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毛泽东同志发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思想的重要文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八十年来，它像一面鲜艳的旗帜，对社会主义文艺实践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催生了一大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为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80年来，一代代民间文艺工作者在两个《讲话》精神的指导下，致力于民间文学、民间艺术及民俗文化的考察、采集、保护、传承工作，创作出一批传达时代力量和人民心声的精品力作，推动了中国民间文艺事业繁荣发展。让我们在回顾民间文艺经典作品的过程中，再次仰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上的两座高峰，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01
陕北民歌“信天游”式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
作者： 李季 创作时间：1946年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不久，毛泽东亲临鲁迅艺术学院演讲，号召大家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泛指工农兵群众的火热生活)中去，延安文艺整风全面展开。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引，延安文艺界的创作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时期。一大批作家、艺术家背起背包，奔赴前线。他们的创作激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战斗中得到释放，《王贵与李香香》便在此时应运而生。
《王贵与李香香》是诗人李季于1946年创作的陕北民歌信天游形式的长篇叙事诗歌。作品以一对红色恋人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展现了“三边”人民的革命历程。王贵革命信念坚定，李香香性格坚贞，这两个敢于反抗、争取自由和幸福的农村青年是整部剧的灵魂人物，他们的爱情悲欢与革命时代背景相互交织。
作品深刻地揭露了旧农村阶级压迫的悲惨状况，生动地反映了陕北“三边”地区农民闹革命的壮烈景象，表现了革命与劳动人民幸福生活血肉相连的关系——“不是闹革命穷人翻不了身，不是闹革命咱俩也结不了婚”，明确表达了长诗的主题。
1947年3月作品单行本在香港出版，郭沫若作序，说“《王贵与李香香》是人民翻身与文艺翻身的响亮信号”。周而复为该书写了后记，说“《王贵与李香香》的出现，无疑是中国诗坛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它给我们提供了人民文艺创作实践的方向”。1948年初，茅盾撰文评论说“它是一个卓越的创造，就说它是民间形式的史诗，似乎也不算过分。”
这首叙事长诗与柳青的《铜墙铁壁》，欧阳山的《高干大》，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贺敬之的《白毛女》，以及一百多位美术家、音乐家的作品一起，给延安文艺带来了百花争妍的新局面。
02
民间美术设计作品《哪吒闹海》
作者：张仃 创作时间：1979年
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属于人民大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张仃是我国当代著名画家、工艺美术家、美术教育家，是工艺美术当代传承与创新的先倡者和践行者，被誉为“新中国首席设计师”，曾负责完成政协会徽、开国邮票设计，参与国徽、“建国瓷”、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及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十大建筑设计等，主持德国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的总设计（1952年）、巴黎国际艺术博览会中国馆的总设计（1956 年），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向世界展示了新中国焕然一新的形象。
1979 年，张仃先生以传统壁画的形式创作首都机场壁画《哪吒闹海》，其题材与形象来源于1978 年他担任美术设计的动画片《哪吒闹海》，并参考民间木版年画、中国传统宗教壁画以及张光宇先生设计的《大闹天宫》人物形象，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壁画采用传统题材，构图巧妙，将不同的故事情节绘制在同一画面，描绘哪吒从出世、闹海、斗恶龙到复仇的神话故事。中心画面是哪吒与四海龙王相斗的场景，周围环绕由风火轮演化而成的巨大火圈；主题形象反复出现，加以海浪、建筑、山石、树木的映衬，以散点透视表现故事完整，以线造型，形象生动，具有既民间又现代的审美特征。
1979 年夏，张仃（中）、张一民（左）、楚启恩（右）在首都国际机场壁画《哪吒闹海》绘制现场
