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回看，这个政党成立以来的宗旨之一就在于为人民创造艺术杰作或艺术高峰。一方面，人民需要艺术杰作，要求用人类优秀艺术作品来丰富和完善自身，滋养精神世界；另一方面，为人民创造艺术杰作，用艺术杰作去开启人民心智、激励人民奋发有为地生活，也是这个政党百年来的自觉追求。特别是在当前，用更好更多的艺术佳作乃至艺术杰作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审美和艺术需要，应当是这个执政党和各级政府在新百年征程中最重要的文化民生工程之一。这是因为，建设和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一批批、一代代由艺术杰作涵养起来的高素养国民。

　　一、高扬艺术杰作的价值

　　先需要破除的一个误解在于，似乎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政党只重视利用艺术作品去起到宣传和教育作用。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不仅重视艺术的宣传和教育作用，而且强调以艺术杰作或艺术高峰去满足人民的审美需要和提高审美品位的要求。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都爱好艺术，都是审美和艺术上的高品位鉴赏者和卓越的文艺批评家，自觉地成为全人类优秀艺术遗产的坚定不移继承者和创造性维护者。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酷爱艺术，十分欣赏莎士比亚等世界一流作家作品，自己还写有大量抒情诗。马克思充满热情地继承德国浪漫主义者奥古斯都·施莱格尔等开创的莎士比亚鉴赏潮流，高度赞扬莎士比亚戏剧的艺术魅力，明确主张文艺作品应该“更加莎士比亚化”，而不能“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 。确实，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莎士比亚戏剧的杰出之处在于，以“现实主义”姿态，精彩地刻画“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生动地展现活动在这个背景上的多种典型人物，并以此再现生活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列宁出于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要求，倡导继承和发扬传统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果，赞扬列夫·托尔斯泰“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显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着艺术上的高品位，并且都是艺术杰作的捍卫者，反对以低劣的艺术质量去制造华而不实的宣传效果。

　　马克思主义还要求艺术作品必须符合“美的规律”。马克思从社会实践观点出发，提出“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命题，这对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美的规律”反映出对待艺术作品的一个特定要求：按照客观存在的美的事物的组合关系去理解和创造，综合地既体现创作客体之美及其客观规律性，又展现创作主体或评价主体对这种美及其客观规律性的主体体验和加工改造愿望，在美的问题上呈现出唯物主义者的辩证综合立场。

　　马克思主义高度赞扬艺术杰作成批涌现的时代精神氛围。马克思看到希腊神话和史诗的时代虽然早已消逝，但仍对后人有着“永久的魅力”。恩格斯以“巨人时代”去衡量和赞扬文艺复兴的时代精神和整体艺术成就，指出它“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是一些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这些“巨人”往往不仅是艺术界的“巨人”，而且也同时是多领域的“巨人”，正如恩格斯所说，“莱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分支中都有重要的发现。阿尔布雷希特·丢勒是画家、铜板雕刻家、雕塑家、建筑师，此外还发明了一种筑城学体系，这种筑城学体系，已经包含了一些在很久以后被蒙塔朗贝尔和近代德国筑城学又加以采用的观念。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历史编纂学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路德不但清扫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清扫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且创作了成为16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的词和曲。”这种有关特定时代整体艺术杰作水平的衡量和礼赞，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对作为时代精神标志的整体艺术杰作的不懈追求。

　　马克思主义还着眼于人类社会新世界的创造，要求艺术作品创造出新社会赖以建立的“新人”形象。恩格斯曾批评卡尔·倍克的《穷人之歌》只歌颂德国“小市民的鄙俗风气”，提出文学应当“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列宁要求文艺作品中新人是“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作家应当表现这些代表社会理想和前进方向的新人，他们才是“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列宁在致高尔基的书信中多次表达了一个思想：作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艺术家，应该到生活第一线，去观察“部队里的新事物，或是农村里的新事物，或是工厂里的新事物”，表现军人、农民、工人等新人“怎样以新的方式建设生活”，以便据此创作出新人形象。

