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画理论西方译介的整体特征及启示

周建增

　　西方学界对中国书画理论的近两百年译介，体现了中国艺术理论在异域被发现、认识和再生产的总体过程。这一过程历经四个发展阶段，一是1827至1929年，以英国为中心的早期译介聚焦绘画批评文献，呈现出重整体内容概述，而轻具体文本翻译的草创特征。二是1930至1959年，译介重心发生了由欧洲大陆国家向美国的历史性转移，华人学者作为新学术群体有力推动了中国书画理论的海外传播。三是1960至1989年，美国学界引领学术潮流，在文献编译、体系建构、概念阐释、个案探究和专题剖析等方面取得大量成果，形成了海外中国艺术理论译介的井喷现象。四是1990年以来，译介主体趋于多国化，人们以承继式、深度化和整体性译介等方式，构建起了纵深化、综合化的新译介格局。 

　　西方对中国书画理论的译介，呈现出如下特征： 

　　从发展速度看，20世纪以前进展相对缓慢，20世纪以后则进入高速发展期，大致以30年为一期，译介格局就出现明显变化。这与西方对中国艺术的认知过程相吻合。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西方主要通过接触瓷器、漆器、丝织物等工艺品，以及以园林、桥梁、寺塔为主题的相关图册来了解中国艺术，停留于实物、技艺层面。随着认识的日益加深，人们将视野延伸到了文本、观念层面，开始关注中国古人如何品评固有的书画作品、言说固有的艺术构想。19世纪初，欧洲正式兴起汉学研究，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大量迻译，带动了人们对中国书画理论的译介兴趣和热情。进入20世纪初，艺术学在西方的独立为中国书画理论译介奠定了学科和知识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国门的完全洞开为资料搜寻、人员往来和思想交流提供了极大便利。可见，相对成熟的理论条件和学术机制促使中国书画理论在西方的译介得以有序快速迭代。 

　　从空间分布看，西方中国书画理论译介重心不断发生转移，即从早期的英国到中期的欧洲大陆国家，再到中后期的美国，以至晚近的西方多国均衡分布。这一变化过程显示了中国书画理论在西方的旅行踪迹和接受情形，展现了西方主要国家之间研治中国艺术理论的热情与力度的此消彼长之势，折射出中外艺术关系史隐在的文化政治逻辑。不难看出，这是一个从经济全球化到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过程。近代以来，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对中国进行殖民扩张，需要以熟稔中国文化作为支撑，这自然就包括了中国书画理论。“二战”以后，欧洲等地艺术史学者移民美国，辅以美国官方及民间组织对中国学研究的大力资助与支持，激起了在地学者的学术热情，使得美国成为了新的中国书画理论译介重镇。而随着“冷战”告结及中国对外开放，中外交往日益频繁，中华文化传播更加广泛，引发了更为多元的学术兴趣，重塑了中国书画理论译介格局。在此意义上说，中国书画理论译介重心之转移是世界地缘政治变迁、全球化深入发展的重要体现。 

　　从译介主体看，中国书画理论在西方的流传，早期有赖于具有丰富的中国生活经验的国外学者。他们大多数并非专业汉学家出身，而是以官员的身份生活于中国，如翟理斯为英国驻华外交官，在华历时25年；夏德在中国各地海关任职，前后历经27年；福开森在华办学，并先后为刘坤一、张之洞幕僚，甚至被清政府封赐为二品顶戴，在华长达57年。这使他们坐享地利之便，开展了一些基础性工作。中期以后，中国书画理论的西方译介一方面得益于在西方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本土汉学家，他们凭借整体的西方学术积累和自身的汉学、艺术理论素养，有针对性地对中国书画理论译介进行了深化和开拓。另一方面，更受益于一大批以中国文化为精神底色而汲取西方思想的华人学者。中西元素兼而有之的学术视角，使得华人学者的译介行为和结果蕴含着更加突出的跨文化特质。不同译介主体的共时存在，显示了西方中国书画理论译介的多元对话和复杂张力。 