正如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杨阳所评价，张仃先生“对民间艺术不光是热爱，而是真正理解了民间艺术的造型、色彩、内涵，在这个基础上自然而然地传承和应用”，“《哪吒闹海》把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全部糅合在一起，这就是那个时代最好的文创产品。”
张汀先生所创作的壁画《哪吒闹海》开启了波澜壮阔的中国新壁画运动和公共艺术的新时代。随后，他又在北京地铁、长城饭店、昆仑饭店、石家庄火车站、香港中银大厦创作了一系列巨幅壁画，伴随着新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迎来了中国文艺的春天。
03
“中国民间文艺的万里长城”——《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
作者：吕骥、周巍峙、李凌、孙慎、张庚、吴晓邦、钟敬文、贾芝、马学良、罗扬等 时间：20世纪80年代
《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部分成书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深受中国文化界和全国文艺工作者爱戴和敬重的老艺术家、老领导周巍峙的倡导和主持下，全国数万名基层文化工作者和著名文艺家一起历时20余载，编纂出版了浩瀚长卷——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开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先河，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奠定了工作、人才、资料基础。
《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被誉为“中国民间文艺的万里长城”。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拥有300卷共计5.1亿字，主要包括：《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中国戏曲志》、《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中国曲艺志》。
正如参与十部文艺集成志书编写工作的民族民间文化专家李松所言，集成工作“发端于‘文革’之后‘百废待兴’的社会背景之中，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文化创造和中华民族盛世修志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继承和发扬了我党历来坚持的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优良传统，是一项众志成城的工作”。“十部文艺集成志书”工程，对几千年来各民族劳动人民创造的、流传在民间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收集、整理，加以编纂、出版，强调了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重要宗旨，是一项具有前瞻性、抢救性的工程，是功德无量，利国利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宏伟大业。
“十部文艺集成志书”工程的实施，对推动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实施过程中，为民族地区培养锻炼了一大批具有一定理论素养、精通本地本民族文化资源状况的科研人才，成为本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的骨干力量；建立和发展起来了一批科研机构，科研成果源源不断，成为民族民间文化研究与保护工作的重要阵地。
04
具有前瞻性和里程碑意义的民俗学专著——《中国民俗学》
作者：乌丙安 出版时间：1985年
十年来，每当春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总会走到群众之中，贺新春、送祝福，和大家一起品味年俗文化。在地方，他总是入乡随俗,以当地民风民俗同大家一起喜迎新春。2014年，在内蒙古冬季那达慕“五畜祈福”仪式上，总书记用无名指蘸上银碗盛着的鲜牛奶弹了三下，以蒙古族传统方式为少数民族同胞、全国人民祈福。2016年，在江西神山村，总书记拿起木槌同村民一起打糍粑，糍粑越打越黏，日子越过越甜。2020年在云南司莫拉佤族村，总书记按照当地习俗敲响三声佤族祝福木鼓，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四海升平……年俗，带着传统的记忆和味道，又与时代一路同行；其中蕴含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从中我们可以找寻到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和延续的根和魂。
