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百年大党的文艺实践，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兼容并包的方法论与世界观，为人民服务，为时代讴歌。文艺工作者在文艺实践的道路上不断成长、不断学习，每时每刻都体现着鲜明的美学品格和价值追求。无论是最接近人民的“延安大秧歌” ，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气势恢宏的《东方红》 ，改革开放后令世界瞩目的“第五代”导演群体，新世纪“后奥运时代”开放包容的“中国笑脸” ，到新时代充满文化自信的文艺创作，都体现了“文艺为人民”思想的初心不改，体现为民族振兴使命赓续精神。
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创作始终朝着更高的人民欣赏品位和价值追求迈进，实践品格、美学品格、主流价值观念演进的步伐，随着先进青年到圣地延安，接近大地；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创作从地里生长出来，走向人民大会堂，结出史诗范式的硕果；改革开放，人们开眼看世界，也回眸望乡土，浪漫的革命者之歌和青春的激情迸发出来；新千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充满想象力的中国人向世界宣布进入全新的如梦如诗的史诗况味追求；新时代，世界的中国和中国的世界更加完美地交融，在“西湖”“天安门”彰显当代中国自信从容的精神美学追求，百年历史铸就了一件件文艺创作精品力作。在历史的大潮中，中国文艺守正创新，不断演进，形成拒绝僵化寻求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互交织的史诗品格。
前言
百年以来，中华大地上发生的影响最深远的一件大事，莫过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及它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所书写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经过百年持续奋斗，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四分五裂中崛起，成功地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一代代文艺工作者用艺术语言追魂摄魄，记录百年巨变、描绘百年党史，留下了一大批经典之作。生于斯、长于斯的众多中国艺术家，自觉投入到记录和描绘这场百年大变革的历史洪流中，将我们党的伟大历史征程凝聚于壮阔恢弘的丹青画卷、音乐或舞蹈的史诗，通过具有史诗品格、震撼心灵的艺术经典，塑造人物、表现历史、描绘现实，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生动注脚。一代代中国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走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人间正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新世界：革命文艺造就精神圣地
“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 ，这是1937年一批上海青年的真实心声。黄土地，红延安，绿陕北。小小延安城汇聚最优秀的中华儿女，打造这片文化“新世界”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写就了文艺救亡的壮丽诗篇。可以说，延安时期的文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总结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在实践中贴近解放区人民生活；在客观上，左翼的、新的文化思潮影响着广大革命知识分子的创作。由此，呈现出有体系的文化艺术形态——延安文化艺术形态。这一文化艺术形态，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融合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确立了延安时期文化艺术的方向、方针，形成了延安文化的面貌，也为中国民族文化艺术奠定了基础。
左翼文艺是国际现象，是一股不可阻挡的世界思潮。它发端于19世纪中叶欧洲的工人运动，随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而萌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高潮，风靡欧亚美非四洲，而且比历史上出现过的任何一种文艺思潮和文艺运动都更广泛，国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蓬勃发展，形成了弥漫全球的“红色三十年代” 。白求恩、海明威、罗伯特·卡帕、伊文思等，都是著名的左翼人士。上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左翼思潮不但是时代的主导思想，也是世界左翼运动的一部分，这一时期的中国左翼文艺思潮将自己与祖国被压迫人们的命运、与世界被压迫人们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人民性和世界性是中国左翼思潮的两个鲜明的特征。
放眼全球，在苏联，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产生了一批文化团体，如“左翼艺术阵线”“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拉普） 、苏联的电影家创立了激进的“电影眼睛派”“蒙太奇学派” ，并在影片中形成诗意，影响世界。这些流派和团体中，尤其“拉普”的文艺理论，经我国左翼作家译介，很快传入中国，并被左翼文坛视为“正确有力的新的指导理论” 。