　　总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总是具有世界一流的艺术品位，以世界一流艺术作品的高标准去要求艺术，强调人类优秀艺术作品的创造、鉴赏和批评。

　　二、开创以艺术杰作激励人民的现代新传统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传入中国时起至今一百多年时间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和变革过程中逐步开创出一种以艺术杰作启蒙人民、帮助人民提高审美与文化品位的现代文艺思想新传统，并建立起不断修正和完善的一整套艺术制度。

　　被毛泽东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和“党外的布尔什维克”的鲁迅，于1921年首次引进“文学典型”范畴时，就着眼于其文学人物形象可以抵达一种文学高峰。他洞悉“典型”身上的“新鲜而且希有”及“新的，勇的，强的，代表者”的意义，认为“典型”人物“表现之深刻，在侪辈中称为达了极致”。

　　毛泽东要求文艺作品注重“典型性”，走“典型化”的创作道路，因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文艺作品的“典型化”极大地有助于动员群众投身于“改造自己的环境”的“斗争”：“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文艺作品把“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毛泽东欣赏鲁迅，称赞其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体现出包含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等三重内涵的“伟大的‘鲁迅精神’”，并且进一步指出他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欣赏李白、李贺的诗以及《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作历史读的。开头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 ”还称赞说，“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

　　邓小平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确立起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要求文艺创作提高质量、丰富多彩，“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他号召“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江泽民要求“文艺工作者努力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积极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胡锦涛勉励文艺工作者“坚持以最广大人民为服务对象和表现主体，关心群众疾苦，体察人民愿望，把握群众需求，通过形式多样的艺术创造，为人民放歌，为人民抒情，为人民呼吁”。这里的着眼点都在于为人民创造高质量艺术品。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艺创作、文艺工作和文艺评论，指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只有永远同人民在一起，艺术之树才能常青”，进而提出“努力为人民创造文化杰作、为人类贡献不朽作品”的新要求，并着眼于为人民创造“文化杰作”和为人类贡献“不朽作品”的高标准，对当前中国文艺提出“有‘高原’缺‘高峰’”的冷峻诊断，为当代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找准了症结和问题，指明了文艺变革和奋进的新方向。“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蒙田、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等文艺巨人，发出了新时代的啼声，开启了人们的心灵。……在我国发展史上，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发展同样与中华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先秦时期，我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开创了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鼎盛期。20世纪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端于文艺领域的创新风潮对社会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全民族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引擎。”他进而要求以古今中外一流艺术标准去创造“中华民族新史诗”、中国文艺史上的“扛鼎之作、传世之作、不朽之作”以及“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 。为此，他提出“典型化”的美学要求：“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和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

　　正是在这些现代文艺思想新传统的引领下，中国现代文艺产生了一系列有着国内国际深远影响力的艺术杰作或艺术佳作。鲁迅的“狂人”、阿Q、祥林嫂、孔乙己等人物形象堪称中国现代文艺中最卓越的一批艺术典型。“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沈（从文）艾（青）丁（玲）赵（树理） ”等作家和诗人的名字以及他们创造的作品，深深地铭刻在亿万读者的记忆中。五四新文艺、革命文艺、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伤痕艺术”“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底层写作”等一道道新浪潮风起云涌，推演出百年中国文艺的新景观。单就长篇小说而言，20世纪50至60年代有“三红一创山青林保”等“红色经典”涌现，即《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山乡巨变》《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保卫延安》，改革开放时代起则陆续有《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平凡的世界》《白鹿原》《长恨歌》《尘埃落定》《秦腔》《额尔古纳河右岸》《历史的天空》《城与市》《花腔》 《笨花》、“江南三部曲”、《玉米》《人世间》《牵风记》《北上》《主角》《应物兄》等问世，它们可以从一个侧面集中反映百年新文学的杰出成就。与此同时，话剧《茶馆》和《狗儿爷涅槃》，石鲁和长安画派，油画《父亲》和《塔吉克新娘》，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电影“女性三部曲”（《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 《舞台姐妹》）和“反思三部曲”（《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电视剧《渴望》《我爱我家》《亮剑》《潜伏》《士兵突击》《大江大河》《山海情》和《觉醒年代》，等等，这些多门类艺术作品共同装点了百年中国新文艺传统的辉煌景致。