著名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乌丙安先生指出，“传统”不是从另外一个地方走进来，而是回到“传统”原来发展的一种状态中；传统不是“客人” ，是“家里人” ；现代也是“家里人” ，它是“家里人”的一个转型变化的过程。乌丙安以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和里程碑意义的民俗学专著，为中国与国际民俗学事业和民俗学专业教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中，《中国民俗学》一书对于民俗学做了大量而细致的研究，研究触角深入到民间生活的各个层面，书中将经济的民俗、社会的民俗、信仰的民俗、游艺的民俗等民俗的各种类型都给予了详细剖析，并列举出了许多生动的事例。该书自1985年出版以来，连续荣获辽宁省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省优秀图书奖、全国优秀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多次参加国际图书博览会，受到国内外多家报刊好评。
“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习近平总书记把传统文化提到了国家民族精神命脉的高度。我做了60多年的中国民俗研究和教学，从事了30多年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深深感受到国家和各级政府现在对此项工作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有政府的大力支持，有法律的保障，多抢救保护一些中国的民间文化遗产，就是对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贡献，这项工作可不能耽误，必须争分夺秒。”乌丙安说。“我们不应把我国最具浪漫色彩的传统节日七夕节，贴上‘中国情人节’等有异国色彩的标签。”“还有我们的婚礼，那在过去可是有着非常神圣的仪式的，穿着是有讲究的，要穿我们自己的民族服装，现在变成了都穿西方的婚纱了，我们民族的传统的东西哪去了？”“如果一个民族，连自己都无法认同自己，别人怎么可能认同你？你丢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别人还怎么识别你？一个民族的文化支撑是什么？我们与生俱来、代代相传的文化根基是什么？如果这些文化失去了，我们还剩下什么？无论怎样全球化，每个民族身上仍然有着深深的文化烙印，是不能丢也无法丢的。这就是我们的文化之‘根’。”
05
民俗学入门教材——《民俗学概论》 主编：钟敬文 出版时间：1998年
《民俗学概论》是由钟敬文先生主编、32位学者共同参与编写的民俗学重要著作，提出了完整的中国民俗学体系，不仅纵述民俗历史、民俗事象，而且对民俗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以及海外民俗学发展状况进行了充分的论述，为我国民俗学学科的建设提供了重要范本。《民俗学概论》多年来作为民俗学入门教材受到各大高校欢迎。
作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根脉的民间文化，源远流长，浩如烟海，博大精深。而历代封建帝王视民间文化为草根唏以不屑。自“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起，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自觉地把民间文化作为反抗封建旧文化、创造现代新文明的有生力量。钟敬文先生从刘半农、郑振铎、周作人、董作宾等民俗学研究先行者那里以及西方文化人类学学者那里接手了民俗学研究的基本方式与方法，在新的历史时期，构建了民间文艺学理论体系，开辟了民俗文化学的学术领域，并朝着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方向发展。他大力提倡调查研究及重视实证的学术研究新风气，用温暖的现实主义情怀来讴歌民间文学作品，抵制民俗学研究当中脱离田野、急功近利，将民俗学演变为现实斗争工具的不良趋势，凸显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视“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学术独立精神和价值追求。
钟敬文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事业上，坚持扎根人民、服务人民的工作态度，在民间文艺学科建设理论体系的构架上具有开拓性贡献。他一直关心和重视教材的编撰和选用，编撰《关于民间文艺学的科学体系及研究方法》《民间文艺学新论集（初编）》《民间文学概论》《民俗学概论》等一系列著作的初衷都是为了理论教学所用，他在世时初步构建了较为完整的民间文艺学科理论框架。其后，一代代后辈学者殚精竭虑，深耕于民间文艺领域，努力尝试在理论研究方法、文化传承与传播形态以及民间文艺的当代利用等方面实现突破，也出现了一大批丰富的学术成果供基础教学享用。如今，民俗学终于发展为我国学科领域中的一棵硕果如花的参天大树，并以“中国学派”巍然屹立于世界民俗学之林。作为我国民俗学的创始者和奠基人，钟敬文先生也被国际同行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 。
在2019年《钟敬文全集》出版之际，著名民间文艺家、中国民协主席潘鲁生表示，我们要学习钟敬文先生的治学理念和学术思想，传承老一辈学人对民间文艺传承发展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加强民间文艺发展的学科规划，以“人民性”和“中国特色”的中心理念指导我国民间文艺发展。
06
我国著名的三大英雄史诗《江格尔》《格萨尔》《玛纳斯》
