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音乐文化传承发展与国际传播：以澳门音乐文化的现代发展为例
陈乾
摘要：中华音乐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与发展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关键。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阵地，其传统音乐的现代发展情况为中华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国际传播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与实践案例。本文旨在探讨澳门传统音乐的现代发展路径，并为传承发展中国音乐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言献策。
关键词：中华音乐文化；澳门；传承发展；国际传播；现代文明
音乐作为一种跨越时空的艺术形式，承载着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精神。中华音乐文化历经千年沉淀，如何在全球化的今天实现创新发展与国际传播，是当前文化发展的重要课题。1999年12月20日，在迈入新世纪的前夕，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弹指一挥间，今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澳门特别行政区也将迎来25岁生日。
澳门地处中国南部珠江三角洲，不仅是国际贸易的枢纽，也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典范。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孕育了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因此，澳门凭借其独特的文化地位，成为研究中国音乐发展不可忽视的篇章，并为“中华音乐文化传承发展与国际传播”主题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案例与研究价值。
一、中葡文化交融的历史与音乐文化
澳门，古称“濠镜澳”，与广东省香山县相连，历史悠久，自秦朝起便明确标注于中国版图。历经沧桑，直至明末，因朝廷腐败及清朝软弱，澳门被葡萄牙管治四百余年。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中国，结束了长期漂泊的历史。
四百多年的葡萄牙管治期间，中葡文化在澳门交流碰撞，相互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样态。澳门文化以中华传统文化为精神主体，同时融合了西方文化元素，两者交汇共存。
葡萄牙人登陆前，澳门是一个典型的南部小渔村，村民信奉妈祖，妈祖信仰属于道教体系。澳门最早的音乐来自内地，中式乐队与佛教、道教科仪音乐紧密相关。
葡萄牙人利用澳门的地理位置从事贸易，西方宗教及文化随之发展。1594年，建立了远东第一所欧式高等学府“圣保禄学院”，学院经常举行宗教礼仪，音乐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圣保禄学院的音乐课程丰富，包括器乐演奏。1584年，随着中西方交流的加深，西方学者与教授到澳门传教音乐，培养了众多有音乐素养的大学生。教堂的落成和学院的设立，促进了唱诗班、器乐演奏的兴盛。管风琴等教堂器乐音乐在宗教礼仪中发挥重要作用。
西洋乐队伴随军乐产生，1622年明朝政府购炮时，葡人押送的“军乐队”引人注目。19世纪，葡国军队在步兵团配置乐队，成为军乐发展的重要标志。澳门的“咸水歌”是粤语演唱的传统音乐，反映了渔民的生活。然而，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些音乐元素逐渐消失。澳葡政府对音乐教育重视不足，导致音乐教育每况愈下。20世纪70年代，澳门开始意识到危机，逐步改善音乐教育。1988年，政府收购“东亚大学”，1991年更名为“澳门大学”，音乐教育开始走向正轨。改革开放后，内地经济迅速发展，澳门的音乐文化相对滞后。回归前的澳门乐团和中乐团状况不佳，音乐市场几乎不存在。政府为旅游业发展举办“国际音乐节”，但尚未商业化。
二、澳门音乐文化的当代发展与挑战
随着时代发展，澳门音乐面临着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的多重挑战。澳门音乐文化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晶，其发展历程反映了澳门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文化多样性。
1.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与保护
自21世纪以来，澳门特区政府积极挖掘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进行相关的申报工作，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推广，并与内地积极互动。澳门作为文化共融之地，不同的民风习俗异彩纷呈。四百多年来东西文化在澳门扎根滋长，造就了澳门特有文化景观的同时，也形成了澳门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目前，经“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公布，以澳门为申报地区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的项目共有11个，包括：澳门道教科仪音乐、粤剧、土生土语话剧、南音说唱、木雕（澳门神像雕刻）、凉茶、土生葡人美食烹饪技艺、澳门妈祖信俗、鱼行醉龙节、澳门哪咤信俗、澳门土地信俗。此外，在澳门备受重视的非遗项目还包含：朱大仙信俗、搭棚工艺、苦难善耶稣圣像出游和花地玛圣母圣像出游等。