　　三、为人民创造新的艺术杰作

　　回顾既往百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传统，也积累下领导和管理全国艺术繁荣发展的宝贵经验；必须自觉地为人民创造出在艺术的某方面取得至高无上和无可替代的成就、并对后世显示永久魅力的作品，也即艺术杰作或艺术高峰；只有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创造这样的艺术杰作，才会赢得人民的衷心拥护和信赖；同时，也只有以符合艺术规律的方式领导和管理艺术，才有可能促进人民需要和喜爱的艺术杰作的顺利生长。当然，与此同时，这百年来也留下了令人无法忘记的沉重教训，例如出现过那种简单化地图解观念、为了短期效益而牺牲长远理想等不足，以及“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的偏颇以及“横加干涉”等严重错误。这些沉重教训曾经给百年来中国现代艺术杰作的创造带来不应有的巨大损失。假如不是这样，百年中国现代艺术史上应当会出现更多更好的艺术佳作。在面向新百年再度起航的时刻，应当果断地记取这笔百年“遗产”，紧密依托当前新时代艺术思想和艺术制度等条件，潜心深耕厚植，探索从“高原”到“高峰”的攀登路径，致力于中国现代艺术史上新的艺术杰作或艺术高峰的创造，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艺术杰作鉴赏需要。

　　要承担这一使命，艺术工作者需要始终不渝地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而创作，而不能以个人为中心、不能从一己私利出发。最关键的一条是应当真切地了解人民的当代审美需要、反映人民的当代社会生活境遇及其历史渊源、传统根基和文化风貌。正如列宁在评价列夫·托尔斯泰作品的价值时所指出的那样，艺术应当真切地反映“直到最底层都在掀起汹涌波涛的伟大的人民海洋”，包括“它的一切弱点”和“它的一切长处”。这个“伟大的人民海洋”才是人民的艺术杰作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和创作目标。生活在中国大地的十四亿多人民，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的生存境遇，包括经济全球化加剧和提速，由移动互联网、媒体融合、智媒体、跨媒介、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组成的全新信息技术条件，全球文化产业和消费文化时尚潮等共同编织的新兴艺术趣味，无疑已经、正在和将要对艺术创作、制作、营销、传播、评论等各方面提出新要求、新挑战。这就促使艺术家必须植根于古今中外全人类优秀艺术和文化成就的深厚基础，深入人民的新的生活世界中去体验，心无旁骛地潜心于高质量的审美与艺术创造，以人民触手可及的媒介方式、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倾情倾心地与之共鸣和共情的艺术典型和艺术风格，回馈人民的高度关切和倾心期待。尽管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艺术创造和艺术杰作，但从古今中外或全人类优秀艺术作品的视角去衡量，当代真正的艺术杰作应当有着一些未经言明但又具有普遍性的价值标准或尺度。

　　其中特别要紧的一条是，艺术家总有自己的特定生活圈、兴趣点或独特专长，更擅长于表现自己熟悉的生活原材料，而对那些过于新鲜的或不熟悉的生活原材料，就难免生疏、外在或流于表面化。老舍一生最擅长于刻画故都北京风貌，就因为那是他从小最熟悉的特定生活圈：“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艺术家写得最好的往往是与他“心灵相粘合”的那一部分，而对之“了解得越深越透彻越好”。老舍自己的剧本创作从《秦氏三兄弟》这部他自我反思的“废品”，再到真正的艺术杰作《茶馆》的曲折经历说明，艺术家只有写自己最熟悉的人民生活才能写好乃至写“绝”。而仅仅迫于完成临时“任务”的“被动”写作，自然无法取得成功、更无缘产生艺术杰作。

