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一、红色基因的《义勇军进行曲》
1949年10月1日下午，30万军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共襄开国大典。下午3时整，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在天安门广场响起。在《义勇军进行曲》激越的旋律中，五星红旗在新中国冉冉升起。毛泽东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之际，回首《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浓缩了民族魂、象征着国家精神的乐曲，从诞生至今天，它都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息息相关，都与彰显党的初心和使命密不可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三省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丧，3000多万同胞被蹂躏。而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与国民政府截然不同的政策，事变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就发布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 ，这是“二战”史上第一个反法西斯的正义宣言；第三天，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动员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枪炮声穿过东北三省，穿过上海、南京时，任何一个个体都无法承担这种深重的民族苦难，任何一种单一的文艺形式也已经无法充分表达仇恨和唤醒民众时，“不作亡国奴”的吼声唤起了全国人民高昂的爱国热忱。先后于1932年和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田汉、聂耳，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义勇军进行曲》由音乐家聂耳作曲，田汉作词，聂耳、孙师毅修改润色歌词，从诞生那一刻就承担了伟大的使命。在革命烽火与时代风云的激荡中，《义勇军进行曲》以其慷慨激越、铿锵有力的旋律和催人奋进、鼓舞人心的歌词，表达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强决心，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外侮面前英勇顽强、团结一心共赴国难的英雄气概。它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刻，在重大节点屡次吹响救亡图存的号角，成为凝神聚气的时代强音，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它见证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解放，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
《义勇军进行曲》原是电通公司摄制的《风云儿女》的主题歌，该片讲述了“九一八事变”后，知识分子抗日救国的故事。1935年，田汉为电影《义勇军进行曲》写了一段歌词后，就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聂耳主动向《风云儿女》的编剧夏衍请缨为该片的主题歌谱曲，并于同年4月15日前完成了曲子的初稿。在得知国民党当局要逮捕自己的消息后，聂耳受党组织批准去日本避难，并委托贺绿汀完成曲子的配乐，聂耳后来在日本完成曲谱的定稿。1935年5月8日，《申报》上刊发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5月9日，由袁牧之、顾梦鹤领衔的电通公司歌唱队在百代唱片公司的录音棚里录制了《义勇军进行曲》。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主题歌正式呈现在世人面前，立刻在各界引发强烈反响，成为广为流行的抗战歌曲，对于团结各界一致抗战，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在“一·二九运动”中，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爱国人士都演唱了该曲； 1936年10月21日，在鲁迅的追悼会上，上演了千人齐唱该曲振奋人心的场面；1937年7月，任光在法国组织华侨合唱团演唱《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国抗日战争募捐；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定期安排播放该曲，国民党的军校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军歌，该曲成为傅作义军团的15首抗战歌之一；1937年，因主张抗日救亡而被捕的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救国会七君子获释时，他们和数百名前来迎接的群众一起高唱了《义勇军进行曲》；1938年，台儿庄战役中，中国官兵在观战的美国驻华海军副武官卡尔逊的带领下高唱了《义勇军进行曲》；1938年4月8日，田汉主持了在武汉汉口北郊跑马场举行的歌咏大会，冼星海指挥了十多万群众合唱《义勇军进行曲》，这是抗战时期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最大阵容；国民革命军第200师也曾将该曲定为该师军歌；1940年，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执委刘良模流亡美国，他把《义勇军进行曲》带到了美国，1940年夏天，美国黑人演员、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七千人露天音乐会上演唱了该曲，并在1941年灌制了唱片《起来》，宋庆龄亲自为其撰写了序言……保罗·罗伯逊说：“我知道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都在唱这首歌（指《义勇军进行曲》），彰显着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精神，我能演唱是一种殊荣。”