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美学传承与当代戏剧审美追求的结合
——以原创话剧《风云儿女》的创作为例
王鑫
中华美学精神与红色文化的当代审美价值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中华美学精神”的重大命题，得到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的广泛响应和高度认同，并在文艺创作层面推出了很多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美学精神的精品佳作。但同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如何满足人民群众的普遍审美需求，并在此基础上提高和引导这种审美需求走向更高层面，从而超越当下的审美需求，成了摆在当代文艺创作者和艺术教育工作者们面前仍待解决的课题。而在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了“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的深刻理论路径，对当前的中国美学研究和我们的文艺创作实践提供了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意义。话剧《风云儿女》正是在当下复杂的国际局势和社会价值多元、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中国红色文化和左翼文化运动的“再访”，是中央戏剧学院对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中国精神的当代审美阐释。
作为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团 2019 年4月恢复建制以来的第一部原创话剧，《风云儿女》讲述了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田汉激昂坎坷的一生，以史料为基础，再现了他和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历史时代背景和其背后令人动容的革命故事。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以田汉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左翼知识分子，面对生与死、战与降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最终做出正确的历史选择，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文艺作品为武器，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唤醒民众的左翼文化运动中。作为刻画时代精神的一部群像作品，《风云儿女》既是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又是对当下社会文艺创作的观照和反思。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这一精神追求和精神标识的体现就是红色文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浪潮中，中国传统文化基因里的奋斗进取精神、民本大众精神、实践创新精神、自我革新精神、勇于担当精神等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升华，形成了独一无二的红色文化精神，这既是中国特色，也是时代特征。作为红色文化的丰碑，重访当年的左翼文化运动将有助于文艺创作者们在新时代不断砥砺前行、创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
再访左翼文化运动：从“儿女风云”到“风云儿女”的转向
《风云儿女》通过展现田汉、夏衍、聂耳、徐悲鸿、安娥、任光等人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面对艺术创作、爱情和生命的思考与行动，来推动整体剧情的发展。从剧本的角度来说，该剧采用了非线性的现代叙事方式来寻找一个历史与现实、内容与形式的最佳结合点。以1929年田汉先生写出话剧《孙中山之死》、南国话剧社赴南京公演开始，把相关人物和历史事件，在时空穿插的戏剧结构中依次编织进来，将重要历史节点连缀成章，浓墨书写左翼知识分子们在黑暗的境遇里苦寻信仰的觉醒过程，将知识分子们精神上的苦闷和彷徨与不断逼近的社会现实相对照，清晰地勾勒了左翼知识分子们由“儿女风云”到“风云儿女”的重要历史转向。从舞台表演上来说，本剧通过歌队叙述者的串联，将非线性的戏剧段落融合起来，为戏剧情节的衔接和丰富的表现手段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歌队叙述者以跳进跳出的表现形式达到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并通过歌唱对戏剧情境进行描述，独白对客观事实进行陈述，以及对角色内心潜台词的转述来达到“历史化”的效果。另一方面，在这一切人物事件交点中“田老大”——田汉的人物创作，则是本剧的重点研究对象。
于时代的交接处：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当代审美表达
下面将以笔者饰演“田汉”这一角色的创作过程来具体谈谈《风云儿女》是如何做到中华文化的美学传承与当代戏剧审美追求相结合的。初次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笔者内心是忐忑和不安的：一方面由于田汉先生作为中国话剧奠基人的身份相当厚重，另一方面则是从故事的时间跨度上来说，本剧在两个多小时的戏剧时间内，以不同时期拼接的方式，完整再现了田汉生命中的各个重要瞬间。在这样长的时间跨度下，如何去理解田汉不同时期的心路历程，对于笔者本人和观众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为了真实展现角色在故事中一贯的精神气质和和不同时期细微的心理变化，笔者遵循现实主义的方法，从史料中入手，体会田汉“向左转”的完整历史语境。