打开“澳门文化遗产网”，我们可以很清晰的获取澳门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根据搜索结果，以下略做列举。粤剧：粤剧是使用粤语演唱的戏剧形式，流行于广东、广西南部、香港和澳门等地区；南音说唱：南音说唱是一种原生态的说唱体民间歌谣，曾在20世纪50年代兴盛，由港澳电台广泛传播；道教科仪音乐：道教科仪音乐是道教法事仪式中使用的音乐，是民族传统音乐的组成部分；土生土语话剧：土生土语话剧是澳门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戏剧，使用土生土语作为表演语言，展现澳门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多元文化并存的城市特质；舞龙：舞龙是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中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具有重要的文化和表演价值；舞狮：舞狮同样是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艺术表现形式，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葡萄牙土风舞：葡萄牙土风舞也是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体现了澳门多元文化的特色；咸水歌：咸水歌是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种音乐形式，具有地方特色；八音锣鼓：八音锣鼓是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种传统音乐形式；这些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体现了澳门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展示了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的独特魅力。
为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澳门特区政府在制定澳门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第11/2013号法律《文化遗产保护法》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为保护对象，成为该领域法制建设的里程碑。该法律设有单独的篇章，明确制订完善机制保护澳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清单的拟订标准及程序、项目的紧急保护及传承人义务等。
上述项目和举措充分展现了澳门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及独特魅力，拓展了对澳门传统文化资源保护的广度与深度，滋养中华文化之“根”，持守中华文化之“魂”，让中华文化生生不息，代代传承。
2.教育领域的传承
当代，澳门的学校和社会音乐教育机构在音乐教育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首先，在社会音乐教育的发展上，戴定澄在其著作中强调了社会音乐教育在澳门的兴起和发展。这种教育形式以其自发性和包容性，在培养本地音乐人才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澳门的社会音乐教育机构众多，包括具有教会背景的圣庇护十世音乐学院、利玛窦学校钢琴部，以及文化局下属的澳门演艺学院音乐学校等。这些机构在教学和表演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尤其是圣庇护十世音乐学院在20世纪80年代前的影响力尤为显著。尽管存在一些学术和教学规范上的挑战，但社会音乐教育对推广音乐培训起到了积极作用。金羿村在其论文中也提到了澳门社会音乐的多样性，包括电视电台播放的音乐会、音乐教育专栏、民间音乐社团活动、国际音乐节等，这些都是社会音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在学校音乐教育中，澳门拥有130余所公立和私立的中、小、幼学校，这些学校都开设了一定比例的音乐课程，但教育质量参差不齐。圣保禄学院，作为远东第一所西式大学，其艺术课程的开设标志着西洋音乐在澳门传播的开始。不幸的是，1835年的一场大火使学院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它的文化贡献永远铭记在澳门的史册中。澳门的学校音乐教育普及程度高，从小学至高等教育机构，包括特殊学校，都在实施音乐教育。然而，1726年圣保禄学院关闭后，高等音乐教育经历了长时间的断层。直到1997年，澳门理工学院的高等艺术学校开设了音乐课程，才使得高等音乐教育得以复兴。代百生在其研究中详细介绍了澳门理工学院的专业设置和办学资源，反映了专家学者们在澳门音乐教育研究上的努力，旨在解决音乐发展中的问题，并为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
3.宗教音乐的传承
澳门的宗教音乐是其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天主教传入澳门，教堂音乐便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从早期的咏唱圣歌到后来的宗教仪式音乐，宗教音乐不仅丰富了澳门的音乐形式，也促进了中西音乐文化的交流。在澳门，中葡文化的交融孕育了一种独特的宗教多样性。教堂、佛寺、庙宇等宗教建筑和谐共存，成为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写照。历史学者汤开建深入研究了16至19世纪西洋文明对澳门的影响，指出天主教音乐是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洋音乐形式之一。自明代中叶起，随着葡萄牙人和欧洲传教士的到来，天主教音乐在澳门扎根并逐渐传播到内地。澳门的教堂不仅是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西洋教堂音乐传播的起点。早期的教堂音乐主要包括使用西洋乐器的演奏和以歌唱形式进行的咏唱。咏唱在天主教教堂音乐中占据重要地位，涵盖赞美诗、信经、主祷文、圣母颂等多种形式。戴定澄在其著作《20世纪澳门天主教音乐——独特历史背景下的作曲者与作品》中，详细记录了天主教音乐在澳门的发展。书中梳理了澳门天主教音乐的历史脉络，介绍了外来和本地神父作曲家及其作品，以及20世纪澳门天主教音乐的独特性和历史必然性。这些音乐作品不仅是澳门非物质历史文化的宝贵财富，也对周边地区的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李岩在《澳门音乐》中进一步阐述了宗教礼仪音乐，包括天主教的咏唱、礼仪和基督教文化节等。他提到，澳门天主教的神职人员正致力于推动本地教会音乐和公共音乐教育的发展。这些中外籍神职音乐家不仅创作传统的拉丁文礼仪音乐，还积极投身于中文礼仪音乐的创作。
