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艺八十春 黄钟大吕中国梦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着一份珍贵的请柬。它是著名版画家胡一川当年受邀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见证。 

　　194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召开文艺座谈会的问题，文艺座谈会就此提上工作日程。 

　　4月27日，毛泽东约周扬、舒群等共同草拟了一份参加座谈会的名单。审阅通过后，以毛泽东和中宣部代部长凯丰的名义发出请柬：“为着交换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请柬用延安生产的粉红色土纸油印，64开大小，竖排。 

　　以请柬的方式，邀请文艺家们开会交换意见，拉近了党和文艺家之间的距离。这既表现出党的领导人对文艺家的尊重，也透露出这样一种历史信息：这是一次政治领袖与文艺家们平等的对话。 

　　  二、1 张合影 

《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

　　这张珍贵的合影拍摄地点在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楼外的空场上，是在1942年5月23日下午的全体会议上，朱德讲话之后拍摄的。毛泽东和朱德坐在第一排，每个人面容朴素而振奋，当年现场热烈的氛围扑面而来。 

　　当时室内空间小且光线较暗，无法拍照，大家就移到室外。在凯丰的号召下，大家一起动手把室内的桌凳搬出来。又在摄影师吴印咸的指挥下，在会议室门口摆成五排。一看还是站不开，就把附近的几根木头抬来用，这样才勉强排成了六排，前两排坐着（第一排坐马扎，第二排坐凳子），后面站着。 

　　吴印咸回忆，“毛主席亲自招呼大家到外面，自己先坐下，大家很快围了上去，站好坐定。主席如此重视，亲切融洽，使全体与会者激动不已。”因为相机镜头小，拍照人又多，为了保证效果，吴印咸先从前侧方向拍了一张，后又从正面用3张底片拍了接片，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成为文艺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珍贵史料。  

　　三、3 次会议 

　　学者高慧琳编著的图书《群星闪耀延河边：延安文艺座谈会参加者》中介绍，延安文艺座谈会大会开了三次。当时会议的参加者并无严格限制，据多种不同记载，三次会议参加者有所不同，从七八十人到150人不等，在吴印咸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中留影的，则共有106人。 

　　第一次会议是在1942年5月2日，由凯丰主持，毛泽东作讲话。他着重讲了立场、态度、对象、材料、如何搜集材料、学习等六个问题，也就是《讲话》中的“引言”部分。毛泽东讲完后，会议休息，接着开始讨论，会议开到晚上约十点半结束。 

　　第二次会议是在5月16日，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毛泽东面前放了一叠白纸，不时用铅笔记下一些发言。 

　　第三次会议是在5月23日，先由朱德发言，之后照合影，最后由毛泽东作结论。朱德谈了文艺工作的立场、态度、对象问题后，大家到室外拍摄合影。照完相后，天色渐暗，大家先吃晚饭。饭后，会场移到中办大楼前的空地上进行。工作人员用三根木杆架成一个三角形木架，挂上汽灯，人们围坐成一个椭圆形的大圈，听毛泽东作“结论”。  

　　在第三次会议上，毛泽东以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这两个问题为中心，进行了精辟论述。他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深入实际，改造世界观，与工农兵相结合，把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接着，他又阐述了文艺的源与流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批评问题等。他还根据先前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和三次会议与会者的发言，对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八种错误观点逐一进行了剖析，从而彻底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重要文献在历史上曾先后出过四个版本，经历了三次不同方式的修改。 

　　1942年5月，在当时的座谈会上，毛泽东的讲话由周昆玉等人做了速记，该记录稿由七七出版社印行，可以称为《讲话》的第一个版本。 

　　1943年10月19日，为了纪念鲁迅逝世七周年，《解放日报》全文发表了《讲话》。当月，延安解放社正式出版了单行本，正文前附有《解放日报》编者按。此版本为铅印，40页，32开，人们习惯称之为“解放社本”或“1943年本”。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决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选集》。1951年2月至4月，毛泽东利用在石家庄调研休息时间，开始着手修改《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的初选文稿，其中包括对《讲话》的修改。1953年，《讲话》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第四个版本是1991年，中央决定对《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进行修订，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之际出版。  

　　六、3 次修改 

　　《讲话》的第一次修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语言进行了润饰。七七出版社印行的版本由于基本上是当时讲话的记录稿，口语化气息浓郁，还保留着一些俏皮的话语，后来对这些词语进行了增删和修饰。二是加入了配合当时政治工作的言辞。例如，当时由于受“抢救运动”的影响，解放社本增加了“特务文艺”的说法，说在中国除了封建文艺、资产阶级文艺、奴隶文艺之外，还有一种特务文艺，说在文艺界党员中，除了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以外，还有一批更坏的人，就是组织上加入的也是日本党、汪精卫党、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特务党，但是他们随后又钻进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组织，挂着“党员”和“革命者”的招牌，等等。 

　　第二次修改是在解放社本的基础上进行的，据统计共修改了670余处，其改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增强文本的逻辑性和理论色彩。为了使文本读起来更加顺畅，毛泽东修改时增加结构助词“的”。把有地域色彩的、方言性的词换成通用的词，例如把“虽然出不出好东西”改为“虽然拿不出好东西”等。二是增强文本的规范性和书面色彩。例如，把“抗战以后”改为“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把“内战时期”改为“十年内战时期”。三是修订某些过时的提法。例如把“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奴隶文化”改为“买办文化”，把“红军战争”改为“革命战争”，把“日本法西斯”改为“日本帝国主义”。同时，删去了所有关于“特务”问题的文字。从这些变动中不难体会毛泽东对于这篇文献的重视和修改得精细入微。 

　　第三次修订工作主要是校订注释，改正了注释中某些不准确的史实和提法。第一个是关于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在原来的注释中，列宁的这篇文献被翻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改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第二个是对梁实秋注释的改动。原来的注释说“梁实秋是反革命的国家社会党的党员。他在长时期中宣传美国反动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坚持反对革命，咒骂革命文艺。”改为“新月社主要成员。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曾写过一些文艺评论，长时期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和散文的写作。鲁迅对梁实秋的批评，见《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第三个是对周作人和张资平注释的改动。原来的注释说“周作人、张资平在一九三七年日本占领北平、上海后，先后投降日寇。”改为“周作人，浙江绍兴人。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五四运动时从事新文学写作。他的著述很多，有大量的散文集、文学专著和翻译作品。”“张资平，广东梅县人。他写过很多小说，曾在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兼任教职。周作人、张资平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先后在北平、上海依附侵略中国的日本占领者。” 

　　通过对《讲话》三次修改情况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绝不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重要文献看成终极真理，而是随时注意总结历史规律和发展经验，使这些思想日臻完善。同时，这一过程也生动地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不是停滞不前，而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完善的。 

　　（中国文艺网新媒体   编辑：贾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