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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几个问题

时间:2025年01月15日 来源: 作者: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几个问题 

李凤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重要命题,并在如何增强、为何增强等方面做出具体部署,为展现中国形象、提升国际话语权以及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提供了方向指引。我试图就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这个命题,从文化国际传播的正反效能、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得与失、如何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三个方面,提出一些初步思考,以就教于方家。 

  一、文化国际传播的正反效能 

  法国社会学家、“文化战争的战地记者弗雷德里克·马特尔在《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一书中宣告: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变革时代,全球文化战争已经完全打响,这是一场各个国家通过传媒进行的、旨在谋取信息控制权的战争。诚然,我们已经步入一个以文化为国际竞争核心的新全球时代。文化——对不同文化利益的价值认同及围绕其开展的一切活动——使一切发生改变。无论是国际经济社会领域的结构变动,还是地缘政治格局的复杂调整,文化都在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传播是文化发挥作用的一个关键过程。进而,文化国际传播是国家间基于文化利益/价值认同进行身份交往和确认的过程,它受到国家实力对比、国家利益分配的复杂制衡,与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地位息息相关。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规律来看,文化国际传播实践所达到的效用或功能,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体现为正、反两个方面。 

  其一,文化国际传播的正效能,表现在促进文化交流、文化认同、文化多样性及文化和谐等方面的积极性。有效的国际文化传播,可以正向建构国家形象,提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他国国民中的认可度和亲和力,进而改善国家关系,促进投资交流等经济社会活动。以我国“熊猫外交”为例。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熊猫在中美关系破冰、中日邦交正常化等关键的外交事项中发挥出独特作用,在世界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熊猫热”。2023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也强调,“大熊猫是中美人民的友谊使者”,同美国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是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的重要途径。可见,熊猫成为传播中国和平、友好形象的符号,成为世界舞台上极具代表性的中国符号。由美国梦工厂制作的《功夫熊猫》系列电影(四部),取得了巨大的商业价值。其对中国文化的挪用以及将美国价值观内化于故事之中的做法等,充满了争议,但不可否认它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某种创意借鉴。 

  其二,文化国际传播的反效能,显示为导致文化侵略、文化殖民、文化冲突、文化混乱等方面的负面性。文化可以是维护和平的盾牌,也可能是诱发矛盾的火引。法国作家阿尔丰斯·都德在《最后一课》中描绘了阿尔萨斯地区被禁止教习法语而必须学习德语的经历,这是文化侵略与殖民的案例。讲述美国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经历的电影《奥本海默》,因其在不当场景使用了印度教《薄伽梵歌》中的神圣经文,在印度引发强烈反对,这是对异域文化进行不当挪用造成的文化对抗。 

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得与失

  在明确文化国际传播为什么重要之后,有必要分析近年来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得与失。在整体上,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得到了阶段性提升,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范围还比较有限,传播能力尚未完全激发。 

  “得”方面。首先,在政府层面,国家领导人及官方相关部门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自觉意识不断增强。领导人在出访、国事接待、国际事务等活动中推介中华文化已经常态化,并且取得了很好的国际效果。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3月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2024年6月7日,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了中国提出的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决议,将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这说明,中华文明中的和平性及相关观念,对于解决当今世界面对的各种文明挑战具有典型性,越来越多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正成为国际共识。 

  其次,以网络文学、网络剧集、网络游戏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成为引领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新潮流。据《2023中国网络文学出海趋势报告》数据,中国网络文学行业2022年海外营收规模达40.63亿元。截至2023年10月,阅文旗下海外门户起点国际(WebNovel)翻译出海作品约3600部,翻译语种达20多种。并且,起点国际已培养约40万名海外网络作家。中国网络文学上升成为一种全球性文化现象的势头不可阻挡。 

  再次,以TikTok(抖音国际版)、Kwai(快手国际版)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出海,开拓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传播渠道和市场赛道。面对美国政府执意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对TikTok进行封禁的风险,TikTok2023年仍取得较大商业增长。由TikTok资助并与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合作发布的《TikTok's economic impact in the US》数据显示,在2023年,TikTok吸引了美国市场的700万家企业和1.7亿活跃用户,帮助中小企业主获得147亿美元的收入,并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了242亿美元,创造了至少22.4万个就业岗位。应当说,美国政府针对TikTok的所作所为,实质上是因为TikTok在美国的普及激化了美国政府在中国短视频应用面前的“文化不自信”。 

  “失”方面,主要突出以下三点内容。首先,文化国际传播的主体力量格局失衡,民间力量的参与程度较低、传播力度较弱、传播效果较差。在数字文化传播时代,“人人皆媒”。社会组织和个人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的重要性逐渐突出,但其参与文化国际传播的“文化自觉”不强,从事文化传播活动的认识层次、技能水平存在参差。在国际新媒体平台上,虽然涌现出“李子柒”“滇西小哥”“碰碰彭碰碰”(在法国巴黎街头弹古筝)“阿木爷爷”(榫卯活)等较为突出的个体文化传播力量,但尚未形成“星星之火”的“燎原之势”。 