宗教音乐在澳门音乐事业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仅丰富了澳门的音乐内容，也体现了澳门音乐的独特风格。20世纪的天主教音乐为教会礼仪和信徒日常生活提供了丰富的音乐资源，同时培养了一批本地音乐人才，他们的音乐创作和传播对澳门乃至更广区域的音乐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4.国际音乐节的举办
澳门的两大文化盛事——澳门国际音乐节和澳门艺术节，已成为澳门文化事业的标志性项目，对塑造澳门的文化形象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澳葡政府时期，澳门社会面临诸多挑战，包括不良的社会形象问题。为了转变这一形象，有识之士提出通过文化途径重塑澳门的国际形象，借鉴内地丰富的文化活动经验。在这样的背景下，澳门的两大节日应运而生，有效提升了澳门音乐的生存状态。澳门特区政府投入巨资，确保了两节的成功举办，使市民能以低廉的价格享受到世界级的音乐表演，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罕见的。澳门国际音乐节在初期由葡萄牙人担任艺术总监，回归后由华人莫华伦先生接任，他的深入了解和对华人文化的把握，使音乐节更贴近澳门市民，推动了艺术的普及化。随着规模的扩大和节目的多元化，参与的艺术家和团体来自中国内地和葡萄牙，包括中央交响乐团、中国广播交响乐团等。澳门国际音乐节以其多元化的节目形式著称，涵盖了民乐、交响乐、室内乐、歌剧、小型演奏会、音乐剧、芭蕾舞、爵士乐、鼓乐和演唱会等多种形式。其中，民乐、爵士乐和具有葡萄牙特色的歌剧尤为突出，展现了澳门中西文化融合的独特魅力。澳门艺术节由澳门文化局的文化活动厅负责，秉承“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播世界优秀作品、推动本地艺术发展”的理念，旨在丰富居民文化生活，推动本地艺术成长，提升城市形象。艺术节特别注重传统地方戏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展示，加深了澳门居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合作日益加深，艺术节在节目策划上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这不仅推动了澳门文化的发展，提高了市民的艺术水平，也增强了澳门青少年的国家观念。尽管两节在创办之初上座率不高，但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已成为澳门文化的品牌，引领审美，贴近市民生活。两节的举办已成为培养澳门艺术人才的重点，近年来的连场满座证明了两节深受澳门居民的欢迎。内地媒体对两节的广泛报道和中央电视台的转播，进一步扩大了两节的影响力。澳门的两大文化盛事不仅是澳门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澳门文化自信和城市形象的重要体现。随着两节的持续发展，它们将继续为澳门的文化繁荣和国际交流作出贡献，成为连接澳门与世界的文化桥梁。
三、澳门音乐文化传承发展的策略建议
1.加强专业音乐教育领域与研究型人才的培养
尽管澳门的音乐教育在普及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仍面临一些挑战：音乐教育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问题，如何更有效地将传统音乐知识传授给年轻一代；音乐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培训，特别是在传统音乐教学法和技能方面的提升；教学质量的不均衡、专业师资的缺乏以及教学资源的有限。此外，对音乐教育的深入学术探讨和研究领域还应再予以加强。为了提升澳门音乐教育的整体水平，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资金投入和专业人才培养。同时，澳门可以利用其独特的文化优势，加强与国际音乐教育的交流与合作，推动本地音乐教育的创新发展。
2保持文化多样性，避免文化霸权和单一文化模式的输出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为中华音乐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机遇。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的交流平台，其音乐文化在促进中葡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跨文化交流中如何保持文化多样性，避免文化霸权和单一文化模式的输出是亟需解决的问题。总体而言，鼓励音乐创新，推动中华音乐文化与其他文化元素的融合，在传播过程中应注重本土文化保护，避免文化同质化。平衡好传承与创新，解决好在全球化背景下处理好文化认同与文化资源的关系。
3.拓宽传统文化在民间活态传承的路径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对包含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传统音乐保护工作，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便已启动。目前，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对传统文化关注度显著提高。不少年轻人打破了对传统文化“土”“俗”等刻板印象，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去欣赏、学习。在此契机之下，拓宽传统文化在民间活态传承的路径，是当下应有的努力方向。经实践检验，有效路径至少包括如下三点：加强数字档案资料的建设与普及工作，记录并保护原生态文化的纯正性，为后世的传承发展提供契合审美原则的方法；与群众日常生活产生连接，为“就近传承”创造条件，以原生态民俗活动推动文化认同，打通政府、社会和学校传承通道，促成三位一体的传统文化传承机制；深挖传统音乐文化与文旅产业融合的潜在价值，使其成为一种可被挖掘利用的新型文化资源。
四、结语
澳门音乐文化是中葡历史交流的见证，从早期的渔村信仰音乐到西方宗教音乐的传入，再到现代音乐教育的挑战与机遇，澳门音乐文化的发展见证了中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随着澳门回归，音乐文化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待未来澳门能在保护传统音乐的同时，创新发展，为中华音乐文化乃至世界音乐文化多样性做出贡献。
陈乾：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