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油画) 黎冰鸿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砰”——伴随着一声枪响,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及贺龙、朱德、叶挺、刘伯承等人,率领中国共产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两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起义的枪声虽已远去,但“坚定信念、听党指挥、为民奋斗、百折不挠、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革命精神却在不断地传承与发展中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
南昌起义这个伟大事件是黎冰鸿创作的源泉,在1959年至1977年,他曾多次创作油画《南昌起义》,广为人知的有三。1959年,黎冰鸿为当时正在筹备中的中国革命博物馆(2003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两馆基础上正式组建中国国家博物馆)创作了《南昌起义》(200厘米×260厘米);1960年,他又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创作完成另一幅《南昌起义》(200厘米×259厘米)。两幅作品大小接近,在内容上相差无几,只是局部细节有所差异,艺术特征略有不同。1977年,为纪念南昌起义爆发暨建军50周年,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计划于8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并开始重新筹备陈列。为此,黎冰鸿应邀为该馆重新创作了一幅《南昌起义》(125厘米×160厘米)。相对于前两幅作品,该作品尺幅较小;因表现的是黎明之后,所以色调较为明快;人物形象饱满,形体较为健壮,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情绪,故该作品又名《欢呼胜利》,它一定程度上受到当时“红、光、亮”“高、大、全”美术特征的影响,与前两幅作品的最大差异在于画中主要领导人的位置、动作都有所不同,群众中还出现了工人纠察队队员的形象。本文中的《南昌起义》主要指黎冰鸿在1959年完成创作、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画作。
一、“点燃”画布上的黎明烽火
“黎冰鸿是那一代在救亡战火中成长起来的艺者。社会是他们生命的周遭,硝烟是他们成长的风云。他们的人生与学习裹挟在时代的洪流中,远离课堂的安逸,充溢着战斗的激情与张力。大时代的烽火染红了生命的底色,他们的艺术在革命的熔炉中不断地淬火熔炼,始终怀着一种对劳苦大众的亲情,对质朴人性的关怀,对火红岁月的讴歌,对壮美刚烈的崇敬。这种亲情与朴质、讴歌与崇敬,也铸炼了他们的生命气质。”这是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副主席、浙江省文联主席许江对他的老师黎冰鸿及其艺术品质的评价。
什么是“在救亡战火中成长起来的艺者”?1913年,黎冰鸿出生在越南,家徒四壁的他喂过鸡、赶过鸭、放过牛,当过学徒、做过裁缝等等,在给来越南的中国水手做向导时,水手们送他的香烟盒子让他爱不释手,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历史故事和戏曲人物画片,临摹画片是他最初接触并学习美术的手段。在他16岁时,因贫困不得不辍学,白天在照相馆工作,晚上给人画肖像画。不久后他回国并认识了画家李铁夫,李铁夫的指导对他油画技法、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黎冰鸿在自传中写道:在文艺思想上,当时由于受普列汉诺夫文艺理论、鲁迅作品、米勒和杜米埃等现实主义画家作品的影响以及李芝清先生的帮助,我逐步形成了艺术要反映社会现实生活,要有利于民众和社会的发展,否则就是苍白的、没有生命的这样一些观念。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我更觉得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搞艺术的不能只追求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像李商隐的诗中写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必须投入人民大众的生活中去,投入抗日的洪流。于是,黎冰鸿就对壁画、战地写生、连环画等抗日宣传作品的创作一发不可收拾,为日后创作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埋下伏笔。
1953年,对黎冰鸿来说是个重大的转折。这年,他被调任杭州美院(即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现中国美术学院)任油画系主任。从此,他转向以美术教学为主的学校工作中去,他的学生中,也涌现出如方增先、周昌谷、周诗诚、姚巧云、曹剑峰等一大批后来成为画坛中坚的艺术家。据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李冠燕介绍,1958年建立中国革命博物馆新的场馆时,启动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创作项目中就包括《南昌起义》 。当时,由于博物馆在文物征集、美术创作等方面任务很重,在中宣部等有关部门支持下,计划从全国抽调党史和美术工作者参与新馆筹建,黎冰鸿就是其中之一。从此,又一幅关于南昌起义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经典之作有了苗头,一代代的中国人从这里认识这些历史的伟人,窥见最初燃烧的革命烽火。
《南昌起义》构思草图 黎冰鸿
二、壮阔的场面 撼人的气息
南昌起义从筹备到爆发,前后历时长、事物多,如何在这段历史中选取最有意义的历史瞬间?这是黎冰鸿遇到的第一个难题,解此题还要从南昌起义本身的历史意义出发。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这石破天惊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壮举,是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开端,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起点,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八一功在第一枪”。李冠燕说,对于南昌起义这一历史事件的展现,最具典型性意义的并非战争场面的直接描绘或者胜利之后的欢庆,而是在革命前途最艰难时刻的起义的酝酿,是革命力量爆发前的涌动和积聚,是暗夜里迎接光明的准备和探索。因此,黎冰鸿选取了起义爆发前在起义总指挥部前作最后部署这一极具代表性的场景,画面中虽无人开枪,但这一枪实际已在每人心中打响,这正体现了作品的精彩之处。