搜集记录整理者：居素甫玛玛依等 收录于2006年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从《格萨尔王传》《玛纳斯》到《江格尔》史诗，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产生了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及《格萨尔王传》 《玛纳斯》和《江格尔》 ，称其为“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 。2006年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 《格萨尔王传》 《玛纳斯》和《江格尔》被列入民间文学项目。这几部史诗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陆续得到系统全面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出版，70多年来这一工作仍在坚持和延续。
《格萨尔王传》在11世纪前后出现了最早的手抄本，其篇幅宏伟，可能达到100部、100多万行。《格萨尔王传》概括了藏族发展的历史进程，描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塑造了数以百计的人物形象，是研究藏族历史、文化、文学的百科全书，被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格萨尔王传》的世界影响虽然不如《荷马史诗》，但是，《格萨尔王传》篇幅超过了荷马的《伊利亚特》（15693行）和《奥德赛》（12110行），也超过了印度的史诗《摩呵婆罗多》（20多万行）、《罗摩衍那》（约48000行），是世界最长的英雄史诗。1980年至1984年，民间文艺工作者累计在青海、西藏、甘肃、四川、云南等地藏族聚居区发现藏族史诗《格萨尔》优秀说唱艺人20多位，拥有非凡演唱技艺的桑珠、玉梅、才让旺堆、阿尼、次仁多杰等为藏族史诗传承作出了卓越贡献。经过全国7个省、自治区的专家学者和民间文艺家通力协作，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和翻译出版工作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江格尔》形成于蒙古族的卫拉特部落（居住在新疆阿尔泰地区）。它长期在民间口头流传，经过民间艺人不断加工，篇幅逐渐增多，已经搜集到的就有60多部，长10多万行。《江格尔》是蒙古族文化的瑰宝，在蒙古族文化史、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78年至1981年，新疆民间文艺工作者对巴音郭楞、博尔塔拉两个蒙古族自治州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的近20个县的蒙古族聚居区进行了调查，访问了朱乃、冉皮勒、普尔布加甫、普尔拜、门图库尔等数十位“江格尔奇” ，录制了187盒录音磁带，搜集记录了60多部《江格尔》口头文学作品及异文。
《玛纳斯》是柯尔克孜族史诗。柯尔克孜族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吉尔吉斯人是同一个民族，我国的柯尔克孜族和吉尔吉斯斯坦，有不同的《玛纳斯》版本。中国版《玛纳斯》共有8部，23万余行。史诗八部紧密相连，宏伟壮阔，描绘出柯尔克孜族领袖和民众前赴后继的英雄事迹。1979年，新疆克孜勒苏自治州著名的“玛纳斯奇”居素甫·玛玛依在北京完成了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最后两部的演唱和录制。经过北京和新疆民间文艺工作者的记录、整理、翻译和出版，这部由《玛纳斯》 《赛麦台依》 《赛依铁克》 《凯涅尼木》 《赛依特》 《阿勒巴恰与别克巴恰》 《索木碧莱克》 《奇格台依》八部演唱记录本构成的23万行规模的惊世之作，陆续以柯尔克孜文和汉译本面世。居素甫·玛玛依被国内外史诗界誉为“当代的荷马” 。
07
记载21世纪以来的文化变迁和文化历史——《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档案2001—2011》
主编：冯骥才 出版时间：2015年
2015年，由时任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主编、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编写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档案2001—2011》出版，该书对21世纪我国大型文化工程——“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做了全面而客观的梳理。
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是进入21世纪以后由中国民协发起并实施的大型民间文化工程，自2001年开始酝酿， 2002年开始筹备，当年12月获准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此后历时十余年，获得一系列文化成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国际国内影响。抢救工程外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遥相呼应，内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相协力，谱写了21世纪初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宏大乐章。作为工程的发起方和实施者，中国民协在抢救工程的大潮中开展了民间口头文学、地方民俗文化、节日文化、木版年画、民间剪纸、唐卡艺术、少数民族服饰、民间文化传承人的调查、认定及成果整理、出版、宣传推介等工作，并不断取得阶段性成就，为我国文化百花园中增添了新的民间文化学术成果。同时，抢救工程以巨大的文化影响力推动了我国一系列重要文化政策的出台，催生了一些重要的文化制度的制定和施行，在抢救工程营造出的社会氛围中，国家设立了文化遗产日制度，制定和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名录。