中国的左翼艺术，包含了左翼戏剧、左翼电影、左翼美术和左翼音乐等几种形式，它的形成几乎是与左翼文学同步的。抗战全面爆发后，左翼文艺思想在抗战的历史潮流中融入到抗战文艺之中。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文艺工作者带着满腔革命热情奔赴延安，文化下乡、为工农兵服务成为各抗日根据地艺术活动的纲领。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来武装头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来分析艺术问题并展开艺术实践活动。青年音乐家冼星海写出伟大的《黄河大合唱》 ，从音乐形象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音乐史诗气质。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以下简称《讲话》 ）中鲜明地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新秧歌不仅为继承、改造传统民间艺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而且对于发展、创新革命文艺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使秧歌这种民间艺术形式能够更好地为革命斗争服务，为革命宣传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延安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的实践过程中，将无产阶级的时代精神和革命元素融入到传统秧歌的改造和创新中，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盛况空前、意义深远的新秧歌运动。
从历史意义上说，延安新秧歌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继五四运动后，再次领导的群众性的革命文艺运动。在新秧歌运动中，延安文艺工作者与广大军民受到了新的革命意识形态的熏陶和洗礼，彻底进行了政治革命和社会改革，坚实的群众基础，是新秧歌运动得以巩固革命政权、推动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石。
新中国：《东方红》史诗构筑国家“神话”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一个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新的社会制度取得了胜利，同时，艺术家们创作了一批充分反映新的时代精神的艺术作品。在1956年毛泽东正式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指引下，艺术家们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1958年，毛泽东总结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和“五四”以来我国革命文学的创作经验，根据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同时吸取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先进经验，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艺术家们把解放区的美术传统、从苏联引进的社会主义理论结合徐悲鸿学派为代表的写实主义美术教育，构建了新阶段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美术创作根基。
这个时期的美术创作深受苏联写实主义油画风格的影响，而传统的中国绘画一度被认为是脱离了时代的、与人民的现实生活不接轨的艺术，甚至中央美术学院的中国画系都停止了授课，当时的教师李可染被安排去讲授水粉课程。在这种状况下，是取法现实、表现生活的做法让传统艺术重新焕发了青春。傅抱石、李可染、张仃等画家，都走进生活，师法自然，描绘祖国的大山大水，以及火热的现实生活，“为山河立传” ，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也在艺术上进入了成熟期。
李可染在1962年画出了美术史名作《万山红遍》 ，两年后，在周恩来总理亲切关怀下，另一部“红色”巨作《东方红》问世。作为国家话语表达的《东方红》 ，结合了中国革命政治文化语境中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以“政治大歌舞”对党和人民以及新中国、新生活进行歌颂。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从创作背景、目的与雏形来看是那一时期群众与政党所需，它充分将文艺的社会功能与政治功能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延安经验”奠定了《东方红》“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基础。
新中国的文艺实践开创了一个充满革命激情的年代，“为工农兵服务”“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成为文艺的方针，从未有哪个时代如此看重艺术的社会与政治功能。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庄严宣告向世界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这段历史性的影像昭示了一个新国家的诞生，并且代表这个崭新政权的新政治与新文化的主体“人” ——新中国人的身体形象呈现成为艺术与文化实践的重要方向。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神话”的诞生并不是某个艺术家的个人创作，而是一个集体共同的艺术想象，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本身，就是高度默契、高度认同、高度模造的艺术语汇开发，开创一个新的符号、新的故事、新的文化特征即国庆庆典史诗的“神话” 。此后，包括《中国革命之歌》 《复兴之路》 《奋斗吧中华儿女》等从舞台进入银幕的典章范式。而“国庆”这一特殊的时间表述，是体现一个新政权的自我认同，每年的10月1日，从此归属于“国家时间” ，这一天的作品也被披上了“神圣”印迹。个体会通过参与这个“大事件”而具有一种崇高感，通过银幕的再塑造和传播，国家不断重复的这种仪式，来保持共同的社会记忆，从而建构一个具有共同一刻、神圣一刻的时间记忆共同体。因为任何社会秩序的参与者必须有一个共同记忆，才可以不断保障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性。《东方红》正是在这样背景下呈现出来的一种艺术形式新样貌。《东方红》表演场地在标志化地代表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最高权力场——人民大会堂，演出时是国庆节那日的神圣时刻，在时间、空间的两重维度的加持下，生成了一个“为山河立传”的新中国仪式。