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义勇军进行曲》在东南亚地区被广为传唱，1944年，马来亚一支由青年组织起来的抗日队伍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抗日游击队队歌传唱；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表中国的歌曲演奏；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定在国歌正式制定之前，暂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确认《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聂耳（左）与田汉
二、《义勇军进行曲》的革命性与战斗性
2020年1月19日至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聂耳的家乡云南考察期间强调指出，云南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有许多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如，聂耳和国歌的故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原团长、著名指挥家于海说，聂耳的生命永远地定格在23岁，但是在86年后的今天，他创作的音乐依然在人民中流传。聂耳多才多艺，擅长绘画、表演等等。聂耳学名叫聂守信，因为他乐感特别好，听过的旋律过耳不忘，耳朵又会动，朋友跟他开玩笑说，干脆将“聂守信”改成“聂耳”算了。聂耳对劳苦大众充满了同情，《卖报歌》就是聂耳的有感之作。当年聂耳在上海的大街上看到一个叫“小毛头”的女报童边卖报边哭，就问她为什么哭。“小毛头”说，每天卖报纸的钱要给妈妈，让妈妈养家。聂耳非常感动，便买光了她当天的报纸，第二天又买光了她的报纸。1933年聂耳谱曲、安娥填词了《卖报歌》，他对“小毛头”说，你唱着这首歌曲卖报，报纸一定卖得好。后来，“小毛头”到96岁高寿去世。
据于海介绍，聂耳在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非常苦恼，他找不到想要表达的那种感觉，聂耳非常希望在乐曲中激发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志。在这一过程中，聂耳希望能写出法国国歌《马赛曲》的那种战斗性。一位法国的老师告诉聂耳，你要到码头上去，到抗战的队伍中去找感觉，聂耳照做了，随后他有了很多思考、磨练，后来写起来就文思泉涌了。《聂耳全集》（1985年版）执行编辑委员、《聂耳全集》（2012年增订版）常务副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向延生通过考证得出结论，聂耳在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时受到了《马赛曲》的影响。聂耳曾对《风云儿女》的导演许幸之说，自己受到了《马赛曲》的影响，却比《马赛曲》更明快、更激昂。
2019年中央电视台的《国家宝藏》节目将一把20世纪初产于德国的小提琴定为国宝，受到了一些质疑，有人觉得这把小提琴的年头不长，与动辄千年的文物比起来太过“年轻”，而且是产于外国的。但在节目的“守宝人”于海看来，“国宝”二字对它来说是实至名归。这把琴曾经的主人就是聂耳，聂耳在1931年2月得到了这把琴，并曾用它演奏过《义勇军进行曲》。
三、《义勇军进行曲》是最好的国歌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郭沫若组成国歌初选委员会，委员会还聘请了吕骥、贺绿汀等4位专家为顾问。在中南海丰泽园开会讨论国歌的问题时，毛泽东、周恩来都出席了会议。大家认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创作一首为人认可的国歌实在是难事，不如从现有的歌曲中选，当时的备选项有冼星海的《救国军歌》《太行山上》，郑律成的《延安颂》《延水谣》，张寒晖的《松花江上》，任光的《渔光曲》，麦新的《大刀进行曲》，孙慎的《救亡进行曲》和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周恩来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有人提出《义勇军进行曲》的曲子很好，但是歌词的内容已经过时，应该修改一下。
