映出了中华美学精神之中所蕴含的是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审美追求。通观整个中国美学史，美善统一的问题一直都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也是“文”与“质”、“文”与“道”、“华”与“实”、“丽以淫”与“丽以则”等等的关系问题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出来加以讨论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美学思想所重视的人与自然统一的关系中，很早就确立了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中国美学总是从人与自然的统一中去找美，可以说天人合一的思想贯穿在整个中国美学之中。其最重要的意义是，这使得中国美学在解决美与艺术、社会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各个重大问题时，可以避免由于使人与自然相分裂而产生出来的各种错误，意识到美和艺术既根源于自然，符合于自然，同时又超越了自然。因此情与理的统一在中国美学中，既是与善的统一，也是与真统一，“理”兼真、善，并且“理”与“情”的统一不是外在的统一，而是使“理”渗透到个体内心情感的最深处去。中国哲学的这一特征，深刻地影响到以美善统一为根本特征的中国美学，使中国美学既充分承认直觉，又很重视认知。
在中国的美学所重视的人与社会的统一中，历来强调艺术在伦理道德上的感染作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严格地把纯粹的官能享受排除在审美之外，注重审美所具有的社会价值，反对沉溺于低级无聊的官能享受。对于美与善统一的强调给数智时代的文艺创作理念指明了方向。虽然数智时代为文艺的审美表达提供了更加多元的媒介手段，但是若仅注重形式上的创新，而忽略了内容的创新性，那也只能是沦为“言之无物”甚至低俗的作品。
数智时代使文艺创作的内容和形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而数智时代所创造出的媒介环境是完全以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关系为中心的，因此艺术作品内容中如何反应和解决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正是数智媒介环境的缺失处。众所周知，技术不能等同于艺术，掌握了先进的技术不一定能够创造出优秀的艺术作品，虽然无论是文学、音乐、绘画还是其他类型的艺术，都需要一定技术的支持才能够实现其创作，没有技术的支持，艺术就无从谈起。但艺术并不仅仅是技术，因为艺术之所以被成为艺术，它必需具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思想内涵，所以艺术的创作不仅需涉技术和工艺，它还必定涉及到艺术家们的思想和情感。这就涉及到创意的问题，在数智技术的迭代发展的时代，在以AR、VR、XR等虚拟现实技术、以ChatGPT、OpenAI为代表的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新媒介环境下，创意将会更加稀缺，艺术家们的创作理念和审美水平将比任何时代都能决定文艺作品的质量和效果。要想创作出更具时代感、前瞻性、民族性的艺术作品，艺术家们除了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掌握新的技术，关注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的审美需求和思想情感的变化之外，还需要提高中国古典美学的修养和领悟中华美学精神的能力。这是由中华文明的突出的连续性所决定的，纵观历代中国文学艺术创新和发展的历史，都离不开对以往艺术成就的总结和继承。
最后，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和突出的和平性也都贯穿于古往今来中国美学和艺术发展的历程。中国哲学从先秦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开始，深受中国哲学影响的美学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相互补充、相互借鉴的发展趋势，儒家思想在汉武帝时期定于一尊之后，儒家正统美学以和为贵、中和为美的审美观一直延续至今。秦汉在空间地域上，第一次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整个天下，四方八面，各有其风(地理地环境)，各有其俗(本土文化)，但又都在认同中央王朝的天下观的影响之下结合自己的位置，“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汉书·地理志》)，秦汉美学的丰富性正式在这种包容性和和平性的条件下产生的。特别到后来的盛唐，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和和平性也反应到了美学之中，多元并存、多元并重、多元融通的“盛唐气象”，充分说明了唐代审美精神的巨大的包容性、和平性和开放性。到宋辽金多政权并立的时代，产生了不同地域美学的传播与融和，众美纷呈，元代走向了新的统一，形成了新时代审美形态的转变、总结与创新，并成就了新的多元一体的美学风貌。由此可见，中华民族文艺的不断发展和创新都与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和平性和开放性有密切的关系。