新时期：东方晨曲奏响《中国革命之歌》
改革开放初期的10年，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这一阶段的中国现当代艺术开始了艺术反思思潮，先后出现了“伤痕美术”“乡土美术”“85新潮”三大艺术反思思潮。同时，西方现代艺术传入国内，不断给予艺术家新的启示。1979年，北京和上海等地举办了“法国19世纪农村风景画”展览，展示了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风格作品，其中巴比松画派的风景画和古典风格的人物画备受青睐。同年，《罗丹艺术论》在全国公开发行，罗丹所提倡的现实主义，尤其是对自然的崇拜受到了中国艺术家的欢迎，在现代艺术于中国尚未兴起的背景下，这本书成功启蒙了中国艺术家的观念。
1984年，电影《黄土地》横空出世，标志着“第五代”导演集体亮相，并带着独特的美学倾向走上世界舞台。同年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的《中国革命之歌》 ，则注定是带着不可回避的政治转向的一次探险。新中国成立后第二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的政治意义的延续性，既有艺术形式上的延续，同样又动用了歌唱、音乐、舞蹈、朗诵、合唱、中西乐队的大编制结合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的美学特征，西方交响与中国民族音乐、高雅艺术与大众艺术交融的艺术特征，彰显了艺术创作多样化的美学追求。
在革命年代，文艺也成了“革命文艺” ，发展文艺是为了打倒敌人。这一观点的形成，一个重要原因是囿于当时的社会形势。一方面是形势所需，但更重要的是，文艺服从于政治这一主张还有着更深刻的思想根源。《中国革命之歌》所处时代已经有了新的变化。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的《祝词》中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这个时期的主语被替换成“社会主义新人” ，这样的“新”与“旧”的对比，就像《中国革命之歌》里面唱到：“鸟在高飞，花在盛开。江山壮丽，人民豪迈。我们伟大的祖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 ”但相较而言，这样表述对文艺特性的认识，已经向理性的道路上迈了一大步。更难能可贵的是，《祝词》中还要求“文艺工作者还要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 ，“文艺创作思想、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 。这一点在以往的文艺政策中几乎没有被明确提出过。这说明，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新时期的中国需要更多、更丰富的文学、艺术作品，而这些作品的创造需要文艺工作者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说明了新时期的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关注和重视文艺自身的发展规律。革命现实主义既是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艺术产儿，又是社会主义伟大时代的美学动力，它为了社会主义才来到世间，并勠力于以巨大的刚健的艺术力量，永不停息地将社会主义推向更新、更纯、更高、更美的境界和阶段。所以，它理所当然地应当和必须成为社会主义艺术的主潮，社会主义艺术也应当和必须以革命现实主义构成自己的主体意识——主体性。整个中国焕发出活力。中国社会以崭新的面貌重新登上了国际舞台。充分地显示出《中国革命之歌》受时代新风影响所体现的现代化美学品格。
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乡土现实主义思潮让位于“85新潮” ，中国美术领域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90年代之后，当代中国艺术逐步融入“全球化”的格局当中，同国际艺术的最新走向取得了越来越密切的外在关联，“后现代艺术”已经稳固地成为了一种主流的艺术形态。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当代中国艺术几乎在短时间的历史场域内，上演了欧美艺术几百年来的艺术流变，这些艺术传统在当前的中国艺术界形成了“多元共生”的局面。艺术家徐冰、蔡国强、缪晓春、张大力等人用独特的审美品格与精神，构建了有别于西方造型艺术的东方审美体系，体现出中国当代艺术自律的信仰与进步、革新与未来。
新世纪：《复兴之路》史与诗的交响