据向延生考证，大多数代表认为该曲是历史性的产物，应该保持它的完整性，词曲都不要改。周恩来主张就用旧的歌词，认为这样才能鼓动起人们的感情，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了。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奋斗吧中华儿女》上，在《开国领袖毛泽东》《长征》《延安颂》等影视作品中多次饰演过毛泽东的唐国强，与一众老搭档出演五大书记围绕国歌“复现”了一场对话。唐国强说，当时有代表提出《义勇军进行曲》中的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过时了，毛泽东则认为，这首歌没有过时，我们要永远居安思危，“今天看来，这首歌依然没有过时。”唐国强说。事实上，当时正是毛泽东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拍板决定不必修改歌词：“改还是要改，但旧的还是要。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还要居安思危，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大家认为以《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最后大家一致赞成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并于全体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后散会。
于海自称是指挥演奏国歌次数最多的人，他也曾在多种重大场合和活动中指挥演奏过外国的国歌，于海认为，《义勇军进行曲》是最好的国歌。在担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十年中，于海每年的提案都是“国歌立法”，其《关于尽快为国歌立法的提案》在2017年9月被评为“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优秀提案”，《国歌法》亦于当年施行。于海说，之所以会十年如一日地关注国歌立法，是因为国歌是表现一个国家民族精神、是被政府和人民认为能代表该国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意志、是用来歌颂与鼓励一个民族的信心与凝聚力的歌曲。国歌是主权国家声音的标志，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国家文化的结晶和历史见证，是公民爱国主义的载体。《义勇军进行曲》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产生了推动中国产生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它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爱国主义应从日常的小事做起，从唱响国歌开始，从我们自己开始。让我们放开自己的歌喉，大声地唱出我们的赤子之心和爱党情感、爱国热忱，让中华民族的坚强斗志和不屈精神伴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代代相传。
在2009年之前，我国举行重大活动，或者一些单位举办活动，现场奏国歌，在场人员全都是听众，但是2009年全国“两会”上，有代表、委员强烈呼吁在重大场合应该唱国歌，“奏”国歌和“唱”国歌，一字之差，但是“奏”国歌是被动地听一遍国歌，而“唱”国歌则是主动唱一遍国歌，我们每次唱响国歌旋律，唱出每一句歌词，都无形中增加了我们的爱国的热情。
于海认为，《义勇军进行曲》是一首极富创造性的歌曲，聂耳以巨大的激情投入此歌的创作。他成功地把田汉散文诗般的歌词，按照音乐的规律，处理得异常生动、有力和口语化；在旋律创作上，他既吸收了国际上革命歌曲的优秀成果和进行曲的风格特点，又使之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根据2018年联合国的统计，全世界共有197个国家、36个地区有自己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有84个字，37小节，奏唱只要46秒，“《义勇军进行曲》中用的都是五声音阶do、re、mi、sol、la，只用了一个si来过渡。我们的国歌是最好的，也是非常经典、优秀的音乐作品。国歌作为一个国家的形象，是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体现。我们的国歌46秒、84个字，字字铿锵、句句雄壮。”于海说。聂耳根据歌词分句的特点，把这首歌曲处理成由六个长短不等的乐句所形成的自由体结构。虽然每个乐句的旋律、结构都各不相同，但乐句与乐句之间衔接紧密，发展自然，唱起来起伏跌宕、浑然一体。歌曲以进军号般的前奏开始，铿锵的节奏、雄伟的气势，充满着战斗号角的旋律。特别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全词中最重要的警句，聂耳在这里不仅运用了全曲中的最高音，而且创造性地在“中华民族到了”之后，突然休止半拍，从而使“最危险的时候”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效果。田汉为《义勇军进行曲》作的歌词是“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最后的“前进”只有一次，后由聂耳和孙师毅商量把歌词改成“前进！前进！进！”这样的非常规语句，使其更有呼号感，更坚定，更符合汉语的词腔。正是由于艺术上的大音希声、大道至简、朗朗上口，从而使其能为广大群众掌握，为充分发挥歌曲激励人心的战斗作用打下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
让于海难忘的是，2011年2月利比亚撤侨， 12天内， 35860名中国公民安全撤离，这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有组织撤离我海外公民行动，彰显了祖国的强大，《义勇军进行曲》再次见证了历史，当时不少同胞在混乱中遗失了护照，在这一关键时刻，国歌就成为登机的“客票”——会唱《义勇军进行曲》的人就能证明自己是中国人。中国水电二局工人王克荣在乘包机安全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后，激动地跪地亲吻祖国大地。这正如于海所说，我们的国歌是最好的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曾是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