由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和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档案2001—2011》分文献卷和图片卷，记录了这一工程的发起、推进、发展、提高的历程，同时对我国21世纪以来的文化变迁和文化历史具有记载。档案还收录了各种信件、文件原稿和手稿等，呈现出历史的丰富和细节。鲜活的图册则让工程的历史形象化、可视化，读者可从中一睹工程实施者的精神风采和工作场景。
冯骥才曾说：“保护文化遗产的道路永远像一篇长长的写不完的文章，只有逗号，没有句号。 ”他把保护传统村落看作“上无愧于先人，下无愧于子孙”的浩大工程，希望更多的民间文化管理者、研究者加入到民间文化抢救保护与发展探索的行列，使之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行动。
08
第十三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工艺美术作品获奖作品——红木雕刻《姑苏繁华图》
作者：施冬妹、任建华、王阳春等 获奖时间：2018年
一座姑苏城，半部江南诗。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苏州姑苏区是2500余年城址未变的古城，至今仍保持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是苏州的根脉所系、精华所在。《姑苏繁华图》原名《盛世滋生图》，是清代宫廷画家徐扬创作的鸿篇巨制，描绘了乾隆年间苏州的自然风光、市井风貌和繁荣昌盛，是“江南文化”的代表力作。画卷中描绘的地段，特别是胥门到山塘街一带，正是文献中记载最多、苏州人最愿称道、外地人最为留恋的苏州最为繁华的商业文化地段，充分再现了昔日阊门“商贾辐辏、百货骈阗”的繁华盛景。
家住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山前村的施冬妹怀着家乡情怀、红木情结，用整整11年时间花费数万工时带领工匠团队，以徐扬创作的《姑苏繁华图》为蓝本，采用传统木雕技艺和立式屏风形式，在19块尺寸相同、材质细密坚硬、色泽纹理优美的红酸枝硬木板上雕刻出大型红木雕刻《姑苏繁华图》 。
作品耗材45吨红酸枝、25吨紫檀，采用与原作3比1之尺度，分由19幅构成，每幅作品均由四个狮子滚绣球构成的大叶紫檀架子托起，共76个滚绣球雕件。作品总长40.47米、高2.13米，运用苏作传统的浅雕、深雕、镂空雕、立体雕、圆雕、立雕、平面雕、阴雕等技艺，雕刻各色人物1.2万余人、各类房屋建筑约2140余栋、各种桥梁50余座、各种客货船只400余只、各种商号招牌200余块、文化场景10余处，堪称江南技艺文化的巅峰之作、苏作工艺的无价之宝。一刀一凿间，吴地市井风情悄然呈现、栩栩如生，展现了盛世姑苏的经济繁华与丰富多样的民俗风情，倾注了苏作工匠团队对当今盛世的满怀热爱和对实现中国梦的无限憧憬。这是新时代吴中人弘扬工匠精神的一个典型范例，也是吴中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成功例证。
作为创作组织者，施冬妹因一抹乡情、一份喜爱，萌生了一个文化梦——将徐扬这一旷世名作，采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苏作技艺”完整地重现出来。整整十一年的路上，从策划设计、聘请工匠、选材购料，到艺术构思、精雕细刻等等，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绝非常人所能预料和想象，但她抱着对艺术的执着，几乎倾其所囊，让她最终用毅力、智慧和坚守，实现了人生的华丽转身，用文化自觉唤醒了文化自信。
时任中国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副会长马达认为，作为二次创作，木雕版《姑苏繁华图》忠于原作，从平面绘画到立体呈现是三维的、立体的、多层面的、有深度的，是施冬妹对家乡和工艺的感情，让作品焕发出了无穷的艺术魅力。时任江苏省文联副主席、省民协主席陈国欢认为，大型红木雕刻《姑苏繁华图》是纯民间性的创作行为，施冬妹是行业外人士，能完成这样的作品，体现了一种真正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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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工艺美术作品获奖作品陶瓷《戏曲人物》
作者：范安琪 获奖时间：2018年
中国戏曲传承千年，集合声乐、舞蹈、神容、服饰、装饰之美，演绎了历史风云、家国情怀, 也诉说了现世无常、人生哀乐，触动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痴迷传统文化，与戏曲有着不解之缘的陶艺家范安琪，从小就爱看戏，对戏曲文化的熟悉让她在创作中更好地抓取到戏曲中最精彩、最值得定格的画面。