党的十七大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因此，东西方的软实力作用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重视，文化交流逐渐成为国家之间交流的重要手段，“西方”与“东方”文明由冲突开始走向共融共生。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 2009年9月20日在人民大会堂首演。这部作品不仅继承了前两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政治与文化的重大意义，更突显出了“后奥运时期”百年梦圆的当代中国人在此部史诗中的集体亮相。值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举国庆祝之际，《复兴之路》把中国近代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与历史进程，以音乐和舞蹈的形式在舞台上凝练而具有诗性地展现，与前面提到的《东方红》以及《中国革命之歌》相比，被视为反映时间跨度最长的音乐舞蹈史诗。在以艺术的方式带领观众们重温自鸦片战争以来169年中华民族走过道路的同时，它用现代的艺术理念重新雕琢了中国人民的时代形象和英雄品格，从精神气质上呼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主题。《复兴之路》的语境既是国家的，更是时代的，从规模上说是空前的。它集合了3200余名演员的倾心参演，通过使用6500件道具复原数百年间的重要历史节点，以空间蒙太奇的舞台美学与浪漫主义交相呼应，向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勇士和民族英雄们致敬，从而找到一种素朴与崇高、庄严而隆重、豪迈与高贵的独特艺术美学。
《复兴之路》在追求着对尽善尽美的“史”“诗”“思”“情”的营造时，以诗的浪漫结构一个宏大的主题，用平实而高贵的美学风格去讲述一个民族百年来的沧桑巨变。它不再以追求再现历史场景为艺术理想，而去追溯当代人对历史与诗性的感知，既保留着岁月流过之后的浪漫情致，又传承我们党恒久的精神力量与民族之美。这种诗意和浪漫品格可以追溯到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预见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样诗意地描绘中国革命的高潮，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整体文艺美学品格不是僵化的，始终饱含着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有机相融合的诗意情怀。它将“史诗”作为创作目标，向波澜壮阔的历史和悲壮豪迈的高贵精神表示敬意，既是为这段历史寻找到了一种崇高、质朴和优雅的艺术表达，也是对历史进行的一场庄严的艺术承诺。
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吹响奋进号角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使命高度，深刻指出文艺工作肩负的时代责任，深情寄语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为繁荣发展文艺事业明确了任务、指明了方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他们想了解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2016中国杭州G 20峰会《最忆是杭州》文艺演出，告别了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单向方式，而是中西合璧，让世界人民从中国看到世界，小小的西湖展现人类艺术的精粹，由此G 20晚会超越了民族性走向世界性。
追求美轮美奂、诗情画意的美学品质从演出名称《最忆是杭州》中就可以感受到，它语出白居易《忆江南三首》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此篇是从古至今描绘西湖诗句中的经典，重点突出杭州的文化积淀与江南烟雨，西湖畔的独特韵味。西湖承载的是一种人文内涵，在西湖上跳《天鹅湖》配合全息投影的科技手段，也许是前所未有的表演形式，这不仅是中西结合，而且是一种美好事物全人类共有的观点，更是新时代中国文化自信、国家软实力的体现。作为总导演的张艺谋表示：整个晚会采取的是交响乐的形式，采用曲目与曲目之间的音乐编排，因为交响乐可以被视为是一种“世界语言” ，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交响乐演奏出的名曲代表着全人类共同的理念、共同的情感，这种共融性传递的是情感力量，强调的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倡导的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第九曲《欢乐颂》通过人声与交响乐队的配合达到了其他作品无法匹敌的盛大氛围，以“共享、共通、共融”的理念打造了这场人类交融的狂欢，创造了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融合。
2019年10月1日，“群众游行”成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中吸睛的靓丽一笔。群众游行以“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分“建国创业”“改革开放”“伟大复兴” 3个篇章， 10万群众、 70组彩车组成36个方阵和3个情境式行进，展现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征程，抒发对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由衷赞美和真情热爱。中央首次以“自由，生动，欢愉，活泼”来为这次国庆盛典指明了方向，这意味吹响新时代文艺实践的一个新号角，通过精致的、极致的、内敛的、包容的表演形式，犹如一张张中国名片，向世界阐释推介了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秉承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理念和期望，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我作为总导演根据“小方阵、大主题”的理念，提出“一场盛大的游行、一幅壮美的画卷、一部奋斗的史诗”的设想，并在“三个一”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四个回归” ——回归群众、回归真情、回归素朴、回归精神。回归群众，是将人民群众作为游行的主体，成为故事的主角；回归真情，是回归人民对党对国家的真情实感，情动于中才能外化于形；回归素朴，是一种东方美学天然追求，素朴的表达和表现是一道红线，而拒绝光怪陆离或是盲目的狂欢；回归精神，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计划，将中国人的精神展现给世界，是这次游行重要使命。