在通过对相关史料的阅读后，笔者认为田汉在其一生的艺术创作中始终密切关注着中国的国势、深切地感受着时代的脉搏，在他的艺术观念中充满着强烈的民族自救意识和改造社会的责任感，“干戏剧就要干戏剧运动，而不能单纯地干戏剧”[]，从创办《南国》月刊到创立南国社，到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之一，生于乱世的田汉一直致力于通过艺术来感召中国人民，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在此本性上，田汉待人真诚、信守承诺、在艺术创作方面开放自由、但又有着“唯善求美”的诗人气质，是现代关汉卿、中国的“戏剧魂”。
在对其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的揣摩和体悟之后，田汉在本剧中最重要的“向左转”的戏剧心理线索也就不难发觉了。正如其在《南国电影剧社发起宣言》里所言：“酒、音乐与电影为人类三大杰作，电影年最稚，魔力也最大，以其能在白昼造梦也。梦者心之自由活动，现实世界被压榨的苦闷，至梦境而宣泄无余，唯梦不可以作伪。……吾国电影事业发达未久，以受种种限制，至相率不敢作欲作之梦，梦犹如此，人何以堪！同人等有慨于此，乃有本社之组织，将合群策群力，以纯真之态度，借胶卷以宣泄吾民之苦闷。努力不懈，期于大成，略述所怀，以昭同志。”[]田汉早期的电影观和其戏剧观一样充满了“伤感”、“颓废”、“空虚”及“唯美主义”。但同时这也反映了他对中国人民在现实世界所受压榨的痛苦的关注，电影作为一种“造梦”机器才能满足他这纯粹的“热情但又悲切”的愿望。到了20年代末，田汉的创作题材开始向社会问题倾斜，不管是戏剧创作还是电影剧本创作，不论是创作思想还是表现手法都逐渐向左翼文学靠拢，突出了戏剧创作的革命性。1930年，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在《南国》半月刊上发表了题为《我们的自己批判》的文章，勇敢地、大胆地清算了自己身上的小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感伤主义的思想倾向，公开宣布向无产阶级转向。[]在理解完田汉作为艺术家“左转”的精神动力之后，摆在笔者和其他主创们面前另一问题则是如何满足当代观众的审美需要，塑造一个活生生、真实的田汉人物。
《风云儿女》作为映照时代的左翼电影艺术家们群像的浓缩，它塑造了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不畏艰险、舍生取义的文艺工作者群像。在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燃烧理想的澎湃岁月在笔者眼前徐徐展开。但对于观众而言，若不是对中国戏剧电影史或左翼文化运动有相当程度的熟识，或许并不能完全理解这些先辈们面对的是怎样的困难抉择。为了让剧中人物能真正走到观众心里去，我们选择了田汉先生与中共地下党员安娥之间的感情纠葛作为该剧的注解，呈现了田汉先生的多情、懦弱、逃避、不成熟等侧面——这是对生活敏感、对际遇深沉、对命运抗争的人，必然而然的反应和想法。正由于表现出了这一点，揭露出存在于每个人心中迷茫彷徨的懦弱面，才使人物鲜活、丰满、立体、可信，有了现实的力量。
这种的现实的力量另一方面则由诗意的舞美设计所构建出多层次的视觉空间来实现：舞台上三组沿幕侧幕，以扭曲倾倒的造型和铁锈斑斑的质感，营造出危险动荡的革命时代氛围。对于影响新中国文艺发展历程的几部经典作品，通过呈现其创作过程，指向渐趋明朗的人物命运。相隔数年、不同角色的命运情境得以灵动地衔接、组合，人物在时空中不断跳进跳出，实现了叙述上的自由。而多重光影内容的叠化和诗意的视觉语言呈现出光与暗、安宁与沉重、伤痛与温暖的兼容，从而体现出田汉早期“热情而又悲切”的艺术创作欲望。在那个时代最冷酷的至暗时刻，密不透风地布满着无数悲惨的声音和讯息。田汉东渡日本求学，本被期望成为政治家，可他偏偏迷上了艺术，爱上了唯美的、感伤的气息，爱上了一种悲哀的生活。可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现实不容他沉溺在唯美的艺术里。作为作家，田汉直面正在裂变的中国时所产生的惘然与迷失，使其与安娥之间的爱情产生得顺理成章，又充满宿命式的痛苦与无奈。
而通过对于戏剧“假定性”的运用而创作的情境则延伸了人物生存与精神的矛盾冲突，直观地展现了人物的心理状况和社会的意识形态斗争。例如在戏中戏《孙中山之死》预备彩排的一场戏，就有剧目排演、徐悲鸿与田汉讨论，以及潘部长与李秘书“暗中”观察三重时空的并存设置。在田汉与安娥漫步于上海街头并热情相拥时，与林维中风尘仆仆地出现于舞台一侧，随之时空迅速切换。在精彩的“软硬电影”的争论戏中，舞台上既像一场交锋激烈的辩论赛，又好似各自坚守在自己的艺术阵营里，思考并表达着有关自我于当下的出路与理由。又如聂耳在钢琴前找寻着《义勇军进行曲》的音乐灵感，与深陷监狱的田汉修改《风云儿女》所形成的双重戏剧时空呼应。戏剧假定性的发挥以及同一舞台多重戏剧时空的设置转换，形成了戏剧情节与人物内心的对比和映衬，更加符合当代观众所寻求的“心理现实”上的共鸣。
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美学命题。这个命题无疑会切实推动美学理论研究和当代中国的文艺创作实践。由话剧《风云儿女》的创作过程可以看出“中华美学精神”与“当代审美追求”两者之间有区别，但又是互相贯通的。由红色文化作为标识之一的“中华精神”一开始就不是封闭的、静态的，而是活跃的、充满生命力的。而“当代审美追求”是一个富有创新性质的概念，是立足于当下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艺术文化实践而形成的文化追求，受到当下社会政治环境、文化消费习惯以及媒介环境的综合影响。因此，把握和引导当代审美追求，必须与中华美学精神相结合，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立足当下，这样才能真正创作出艺术上的高峰作品，真正满足人民群众的当代审美追求。
正如《风云儿女》结尾时，年近七十岁的田汉即将走完人生最后的日子，他与夏衍的幻影进行的对话升华了主题，带给了观众强烈的心灵震撼——两位杰出的艺术家虽是意难平，但回顾无悔的一生,仍然相信早晚会有天地澄明的一天，个人的毁誉不必萦怀。这些历经了岁月洗礼、见证了时代变迁的艺术巨匠，向成败、功过、荣辱撰写的历史探问和自解。在血光与勇气的洗礼中，我们看见了顶天立地大写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