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牙山五壮士（油画） 1959年 詹建俊
打光最后一颗子弹，砸掉手中的枪，毅然跳下悬崖——发生在1941年抗战中的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勇事迹，让无数中国人为之敬仰，激励起全国人民的抗战必胜信心。正是在抗日英烈精神指引下，我国十四年抗战取得了胜利，进而又通过反抗腐败的国民政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9年，一位28岁的青年画家将他们以油画的形式再现，成为20世纪美术史中的经典，这就是由詹建俊创作、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油画《狼牙山五壮士》。
接受国家任务
20世纪50年代，中央决定在北京兴建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首都十大建筑，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在其中。为了筹办中国革命史陈列，由文化部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分别组织画家进行重大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狼牙山五壮士》就创作于这样的背景之下。“《狼牙山五壮士》是我从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毕业后在中央美院工作接受的第一个任务。”詹建俊说，“我当时是美术学院的青年教师，我们正在上课，系主任和革命博物馆的同志把我叫到系办公室，拿了一个本子，是当时革命博物馆准备要画的一些题材的目录。他们跟我讲了革命博物馆历史画的任务和重要性，希望我能够从中选一个还没有认定的题目。我看了之后，就感觉《狼牙山五壮士》这个题目很适合我，因为我在学习的时候就听说过这个故事，而且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发生的事，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对此段历史还比较清晰，所以我就选择了《狼牙山五壮士》。”在这幅创作中，詹建俊选择刻画五壮士跳崖牺牲前，矗立悬崖的那一瞬间，以金字塔式的三角构图来展示他们在面对残暴敌人时的顶天立地和宁死不屈的气概，充满鲜明的英雄主义色彩。
1941年8月，日本侵略军调集了7万余人的兵力，以及飞机、大炮等重装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秋季大扫荡。9月25日，晋察冀军区某团7连6班的五名战士担负了阻击延缓其中一路500多名敌军追击的任务，在完成掩护任务后，以共产党员、班长马宝玉为首的八路军五名战士准备转移，当时摆在他们眼前的路有两条，一条是通往主力转移的方向，但敌人也会紧随其后；另一条，则是通往狼牙山的顶峰棋盘陀，那里三面都是悬崖绝壁。为了不让敌人发现转移中的群众和连队主力，五名战士最终选择将敌人引上绝路，在弹药全部打尽的情况下，他们砸毁枪支，从棋盘陀峰顶全部跳下悬崖。这五名壮士分别是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战士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他们跳崖的地点狼牙山位于河北省易县的太行山脉。
巍巍太行中的狼牙山究竟有多险？去过现场的中共党史专家马沈表示，现场看狼牙山是非常震撼的，他说：“我都不敢向下看，所以一想到当时五壮士能够英勇跳下去，我的心情到现在还非常激动。”五位战士跳下悬崖之后，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牺牲，而葛振林、宋学义却因被悬崖上伸出的树杈挂住，得以幸存。据葛振林之子葛长生说：“我父亲讲，当时有个突出来的石头，上面有棵树，宋学义在上头，我父亲在下头，等敌人撤走以后，傍晚听没有声音时，父亲爬到宋学义跟前，两个人一起就爬上去了。”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要投降，不要当亡国奴。”葛振林晚年留下这样的话。就像他曾经的事迹一样，葛振林在接下来的人生中，始终把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积极投身革命、宣传爱国主义。
以纪念碑式的壮美表现英雄
尽管詹建俊从小就听过狼牙山五壮士的事迹，但在面对历史题材创作的时候，很多事情并没有亲身经历。那么描绘作品就必须要想办法尽量使自己能够感受到、回到当时的实际状况中。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寻找能够反映各方面情况的资料，包括文字的、图像的、口头的，这样可以使自己能够有一个真实的感受，对历史情境才能有感觉。