从原来的单一的构成到后来丰富的构成，强调谁的故事谁来讲，农民、工人、学生，自己的故事自己讲，把普通的学生、群众与观众席联系在一起。通过中国长卷的叙事启发，将长安街形成一场“沉浸式”“流动的史诗” ，向全国人民展现出一个全新的游行样式，让世界重新认识新时代的中国人。通过中国发展故事的表达，人民自由欢愉的呈现，让世界看到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乐观、积极的态度，也向全世界人民展现新时代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此次群众游行作出了评价：“这次庆祝活动是国之大典，气势恢弘、大度雍容，纲维有序、礼乐交融” 。并在2020年新年贺词中指出：“群众游行激情飞扬，天安门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参与这次国庆大典的新时代文艺工作者不忘初心，一方面赓续“深扎”精神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使命担当，突出快递小哥、广场舞大妈、百姓美好生活，另一方面也体现新时代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的艺术价值取向，那就是以艺术的手段讲述好具有政治意义的主题，通过一场国家庆典来彰显时代的新气息、新气质、新气象，“敷文华以纬国典” ，不断丰富新时代国家仪式来体现大国形象。
结语
若我们把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看作对传统文化糟粕的“除旧” ，那么21世纪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代表的新文艺精神则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立新” ，它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重大转型，开启了中国文艺发展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灵魂的中国精神，正是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和时代精神的辩证统一，它对于解决当前文艺创作价值观问题、文艺理论“西化”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有的同志说，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国的地，只有眼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同时真诚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我们才能为人类提供中国经验，我们的文艺才能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 ” 2021年，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一部倾注举国文艺工作者心血的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在鸟巢（国家体育场）面世，这部最新史诗，跳脱原有音乐舞蹈为主体表现风格，而是进入多媒体、全景式、开放性的史诗结构，将影像语言、戏剧语言、行为艺术等融合，守正创新，它必然成为惊艳世界、影响深远的巨作。
文化艺术具有民族性与超民族性的价值，是世界各民族、国家的人民能够进行思想精神交流、产生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和认知的最有效的精神载体，是最能够形成价值认同的基础。因此，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和文艺，既具有民族性与世界性共在的特征，也具有人类精神价值追求上的最大通约性和共鸣性。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中国新时代文艺思想既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和价值构成，也是可以发挥最有效交流与沟通作用的精神纽带和桥梁。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中国文艺作品中所凝聚的中国价值、中国精神，应该充满自信地予以国际传播和融入世界文化建设之中。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百年的文艺方针是不断生长的，是充满生命力的，而且是有鲜明价值追求的。在百年历史进程中，一方面充满包容与吸纳的精神，接收世界范围内最先进、正面、积极的文化艺术理念与创作方式，为我所用；另一方面，深深扎进中国大地，吸收百姓、农民的语言，汲取来自泥土的养分。革命的激情、现实的思辨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瑰丽的想象、诗意表达的悠长韵味，贯穿起来，成为中国文艺思想的鲜明特质，成为独特的东方文艺美学追寻。百年文艺思潮吸纳了左翼的先锋与激情，但又不是一味狂飙突进；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又不是惟“写实”是纲；改革开放之后它也不排斥欧美的后现代主义，但扬弃了西方美学中荒诞不经与嘲讽取笑。中国文艺工作者紧跟时代的步伐，在不断开眼看世界，接收先进思潮的过程中，抱定百年来的优秀传统与社会现实，让中国共产党百年以来的文艺思潮丰富、充盈而又充满思辨气质。脚踏中国大地，肩负人类“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使命，一路“风卷红旗过大关” ，紧紧跟随百年大党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去描绘伟大的美丽中国梦。作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当以信仰之光，照耀创作之路。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教授，导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