　　再有就是应当激励艺术家自觉地以古今中外一流艺术标准去创造新的民族艺术杰作。他不能满足于投合短期时尚潮流或临时“主题”表达任务，而是应着眼于长远的和高品位的艺术标准。毛泽东要求中国文艺有自己的民族形式、风格与特色，依托民族艺术传统而又从事新的创造，同时还要注意借鉴外国的东西，但目的是创造中国自己的民族艺术。“西洋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好，我们要拿它好的。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他明确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一对待中外文化遗产的八字方针。如前所述，邓小平也曾提出吸收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有益的成分，为的是创造我们民族自己的完美艺术形式。这就为艺术创作指明了在传承中创新、在开放中自主的基本方针。正如齐白石有关“似我者死，学我者生”所言，艺术创作倘若重复前人或复制自我都是死路一条，唯有自主创造或锐意创新才有生路。这并非意味着目空一切或否定传统，而是要在前人或传统基础上予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直到产生属于当前时代而又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新型艺术杰作。

　　进一步看，中外艺术史上的杰作往往都植根于特定地域的地缘生活环境中，包含着特定的地缘内生力和地缘美学密码。《离骚》《溪山行旅图》《富春山居图》《红楼梦》、莎士比亚剧作、《悲惨世界》、“人间喜剧”等，无一例外地注重发掘特定地缘内生力和地缘美学密码。地缘内生力是植根于当地民众地缘生存方式内部的生存欲望或生命力的统称，包括基于当地独特地缘环境而生成的生产或劳作方式、交通或传播方式、日常言行举止、生存方式愿景、民间习俗、风土人情及性格特征等。地缘美学密码是指那些只有通过地道的地方生活体验才能理解或破译的、以感性化方式呈现特殊地缘生活气息的深层符号系统、价值规范或行为方式等。还可以说，地缘美学密码是指缘于特定地理环境而生长的隐秘的美学符号系统，常常以日常言行、乡间谚语、民间传说、民俗风尚等方式存在，对当代人生活方式有着深层支配作用。以近年电视剧创作为例， 《山海情》的成功在于善于发掘宁夏六盘山麓李姓与马姓民众之间长久的地缘生存情谊，以及宁夏百姓与福建帮扶干部之间的“山”与“海”深情相拥的当代情怀；《装台》中的刁顺子、刁菊花、蔡素芬等人物准确地刻画出当代西安“城中村”村民的地缘生存方式的独特特征，也释放出隐藏其间的地缘美学密码。正是这些植根于特定地缘深层的原创艺术才可能在其特殊性或个性中释放出共通性或普遍性价值。

　　最后，如上所述，艺术杰作的最终标志在于艺术个性或艺术原创性的生成。没有任何一部艺术杰作不具有艺术个性。马克思曾批评剧本《济金根》“在人物个性的描写方面看不到什么特色”，没有“突出的个性”。恩格斯要求人物创造遵循典型化手法，突出个性化：“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这里的“这个”，同黑格尔美学概念中的“完整的性格”等一样，大致契合“典型”范畴的内涵。黑格尔要求“所含的普遍性必须在具体的个人身上融会为整体和个体。这种整体就是具有具体的心灵性及其主体性的人，就是人的完整的个性，也就是性格。 ”他据此称赞《荷马史诗》中的人物：“每一个英雄都是许多性格特征的充满生气的总和。”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毛泽东也十分看重艺术个性：“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再如“写游记，我们一起去游香山，游的地方虽然一样，但是每个人写出来的就不一样”。这里不仅指出艺术的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的重要性，而且强调每个艺术家的个性表达具有基本地位，要求重视和妥善处理艺术共性与艺术个性之间的关系。

　　人民喜爱的艺术杰作有自身的孕育、生长和传播规律，因而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切实认识、遵循和维护这种规律，才有可能促进艺术杰作的创造。展望未来新的百年征程，相信并期待中国艺术界以及相关各界能够齐心协力地为了更多艺术杰作的问世而努力。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