为了创作好《狼牙山五壮士》，詹建俊去了狼牙山进行考察，他说：“当时那里正好准备建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有工人在上面施工，我就住在工地，在山上体验生活。我画了一些当时山上的景色，收集了一些材料。”狼牙山下面的村子里面住着五壮士所在的连队连长，詹建俊访问了他，回来后，他构思出了五壮士跳崖瞬间的画面，画出了最初的构图稿。
“当时刚好八一电影制片厂在拍狼牙山五壮士的电影，要请首长和有关领导进行审查，也邀请葛振林来京参加。革命博物馆知道消息后，给我开了介绍信，专程去拜访了葛振林。我把稿子给他看，征求他的意见，得到了他热情而诚挚的肯定，这使我增加了深入表现的信心。”在这幅画中，詹建俊运用概括象征的处理手法，用粗大的笔触把人物和太行山的造型加以结合互相衬托，金字塔式的三角构图使壮士们坚强、威严的伟大气概更加突出，整体画面具有纪念碑式的效果。然而这种创作手法在当时历史题材画里算比较新潮的，因为在此之前，现实主义油画创作大都遵从自然的、真实的情节，叙事性地处理人物关系。詹建俊创作的新潮也引发了质疑的声音，在美术和党史专家审查《狼牙山五壮士》稿子的时候，他遇到了严重的问题。
最主要的问题是来自于五壮士屹立悬崖的状态。“当时一些领导同志觉得把五壮士画成站在那里不动还准备跳崖的状态，对五壮士的精神是一种歪曲。因为在当时有一种文艺思想，就是觉得表现英雄人物，特别是战斗的英雄人物，必须要把他们放在战斗当中，才能够体现他们的英雄精神。而把他们画成要去跳崖的一种状态，是在歪曲英雄的形象。这种意见还很强烈，让我必须要重新来考虑是不是另外画一些稿子，把五壮士和日军在战斗当中的情况画出来，要不然这张画就要被否定。”詹建俊说。
这个修改意见给一直按创作计划进展的詹建俊很大的苦恼，甚至还有人写文章，把这张画作为文艺思想有问题的例子，给了他沉重的压力。但是，詹建俊也只能按照意见进行修改。回到宿舍后，他绞尽脑汁地画战斗场面，画了几张稿子。“但我始终觉得狼牙山五壮士这样一个题材本身，战斗不是核心，五壮士的任务主要是掩护撤退，想办法把敌人拖住，避免他们追击我们的大部队，所以我一边画一边苦恼。当然也只能画，最后画了两张，一张是冲出战壕的，一张是扔手榴弹的。 ”詹建俊说。
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美术》杂志社社长兼主编尚辉说：“当时很多人质疑，甚至觉得这样的画没有情节，但詹先生还是坚持这样画下来。在詹建俊创作《狼牙山五壮士》之前，也有彦涵的版画连环画《狼牙山五壮士》，里面有跳山崖、摔枪等等各种动作和情节，也有五壮士中的幸存者描述过这个过程。但詹建俊《狼牙山五壮士》的高度就在于把五壮士英勇无畏的精神通过人与山的合一得到了高度升华，而不是停留在表现如何摔枪、跳崖等具体动作。尽管今天我们有对历史画的反思，认为那个时代过度强调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尽管从上世纪80年代后，历史画也开始转为强调日常化，但今天来看，他们依然是高峰。其原因在于这些画并不是流于简单的历史叙事、并不满足于对历史真实情节的再现，而试图通过人物的情节、形象来表达我们这个时代对英雄的赞美和看法，所以这些作品才能成为经典。”
由于否定此前方案的并不是全部领导，大家看到修改稿后，有的人发表意见，说还不如原来那张更能体现题材的特点，同时还以苏联许多英雄纪念碑的类似处理手法举例，当时的美协领导蔡若虹说：“苏联可以这样表现，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这才使得詹建俊保留下最初的构思，继续按照原来的稿子进行创作。“我把共产党员、班长马宝玉放在最前面，让他把枪砸断了，来表现中华民族的尊严、宁死不屈的这样一种精神意志；我让副班长站在最高处，强调他不可征服的一种气概；其他的三位战士，有的我强调他对敌人的蔑视，有的强调对敌人的仇恨。组合起来，构成了这种宁死不屈、大义凛然的精神。”詹建俊说。
在画面处理上，詹建俊采用象征性的创作方式，使画面较为平面化，颜色单纯而强烈，还稍稍有一点变形，这在我国现实主义美术发展的初期无疑是一种革新。虽然这种手法在当时也遭到质疑，但年轻的画家在质疑声中坚持了这种新手法。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鸣表示：“这幅画的可贵之处就是选用了金字塔式的三角构图，给人一种强烈的稳定感和雕塑感，带有一种纪念碑式的壮美。包括位于画面前方的班长马宝玉和小战士，这两个人两腿岔开的站姿本身也是三角构图，在笔触的处理上，詹建俊以刀凿斧劈的笔法体现力度美，完全借用了中国画的大斧劈皴，用笔磊落大方、毫不犹豫。虽然使用的是西方的材料，但是体现的却是中国精神。”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画家用雕塑式的艺术手法，让五壮士的造型如钢浇铁铸，与背景太行山融为一体。他们眼中射出的怒火仿佛要把敌人烧光，特别是班长马宝玉身边的小战士，稚嫩的脸上露出以死决战的刚毅。此刻，爱与恨、动与静、虚与实、刚与柔在画家凌厉恢弘的笔势下，有秩序、有层次、有节奏、有韵律地展开，豪迈、高亢、雄浑。