《南昌起义》主要描绘了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在总指挥部江西大旅社前作战前部署的场景,内容确定后,画面如何构图是黎冰鸿创作的第二个难题。文献表明,周恩来等起义将领在宣布起义时,是站在江西大旅社的中央平地,但黎冰鸿却将他们设计在台阶之上,这样处理形成了人物高低的落差,也便于突出主要人物。背景选择了一个黎明时分的景象,利用冷暖对比来烘托气氛。
油画表现人物形象有特别的优越性,不仅可以把人的外形模拟得惟妙惟肖而且好的作品在人物情感、个性特点的方面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表现。周恩来等中心人物神态安详自若,而战士们凝重的表情分明暗示出这将是一次不寻常的战斗。在人物的动作和表情上,黎冰鸿作了细致的设计——周恩来站立在总指挥部的门前,举起右手,眼神中透露出必胜的信念;周恩来左侧是贺龙,他左脚站在第二节台阶,右脚搭在第三节台阶,右手轻抚腰带,眼睛正视前方,既流露着对同志们的无限期望,也展现了大战前临危不惧的气节;朱德站姿端正,后背双手,表情坚定而肃穆;刘伯承坐在木箱上,面朝周恩来,嘴角微微翘起,预示着对起义胜利的信心。“这种壮阔的场面,这种逼真的尺度,这种撼人的气息,向世界还原了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再现了那个动人心魄的瞬间。一代代中国人从画里认识这些历史的伟人,窥见革命的战斗烽火,并充满感情地将所见引为这个伟大事件的历史真实。”许江说。
在主要领导人身后和画面左侧还有几位将士,这样在构图上就与画面右侧的广大士兵形成较为平衡的视觉效果。尤其是画面左下角那位背着草帽、右手执枪的战士,其高大英武的形象既增加了画面的稳定感,又加大了纵深的视觉距离。李冠燕认为黎冰鸿这样设计使得画面布局张弛有度,人物位置松紧相宜,构图重点突出而充满动势。同时,画作总体处理较为自然,一方面,主要人物的形象塑造细致精准,贴近人物真实面貌,神情和动作设计符合人物身份气质,且注重心理把握和情绪渲染;另一方面,旅社外观、背景环境、武器及马匹等道具也都表现得较为恰当,对于战前氛围的烘托也相当到位,更能够对创作主题切中要害。
三、“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
“南昌城头的枪声,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在逆境中看到了奋起的力量。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将南昌城头的枪声比作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高度肯定了南昌起义的历史功绩和伟大意义。作为革命历史题材的油画《南昌起义》,同样也要肩负起它的使命,不仅是记录历史,更是讴歌英雄先烈、传递革命精神。
凝结于作品中的精神力量是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灵魂,“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李冠燕说: “绘画内容是精神方面内在的东西,只有脱离外在事物而回到精神本身之中才能通过外在的事物,作为精神的反映,而把精神表现出来。所以绘画虽然是为观照而进行它的工作,在它的工作方式中却使它所表现的客观事物不再保存实际的完整的占空间的自然存在的状态,而变成精神的一种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美术以凸显内在精神性作为艺术创造的主旨目标,它的一个重要方向即以艺术的形式塑造革命和时代的崇高精神,通过作品的价值激发一种更纯粹的情感、更崇高的精神,从而传播振奋人心的力量。
为了创作《南昌起义》,黎冰鸿亲身来到井冈山上,从革命的圣山遥望这千古一枪的发生地;他又直接在起义旧址上打地铺工作,真切感受历史的现场。许江说:“他将自己融入这历史的瞬间,贴近往昔的声息去感受,去与每一位领袖对话,并将这一切变为中国革命历史绘画的经典之作。”
黎冰鸿进行创作时,常常根据主题需要不断反复地进行推敲,认真研究。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全山石回忆:“记得他在画《南昌起义》时,对历史人物的造型、服装、道具都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画了大量的素描和油画写生,甚至对特定的起义时的夜色灯光的色彩和光影效果也作了分析研究。”《南昌起义》中对于光源的巧妙处理体现了黎冰鸿高超的油画技巧以及对画面节奏的把握能力。画面中最主要的光源是起义总指挥部门口两边的壁灯,照亮了围绕在周恩来身边的人们,红红的脸庞,炯炯有神的眼神,充满了对革命的追求,这与远处微亮的天空形成和谐的对比,远处正微微亮起的天空,预示着起义将给中国带来一片光明。黎冰鸿在画面最右面有马匹的地方塑造了一抹暖暖的篝火发出来的光,以及在远景的建筑里透出来暖红的光,光线之间产生了交相呼应的效果,更加烘托了起义前的紧迫气氛和同志们的革命情怀。
画中的周恩来处于环状构图的中心位置,绝大多数人物都围绕他布置展开,而且其他人物的朝向、神情也大都与这位主要人物密切相关。这既反映了将士们受到感召而内心激荡,又折射出大家对于周恩来作为核心领导及精神中心的信服和拥护。由此,黎冰鸿或许想表达南昌起义的筹划、发动、南下和奔赴井冈山,所有的军事行动都是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和指示进行的,起义部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确立了党对部队的政治领导,创建了一支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
黎冰鸿在画面中的不同位置构思、塑造了两位受伤的战士。一位是坐在最前面的左手吊着绷带的战士,正在认真听取动员。另一位是该形象的上方头部缠绷带的战士,眼睛正对着画外的观众,左手紧紧握拳。这都体现了战士们对武装起义的热情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贞信仰和对共产主义的炽热追求,集中体现了人民军队坚决听党指挥、忠诚履行使命的政治本色,生动展现了为人民利益一往无前和敢闯新路的英雄气概和无畏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