  其次,在内容特征上存在脸谱化、迎合西方审美、泛娱乐化等不良倾向,容易带来内容僵化、价值虚无等危险,不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世界表达。舞狮子、包饺子、耍功夫等这些表层的文化符号活动,已经不适应今天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转型要求。那些故意迎合西方鼓吹的“傅满洲”形象的行为,应该被严肃对待和处理。“社会摇”“土味”等视频内容在海外的破圈,为受众带来的是真实的价值认同还是瞬时的情绪狂欢,值得我们深思。 

  最后,文化传播渠道潜力尚未完全激发,传播的范围性、联动性、系统性有待增强。尚未构建起健全的国家和地方、地方和地方间媒体的文化共享网络,信息堵塞痛点仍需继续疏解。国内媒体和国际媒体的交流合作有待深化,在国际媒体的跨文化运营中仍需面对意识形态和文化习惯挑战。对线上传播的偏重,容易忽视线下传播的作用。 

三、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的新构建

  如何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我们认为,从主体角度来看,不同主体应该构建协同传播联盟。虽然不同主体的传播出发点各不相同,但应把传播中华文明中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一种文化自觉,与全球文化艺术的审美诉求和市场需要相对接,因地制宜地推动中国故事的创意转化和世界表达。 

    

  其一,要在价值渗透力上下功夫。好的作品能够讲述好的故事,好的故事由好的价值来赋予灵魂。要把从中华文化中提炼的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及文化精髓和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结合起来,把那些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约定性的文化价值原型作为文化国际传播的出发点。2011年,儒家文化合唱交响乐《人文颂》首演,紧扣儒家文化的核心要义,分“仁、义、礼、智、信”5个乐章,缀以序曲和尾声,借用西方交响乐的形式与表现手法,创意诠释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向世界传递中华民族的人生理念和生命态度,将中华文化的价值和光辉展现在世人面前。该乐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巡演,取得巨大成功,除了对交响乐这一西方易于接受的艺术形式进行了创意改造,更源于表演对作为儒家文化核心要素的“仁、义、礼、智、信”进行了现代创新表达,将其与博爱、勇敢、秩序、智慧、信用等当代价值进行有效对接,取得了共鸣。近两年来,起步于贵州山村的“村BA”“村超”不仅在国内火爆,而且在国际上成功破圈,引来境外媒体的持续关注以及著名球星的接连“打卡”。从山村走向全中国、再走向全世界,“村BA”“村超”的成功和它们反映出的对人们美好生活的满足这一价值内核密不可分。村民们在运动中自然生发的幸福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建设成果的美好素材。 

  其二,要在创意生产力上做出彩。数字文化时代,以新技术新创意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路径。创意生产力是连接和贯通“世界价值”与“中国表达”的重要“中介”。创意生产力与文化传播的深度融合,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出彩呈现。2021年3月以来,外交部华春莹、汪文斌等多次在国际媒体平台上向世界推介河南卫视春晚及“中国节日”等系列中的文化节目,广受国际观众好评。从《唐宫夜宴》到《簪花仕女》《中华战舞》等精彩内容看,河南卫视的成功离不开对文化内容的深刻理解以及对文化科技的充分利用,文化创意对前述二者的接洽融合则是成功的“引擎”所在。深圳近期推出的现代舞剧《咏春》也是这方面的一个成功案例,该剧在国内演出过百场取得巨大成功,目前正在世界各地巡演,不仅成为以现代艺术形式诠释中国文化、表达中国价值的有效载体,也成为深圳进行城市宣传和形象推介的重要途径。 

  其三,要在市场开拓力上见成效。文化国际传播不仅要完善内容建设和载体创新,而且要以精准艺术营销拓展国际文化市场,推动本土文化艺术的全球化交流、在地化展演。台湾现代舞蹈表演团体“云门舞集”,由林怀民在1973年创办,是台湾第一个职业舞团,被外媒评为亚洲第一当代舞团、世界一流现代舞团,探索了如何以当代演绎传统的丰富可能性。今年3月,脱胎于《千里江山图》的《只此青绿》舞蹈诗剧,在新加坡开启了走出国门的全球巡演之旅,取得了很大反响,充分说明了民族艺术和世界艺术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其四,要在跨界协同力上增保障。传播体制改革与创新是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质量的关键环节,应该持续推进、深化这一改革,协调好各方传播利益。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实践中,实现国家媒体和地方媒体、国内媒体和国际媒体的协同,实现主流媒体、企业、公共组织和个人主体的协同,实现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协同,实现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协同等,构建具有跨界融合气质的对外文化传播格局。最为核心的是,要坚持“导向金不换”这一主旨、主流,以防文化传播走向“歪风邪气”。 

  总之,我们的文化国际传播,不仅要让中华文化“走出去”,更要让中华文化“走进去”。在当下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面对着非常严峻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挑战。只要我们坚持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坚强领导,坚持和人民心连心,坚持世界和平发展主题,我们就拥有战胜一切困难的信心和力量。 

  李凤亮,现任华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兼任南方科技大学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院长,中国文联特约研究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  

(编辑:马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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