一息尚存，战斗不止，那种大无畏的血性胆气，凝聚成无坚不摧的战斗精神从画面中喷薄而出。在色彩处理方面，整幅画面以较暗的青铜构成色调，在稳重统一中进行变化。远处的太行山峰峰峦叠嶂，以直冲云霄的势头渲染出当时战斗激烈残酷的氛围。天空中淡淡的黄色调，表明事件发生在黄昏时刻。而黄色中隐现的红光、山谷中腾起的云气，如同火焰一般，在山体中积聚了一股沉厚的待发之力，隐喻黎明前的曙光，预示着革命必将胜利。在这里，五壮士似屹立于希望的曙光之中，所有蓄积于画面上的力量也在此处得到爆发。在空间布局上，五壮士脚下的山石坚实、厚重、硬朗，沧桑中风骨毕现，加上纪念碑式的构图，给人以崇高伟大的审美感受。这种人与山之间的比拟造型，构成了这幅在当时艺术氛围中具有意象感和象征性的作品。《狼牙山五壮士》也体现了詹建俊追求的绘画风格和美学思想，使得这幅画仿佛是一首荡气回肠的壮美史诗，震撼观者的心灵。而蕴含其中的中国精神，使得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不仅被视为主题绘画的典范，而且因其艺术语言上的探索特征成为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例证。
一代代传承的集体主义精神
正如美术理论家邵大箴评价：“在统一的气势中，不同人物的动作、眼神又巧妙地富有变化，作为背景的峻峭雄伟的山峰与人物群像融为一体，犹如刻在大自然中与世长存的纪念碑。《狼牙山五壮士》中他用粗放有力的笔触，用坚实的形体语言，用沉着、浑厚的色彩，赋予人物形象以纪念碑雕塑的感觉。他在形式美感和色彩上的努力，受到了油画界同行们的关注。”
变形却毫不生硬、夸张却毫不做作，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流露出的是很自然的情感。而在背景太行山的衬托下，五壮士更显威严和不屈。“我想这种张力正是源于詹先生创作时的情感。”刘万鸣说。詹建俊学习美术的时代是主张以美术反映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时代，“画任何创作主题，都要有切身的感受，都要真正调动内在的思想和感动，带给人们精神的表现力，所以必须要去深入生活，我们当时非常重视深入生活，特别是画历史题材收集材料”。
构思可以有很多种，如何把在人民心中永生的五壮士与狼牙山贴合在一起，体现中国人民的精神则需要画家一点一点揣摩体会。为了接触当时的实际情况，詹建俊由博物馆介绍到狼牙山体验生活，自己背行李、背绘画工具，到了县里还要开介绍信，遇见有顺路的人便有人带路，遇见便车才可以把行李搭上。遇到粮食紧缺，在山上就会吃平时不吃的代用粮来代替正常的粮食，虽然相当艰苦，但这些在詹建俊看来都不是问题。或许是画家种种经历后沉淀下来的情感，使得《狼牙山五壮士》如此打动观众。如今这幅油画正收录在小学语文课本中，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回忆。“在我小学看到这个作品时，几乎只是看了一眼，它就像雕像一样，刻在心里了。”马沈说。
詹建俊感到现在文艺创作的思想和路子非常宽，观念也很多元化，是丰富多彩的局面。在过去一定历史时期的确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艺术思想太窄，手法也很单一。但是这批历史画能够留下来，是那个时代对艺术的探索结出的硕果，是艺术家才华和思考的体现。
“抗日战争打了14年，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家卫国，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发生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也发生过不止一次类似的故事。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产生这么多的英雄群体绝不是偶然的，他们有理想、有信念，所以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马沈说。而狼牙山五壮士舍己为国的精神以及集体主义精神在当代依然延续。2020年初，在举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各地医务人员赶赴武汉支援，警察、社区志愿者以及千千万万的抗疫一线人员在广大群众的积极协作下，舍小家、为大家，团结一致共同抗疫，上演了无数感人事迹，他们的举动正是狼牙山五壮士精神的当代写照。
从战火纷飞年代的“敢教日月换新天”，到和平时期的“只要登攀”，再到复兴之路上的“只争朝夕、不负韶华”，以及当代战“疫”大局下的众志成城、令行禁止、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狼牙山五壮士感天动地的精神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榜样，也成为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