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艺八十春 黄钟大吕中国梦
1942年5月间，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不觉八十年过去了，当年，《讲话》指引下的新说书运动仍历历在目。
《讲话》发表以后，伴随着新秧歌运动的不断深入发展，专业文艺工作者向民间艺术学习的热情不断高涨，一个波澜壮阔的新说书运动，便很快在延安开展起来。
陕北的新说书运动，是在边区文协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它首先得到西北文联主席柯仲平的支持。1945年4月，边区文协成立了说书组，由诗人林山领导。安波、陈明、柯蓝、高敏夫、王宗元等同志，都先后参加了说书组。大约经过两个月的实践，逐渐探索出一条路，这就是：团结、教育、改造民间艺人，启发、引导、帮助他们编新书，学习说新书和修改旧书。在具体做法上，首先是个别访问，选择对象，培养典型，然后通过他们来联络、推动其他说书人，并且采用个别传帮带和办训练班等方式，扩大说新书的影响。 文协说书组首先发现并培养了韩起祥。他们对韩起祥的思想、生活、创作才能、演唱艺术以及在群众中和说书人中的影响等等，进行了深入而具体的研究，采取多种方式，提高他的思想水平和创作方法。 韩起祥在文协说书组的耐心帮助下，在短短的4个月内，思想上和艺术上有了飞跃提高。他在自编的《说书宣传歌》中唱道：“文协、鲁艺、县政府，奖励我来说新书，新书说的是什么？一段一段教育人。自编新书编不好，希望大家要批评！要知编了多少本，请看后面有书名：《红鞋女妖精》《反巫神》《四岔捎书》《掏谷搓》《吃洋烟二流子转变》《王五抽烟》《阎锡山要款》《血泪仇》《中国魂》《合家乐》《王志成吃元宝》《张家庄祈雨》。编的新书还不多，常编常说常增加，希望一般说书人：学习新书要实行！”不久，韩起祥又创作了颇有影响的《刘巧团圆》和《张玉兰参加选举会》等曲目。于是说书组不失时机地带领韩起祥在延安办起了第一个说书训练班。随后，又在米脂、绥德、清涧、延长、延川、子长等地举办说新书训练班。当时，全陕北有失明艺人483人，经过训练改说新书的就有273人。像绥德的石维俊、三边的冯明山、延安的刘之有、常栓等，先后创作、改编了《乌鸦告状》《地板》《平鹰坟)《抗日英雄洋铁桶》等新书。此外，陈明的陕北说书《平妖记》，李季的说书《卜掌村演义》，孔厥的唱本《人民英雄刘志丹》《一家人弹词》，戈西的说书《老麦菁偷麦》，拓开科的练子嘴《闹官》等，也都受到群众的好评。
韩起祥的演唱轰动一时，仅1946年9月，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就连续8次发表了他的新作品并报道了他的艺术活动。特别是毛泽东、朱德请他去说书，更使韩起祥的名声远扬。
由于韩起祥带头编演新书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再加上党报和林山等同志的大力倡导，陕北的新说书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在全边区形成了一个普遍的运动。不久，这一运动又在晋绥、晋察冀、冀鲁豫、山东、苏皖等全国各个解放区开花结果。尤其是冀鲁豫解放区成绩更为显著，在冀鲁豫边区文联主任王亚平的领导下，认真执行毛主席对旧艺术“既不卑弃，亦不投降”的态度和“推陈出新”的方针，有步骤有计划地对旧艺术进行了改革，总计受训的老艺人达千人以上，除对旧剧、旧说唱进行审查和整理改编外，还创作了新说唱词上百篇。像王亚平的《张锁买牛》、李刚的《二元成亲》、沈冠英的《未婚妻劝夫参军》、孟汉英的《济南第一团)等，都是当时脍灸人口的曲艺佳作。边区文联还编印出版了大众读物《新地》半月刊，在边区新华书店发行。
解放区的新说书运动，从1945年春到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在历时4年多的时间里，据初步统计，仅广大民间艺人的曲艺新作，就有上千篇。他们无论是吹拉弹唱，还是说新编新，都有大的突破和创新，成为农村新文化的重要阵地。 《讲话》指导下的新说书运动，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首先，是思想改造和艺术改造相结合。从具体的艺术改造做起，结合思想改造，互相作用，互相提高，进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改造过程中，还注意及时给予鼓励和表彰。譬如：对艺人编演的新曲目进行评奖；优秀的作品给予发表的园地；对典型人物及时进行宣传报道等等。这样既能提高民间艺人对思想改造和艺术改造的积极性，又能进一步巩固所取得的成果，还能扩大新说书运动的政治影响。 其次，知识分子与民间艺人相结合。新说书运动的兴起，打破了千百年来文人与艺人的长期隔阂，第一次使二者完全结合起来。解放区革命知识分子与民间艺人的结合，是以共同的革命目的为基础，所以他们的结合是自觉的、同志式的。只有这种“同志式”的结合，才凝聚着革命的战斗情谊。像林山与韩起祥的结合、王亚平与沈冠英的结合、何迟与王尊三的结合。而这种结合，正是在《讲话》精神的感召下进行的。 