2014年，范安琪创作了由武生、老生、小生、花旦等六尊人物雕塑组成的《戏曲人生》，是石湾陶艺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结晶。作品运用石湾瓦脊公仔的精髓及西方雕塑语言融入泥塑手法之中的方式表达，作品中的细节手工都展现泥塑的特有精神语言，让中国的国粹、中华的民间手艺、石湾窑变釉的精彩，与新时代的审美情趣有机结合，成就了石湾公仔在新时代的表达形式。
在传统石湾陶艺中，铁丝是用来切割泥块的，但在这组作品中，铁丝用在了武生的胡子、护背旗、下摆衣纹这些地方；同时，《戏曲人生》的人物雕塑使用了十几个雕塑技法，体现了作者希望通过传统和现代雕塑技术的融合，展现石湾陶艺的传承和融合。除了雕塑手法，《戏曲人物》在釉色上也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石湾窑变釉在明清时期因善仿钧瓷并有所创新而扬名天下，在这组作品上，既可以看到黄、绿、蓝等传统石湾陶艺上的釉色变化，也保留了被传统陶艺认为是“败笔”的釉色气泡。有意思的是，所有的工具、手痕在与泥土触摸过程中留下的“迹痕”都在作品上展现，这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有意识的一种思想活动。范安琪认为：“在观者与作品互相凝视的过程中，作品本身可以表达其‘历程’，这也是这种材料、这种艺术所独有的语言。而我作为创作者，就在这样的色彩表达中，对釉与色彩、釉与人物的理解得到了升华。”
范安琪深知，既要“深入戏中”，表达好传统的精髓，同时又要“破出戏外”，以符合当下的语境，联结当代人的情感。于“破”与“立”之间不断切换，才能找到传统与现代美学的最佳契合点，让戏曲之美从高高在上的舞台以最温润的方式融入当下，走向日常。欣赏她的作品，可以看到一种执着生长的新生力量，一种推陈出新的守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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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工艺美术作品获奖作品剪纸《上海童谣》
作者：李守白 获奖时间：2019年
大道至“剪”，“剪”生万物。民间艺人可以凭借一张纸和一把剪刀，就能创作出精妙绝伦、包罗万象的剪纸艺术。剪纸融入民俗事象，承载着民间生活的情感和记忆。石库门建筑是老上海城市的标识，是上海城市文化的摇篮，石库门内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上海市民，石库门的弄堂，更是孩子们的天堂。昔日上海的孩子们就在这种嬉闹中一天天长大，弄堂文化既满足了孩子们天真的童性，也激发了他们的创造才能。弄堂里各种小贩的叫卖声，总有一些调皮的孩子学着样子，和着调子一起唱，这就是他们的学堂，唱出弄堂里那一片悦耳的歌谣……
《上海童谣》剪纸（局部）
《上海童谣》剪纸长卷长为17米，高为0.6米，共计搜集童谣39首，刻制人物152位，动物46只，刻制文字1757个，于2006年5月完成手稿，历时6个月。石库门里的生活，弄堂里的童谣，曾是上海石库门里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是数代上海人儿时美好的回忆，是一笔值得珍惜，回味丰厚的文化遗产。剪纸长卷中汇集的39首曾经在上海大小弄堂中传唱的经典童谣，谐音押韵，琅琅上口，富有童趣。“老上海童谣是上海人生活方式的体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已经忘记了它们。”《上海童谣》的创作者、剪纸艺术家李守白表示，他想把上海话、孩子们唱童谣时玩耍的动作和上海特色建筑石库门融合在一起。“这三者如同绘画中的三原色，可以演绎出上海文化绚丽多彩的风景。”李守白打算将这传统的“风景”留在艺术作品中，也想通过自己的作品把它们传播出去，而他更关注的是石库门生活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特别是那里普通人的衣食住行。“石库门中房间很小，但故事很多。”
李守白选择了用传统艺术表现自己心目中的上海风物，但他的表现技艺却并不传统。他认为，需要用一种能跟当下都市生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表现手法，来呈现都市文化蓬勃发展背景下的生活状态，并在作品中贯穿了具有当代艺术特征的表现手法。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潘鲁生曾评价李守白的作品“融会贯通中西方艺术表现风格，以当代艺术语言融合传统剪纸工艺表现，……凸显出版画一般直接的视觉冲击力，富有当代气息。”
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顾问、上海剪纸专业委员会会长、著名画家林曦明教授曾对《上海童谣》剪纸长卷赞誉说：“这就是现代中华剪纸艺术的精品！具有剪纸大师的风范。”2007年6月，作品《上海童谣》受邀参加中国文化部“2007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展”展览，荣获文化部颁发的“文化遗产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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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文艺学术著作获奖作品《黄河十四走》