　　从学术兴趣看，西方学界对中国艺术理论的译介长期以来呈现出以绘画理论为主潮的情形。这是文化选择和认知的结果。一方面，在西方艺术分类史上，绘画与诗歌、音乐、雕塑、建筑等历来就作为主要艺术门类存在，形成了深厚而稳固的历史文化根基，这为人们接受中国绘画理论提供了文化亲缘性。另一方面，绘画作为图像艺术具有天然的视觉直观性，加诸长期的中西文化交往，使得西方对中国绘画积累了一定的观赏经验，同时难免滋生理论困惑，这就需要深入到观念层面展开更进一步的认识和思考。尽管书法与绘画一样具备图像性、视觉性，但西方并无接受此一艺术形态的成熟文化土壤。西方人探究中国书法，首先需要跨越书写对象作为表意文字这一巨大屏障，故而对书法理论的重视程度和译介力度不如绘画理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书法理论译介相当程度上依赖具有汉字文化功底的华人学者，或开展了一定汉字临习实践的汉学家。这说明对中国书法理论之译介，西方艺术理论素养固然重要，而切身的中国文化理解和深厚的中华文化修养显得更加重要。 

　　西方对中国书画理论的译介史，对我们审视中国艺术理论及其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中国书画理论在西方的译介过程彰显了中国传统知识的现代性和世界性意义。西方学者译介中国书画理论，往往以满足自身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如宾雍写作《远东绘画》就重在“探求这些东方绘画对于我们西方人而言有哪些特殊的美学价值及意义”。这一以西方现代理念观照中国传统知识的学术路径，使得中国书画理论旧貌换新颜，焕发出了新的时代光彩。如在柏格森生机论、移情论的影响下，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学者屡屡以“节奏”翻译“气韵生动”，赋予了这一古老概念以现代版本，并为中国本土学者所接受、阐释和运用。边留久以西方风景思潮透视中国山水画论，承认宗炳是“人类史上第一篇风景画论文《画山水序》的作者”，提出了“质有而趣灵”的“宗炳原则”。喜龙仁剖析了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对想象、浪漫、直觉的执着追求，“与晚近西方世界的很多浪漫主义画家和哲学家的观念一致”，称赞中国古人“借由画面开启一个超越了理性定义的世界”。朱利安则在中国画论中发现了“之间”的功效，试图以之消弭西方世界长期采纳的“主体与客体、或‘自我’与‘世界’、理智（抽象）与情感之间的断裂”。这就超越了喜龙仁以情感对抗理智的画论叙述模式，显示出中国古代艺术理论之于回应和解答现代思想难题的巨大潜能。 

　　当然，西方对中国书画理论的跨文化理解并非臻于至善，而是存在着一定的努力和提升空间。比方说，具有集成性质的绘画理论文本汇编汇译著作尚未真正产生，大量书法理论文本还没有被系统翻译；书画理论文本翻译语种以英语为主，而法语、德语等相对不足；在文献翻译基础上的书画理论研究、阐释仍有待大力加强；等等。有学者甚至认为：“‘视觉透镜’的规约、艺术史学科的‘元理论’、文化原境的现代性重构、非本质的类比研究，使中国艺术史获得了时间维度上形而上的体系，却失去了自身的话语权力。”这就要求我们以更加主动的姿态介入中国艺术理论的海外传播。如对国外中国艺术理论研究展开历史考察和理论反思，以通盘追踪、掌握学术进展，理清译介盲区、研究误区，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借助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国文艺评论海外推介项目等，将已有外译本的中国艺术理论文献的相关研究论著翻译出去，以融入海外中国艺术理论译介生态，形成有机互补格局；提高外语特别是英语写作能力，就海外中国艺术理论研究的焦点命题、理论症结和核心分歧进行直接回应，不断在海外学界发出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形象，从而深化中外文化交流交融、提升中国国家文化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