在数智时代的媒介环境意味着高度发达的“地球村”，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处在同一媒介环境下，并且有着高速的媒介互联互通，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出现背景是以跨地域、跨国家、跨种族为基础的，面向整个人类对象的智能生成工具，这意味着数智时代的文艺的繁荣更加离不开多元并存、多元并重、多元融通的创作理念。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和突出的和平性正为此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和范例。文艺创作如何包容性的吸收先进的、不同国家和地域的文化；在文艺作创作中突出本民族特点的同时，又以和平的方式吸收其他文化的先进理念进行综合性创新，是数智时代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数智时代的文艺表现便是中华文明包容性和和平性。
二、 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与数智时代文艺评论
文艺评论的重要依据便是美学思想和美学观念，如上所述，蕴含于中华文明之中的中华美学思想和美学观念同样具有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的五大突出特性，这五大突出特性也同样体现在中国历代的文艺评论之中。
中国文艺评论历来反对脱离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东西（社会性的理性）去追求感性形式的美，要求美必须具有社会的实质、内容，感性中应该有理性。这正是应对数智时代碎片化文艺创作和评论的最好方法。
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中的“风雅”“传统，“微言大义”的史笔追求，“正体与变体”的演变，无不体现着文艺评论的连续性和创新性。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的这种文、质统一的审美观，既强调了文艺社会的功用，又强调文艺的审美价值。孔子追求美善统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庸”美学批评尺度和“过犹不及”“无过无不及”原则，正是中国文艺评论统一性的高级体现。中国传统文艺评论中“中和为美”“以和为贵”和“和而不同”等思想体现着对中华文明中的包容性和和平性的追求。正是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使的中国文艺评论讲求“立意高远”“言之有物”“针砭时弊”“不偏不倚”“和而不流”“面面俱到”，将人生的终极意义的追求同碎片化的闲言碎语区分开，将娱乐与教化统一起来，将“阴阳奇正”包容兼收，将冲突、争端和而为一。
在数智时代，重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的传统，可以解除碎片化媒介环境带来的审美主体弱化和被动审美等问题。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极大地强调了“人”作为主体的审美感受或审美态度的重要作用，对于考察美与艺术的欣赏创造中和审美主体关系的问题对于当下数智时代的艺术创造具有十分宝贵的启示意义。
在数智时代的媒介环境下，通过数字媒介和人工只能被动的创作的文艺作品，这些文艺作品在新技术条件下，主要通过符号、色彩和感官反应的结构化建构来进行审美赋予，这与上述注重主体主动审美能力的文艺鉴赏理论是相背离的。在中国文艺创作中，向来将“意”作为重点，而将传递意义的符号和结构看作次要的，因此主张“得意忘言，得鱼忘筌”“词达而已”“意在言外”等，都是在说文艺作品能够传递主体内心感觉便是好的，而无论何种形式。这里面的前提就是都是人的灵魂面对客观世界上的一种内心情感和认知，至于传递媒介甚至是可以忽略的；而人工智能并不具备人的灵魂，因而对世界并无法进行人类的感知创造能力，所以无论形式上如何完美的人工智能产品，只能给人以客观对象的审美感觉，并无法进行交流和传播意义上的审美。因此，对于人工智能虽然已经创作出诗歌、书法、油画、音乐等不同类型的文艺作品，但是这些作品在艺术底蕴和个性上仍然无法与人类作品相比较。也就是说，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中的审美观，已经很清楚的判别了人工智能时代文艺的重要性和无可替代性。
在后现代主义盛行，数字智能媒体高速发展的环境下形成的碎片化审美，在很大程度背离了自古以来我们所追求的美善统一、情理统一、认知与直觉统一、人与自然统一的审美境界，更多的是以娱乐为目的，并不关注人生的终极意义。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始终以全人类的终极意义为追求，在审美中始终贯彻着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同时，中国文艺审美追求是超越媒介的，只要能达“意”，无论新旧媒介，任何形式都是可以的。所以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是数智时代文艺评论的基本遵循，更是解决数智化时代碎片化和被动审美等问题的良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