作者：杨先让、杨阳 获奖时间：2019年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这是对黄河文化在中华文明产生和发展中的科学定位，是对黄河文化时代价值的根本肯定。讲好新时代的“黄河故事”，对黄河文化、传统工艺予以科学有效的保护、转化、发展，是传承中华文化根脉、推动传统工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黄河十四走》是记录上世纪80年代黄河流域民间艺术的田野考察专著。作者认为，黄河流域是富有中华民族文化艺术代表性的大区域、大文化圈。这里所产生的民间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哲学、民俗、考古、艺术等有关，在内涵和根源上密切相连。
本书记录了1986年至1989年，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创始人杨先让，组织并率领考察队14次深入黄河流域，考察当地民间艺术种类、艺术风格、民间艺人、节庆习俗等，足迹遍及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8省（区）。在走访中，考察队积累了数千张图片资料，并整理出二十多万字的文本，汇集成《黄河十四走》一书。书中不仅详述了诸如安塞腰鼓、汉画像石、木版年画、剪纸、农民画、石刻、泥（面）塑、刺绣、布制品等民间技艺，还分析了其艺术风格、民俗风貌、文化内涵等，并记录了当时优秀的民间艺人（如库淑兰剪纸、刘兰英剪纸、苏兰花剪纸、潘京乐皮影等）。《黄河十四走》以真切的文字和鲜活生动的图片，记录保存了30年前黄河流域民间艺术的淳朴原貌，为民间艺术留下了珍贵的原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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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纪念馆前厅壁画
主创：潘鲁生、赵芳廷、刘文健 展出时间：2021年
壁画作为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中国民间美术的创作形式，在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并且依靠大众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固定下来、形成传统。20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正式开馆，纪念馆前厅壁画同期落成。壁画创作历时九个月，是党史主题创作的深入探索实践，是新时代文艺精神的具体展现。
中共一大纪念馆前厅壁画由《日出东方》《民族脊梁》《中流砥柱》三幅作品组成，紧紧围绕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主题，挖掘革命圣地和具有象征意义的黄河、长城主题，表现革命的历史、革命的精神、凝聚的力量，形成了从石库门到天安门的日出东方以及黄河之中流砥柱、长城之民族脊梁的象征诠释，是党的历史与精神的艺术与美的表达。
其中，《日出东方》以天安门为中心展开，将中共一大会址、嘉兴红船、井冈山、瑞金苏维埃政府旧址、遵义会议会址、延安宝塔、七届二中全会会址等红色地标相贯通，再现了顽强拼搏、不懈奋斗伟大征程，画面中央的党徽熠熠生辉，是精神和力量的凝聚与象征。
中共一大纪念馆前厅壁画《民族脊梁》
《民族脊梁》展现万里长城横亘在中华辽阔的土地上，如盘旋于群山之巅的巨龙，彰显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守护和平的胸怀，是民族精神之“长城”。
中共一大纪念馆前厅壁画《中流砥柱》
《中流砥柱》以屹立在黄河急流中的砥柱山为主体，喻示党史百年如奔流不息、勇往直前的母亲河，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征程中立潮头、勇担当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三幅组画相互呼应，形成空间整体，将艺术画作与党史历程和精神相结合，使参观者感知我们党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从九死一生到蓬勃兴旺的奋斗历程，使观众感悟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历史意义和时代精神，是主题创作、主题宣传的探索和表达。
潘鲁生表示：“中共一大纪念馆大型主题壁画作品的创作过程，是一次党史学习、红色教育、温故知新的过程，是肩负传承红色文化使命、用画笔传递红色精神的实践行动。“以潘鲁生为代表的民间文艺工作者以此次创作为动力，把党史学习教育与主题创作结合起来，用艺术形式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用优秀的文艺作品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
80载峥嵘岁月，
民间文艺于历史中沉淀，
在岁月中淬炼；
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
一代又一代民间文艺工作者
牢记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的
责任与使命，
创作出一批记录时代发展、
展现人民奋斗的优秀民间文艺作品。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民间文艺工作者将继续
用作品回应党和国家的期望，
坚守人民立场，紧跟时代步伐，
努力成为中国故事的精彩讲述者、
中国声音的优秀传播者、
中国形象的优秀塑造者，
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