二者的结合，使现代曲坛焕然一新，它大大推动了新说书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民间艺人与革命知识分子结合，不仅接受了进步思想，在艺术创作上也接受了新文艺的表现方法和写作技巧。而知识分子通过与民间艺人结合，一方面指导着民间艺人和民间艺术的改造工作；另一方面也不断地从民间艺术中吸取营养。诗人艾青在《解放区的艺术教育》一文中讲：“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解放区文学艺术的成绩，主要是学习民间得来的。例如秧歌、腰鼓、年画、新的歌曲、大量的快板、说书、大鼓词.....”。 再其次，新文艺与民间文艺相结合。《讲话》发表以后，广大文艺工作者通过深入火热的现实生活，思想感情与工农兵打成一片，文艺创作也实现了民族化、大众化。在这一过程中，说唱艺术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赵树理的小说。他的成名之作《小二黑结婚》，最早是以“现代故事”来发表的。稍后的《李有才板话》，更是以他杰出的“板话"艺术，赢得中外读者的赞赏。他把说唱艺术与小说艺术融为一体，成为解放区民族化、大众化的一面旗帜。应该说，在解放区的作家群中，受民间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像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王希坚的《地复天翻》，邵子南的《地雷阵》，徐光耀的《平原烈火》，康濯的《黑石坡煤窑演义》等等。这些作家或作品，或向曲艺学习结构形式，或向曲艺学习评书笔法，或向曲艺学习接近群众的口语化语言，或向曲艺学习塑造人物的成功经验。而这些学习和运用，对于促使小说的民族化大众化，是至关重要的。
新说书运动对诗歌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李季的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是采用了陕北“信天游”的格式，阮章竞的长诗《圈套》，则自称是“俚歌故事”。至于张志民的叙事诗《王九诉苦》和《死不者》，那简直就与快板无甚区别了。与此同时，诗人王亚平则把鼓词视为“唱诗"，而“孩子诗人”苗得雨，干脆就把大鼓词收进了自己的诗歌集。还有陶钝的长篇说唱《杨桂香鼓词》，马少波的快板《嵩潜庄》等。这种“曲词合一”的艺术实践，正是新文艺与民间说唱艺术相结合的产物。
1950年，韩起祥（左）与陕北说书《刘巧团圆》记录整理者高敏夫（延安鲁艺人）合影 此外，现代说唱艺术还对戏曲乃至绘画都产生了影响。众所周知，最早的歌剧《白毛女》是根据民间传说故事和民歌小调改编而成的；陕北说书《刘巧团圆》曾影响了评剧《刘巧儿》的移植改编。新秧歌传到东北以后，又与二人转合二为一，从而产生了二人转秧歌剧。在晋察冀，相声与戏剧相结合，出现了一种“相声喜剧”。在冀鲁豫，坠子与戏曲相结合，于是出现了一种“坠子戏”。在山东，快板与小调相结合，又涌现出“快板小调剧”。在陕甘宁，说唱与绘画相结合，便产生了一支“艺术轻骑兵”新洋片。 说唱艺术一方面促进了新文艺的民族化与大众化，另一方面新文艺又给说唱艺术以影响。像小说《小二黑结婚》《吕梁英雄传》《乌鸦告状》《平原烈火》《晴天》，戏曲《白毛女》《血泪仇》，诗歌《赶车传》等，先后被说唱艺术所改编。文学艺术的这种相互渗透和相互交融，正是《讲话》发表以后，文学艺术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 新说书运动的最大功绩，就是培养和造就了一支无产阶级的曲艺队伍，并为社会主义新曲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新说书运动的领导核心和中坚力量，正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像林山、安波、陈明、柯蓝、高敏夫、赵树理、陶钝、王宗元、马烽、西戎、何迟、王亚平，以及王尊三、韩起祥、沈冠英、毕革飞、杨星华、曹永山等，他们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作家和民间艺术演唱家，有的还长期担任党的文艺领导工作。这批具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先进分子，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新说书运动的行列中来，其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它改变了曲艺队伍长期以来涣散无力的局面，代之以共产党员为先锋的无产阶级曲艺队伍的形成。这支曲艺新军，既是新说书运动的开拓者,又是社会主义新曲艺的建设者。 回望历史，展望未来，不忘初心，满怀希望，继续沿着《讲话》指引的方向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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