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信息化阶段基本完成，正逐步由“信息化”步入“数据化”时代。而推动数字政府建设，运用互联网优势和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提升治理能力，正是新时代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路径。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如何？建设“数字政府”为深化“放管服”改革带来哪些利好？如何解决政府数据共享难的问题？政府数字化转型，如何与企业通力合作？全国两会期间，人民网就以上问题采访了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维刚。
以下为专访实录：
全面推进“互联网+”吹响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号角
人民网：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如何？
杨维刚：在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初期，政府防控部门充分利用手机定位功能溯源，查找与病源地相关的人员，进行排查隔离。接着广泛启用绿码，对隔绝病源，阻断传染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是应用数字技术很好的例子。这种运用也带动了相关以数字为中心的经济的发展。
在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中，以电商网购、网上服务、线上教育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保障人们正常的生活学习秩序和支撑了企业的复产复工。通过这次疫情的考验，人们对发展数字经济形成了高度共识，这将成为推进我国数字经济的强大动力，给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我国数字经济目前已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显示，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但这次疫情对我国数字经济也产生很大的冲击，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国外疫情还在持续、出行限制等因素影响，线下比重较大、出行业务较多的企业受到的影响比较大。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全面推进‘互联网+’，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为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吹响了号角。通过这次疫情，我们深刻感受到互联网和实体市场之间相互依赖，相互补充，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工作方式，几乎没有人能单纯生活在线上或线下环境里，线上线下的融合发展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先发优势。
这次疫情中，大家广泛接触的网购、线上服务让人们对生活和生产的数字化有了初步认知。但这只是“互联网+”中很小一部分。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根本目的就在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为企业带来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为人民带来更多的生产生活便利，要打造我国数字经济新优势，高质量发展，要推动我国数字经济由以流量为核心的消费互联网向以信用为核心的产业互联网转型升级，构建全新商业经济模式。我国产业互联网的发展质量和效率，将是我国建设制造强国的希望所在，这也决定未来我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破除数据山头主义革新数据本位主义思想
人民网：当前，政府部门间数据共享难、协同效率低，政府“数字红利”有待进一步释放，您认为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杨维刚：去年，我对这个问题做过一些调研。首先，思想上要真正统一，真正认识到释放数字红利的政治意义、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政府部门间破除数据山头主义，革新数据本位主义思想，就需要把部门间的工作目标真正统一到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奋斗目标上来。教育、医疗、住建、公安等等部门，看起来各有分工，但最终目标都是指向人民的美好生活；另外，数字化经济属于新兴事物，要加强政府职能部门人员的常识性培训，了解必要的技术和应用常识，了解数字红利中巨大的社会治理价值。
其次，要进一步为数据共享、协同工作做好数字基础建设。今年3月，中央提出新基建，其中就涵盖5G基站建设、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其本质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基础设施不健全，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
再次是做好顶层规划。多源数据融合、数据存储、数据安全保障等方面必须有明确清晰、适合市场应用的顶层设计。同时，要根据政府各个部门的实际情况，逐步实现部门内部的数字化，为多部门数据共享夯实基础。
第四是政府部门要高度重视部门数字化人才的配置或培育。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可以从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招募懂“数字”的人才。具有“数字”素养的政府工作人员，将是推动数字政府建设的巨大推动力。
“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不能变
人民网：建设“数字政府”对执政人员素养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如何提升政府工作人员数字素养？您如何理解“数字领导力”？
杨维刚：“数字政府”建设对执政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始终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不能变。“数字政府”建设顺应时代发展，是推动政府治理转型的重要突破口，在学习能力、执行能力、应急能力、服务能力、决策能力上都对执政人员的数字素养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这就要求执政人员在掌握业务知识外，还要掌握一定的数字技能，提升数字素养，在政府治理中要“用数据说话、靠数据决策，依数据执行”。
刚刚我谈了“数字政府”建设中要注重加强学习能力，提升数字素养。我认为，技术应用常识应成为必备素养，可以通过学习、培训和一定的考核，来推动执政人员数字素养的逐步养成。同时，可鼓励各地方政府先行先试，建立政务数字化技术共享平台，在更大范围内加强互访和交流合作。
我认为，数字领导力实质上是数字技术促进社会治理升级换代，逐步实现数字化、智能化的必然结果，会大大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极大提高领导力客观公平公正的社会价值。
人民网：建设“数字政府”为深化“放管服”改革带来哪些利好？
杨维刚：我举一个例子。在疫情期间，长沙积极应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佩戴口罩情况的人脸识别，自动测温系统的广泛应用，无人机在公共场合对未正确佩戴口罩的人员的无接触提醒，物流服务机器人解决无接触问题，群众反响很好。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数字政府”对“放管服”带来的明显效果。
当前各地推行的“最多跑一次”的政务服务效果明显，一是工作更加规范化，提高了政务服务的阳光运行程度。二是政务流程的再造，为广大居民提供看得见的便利。三是政府部门更加协同，树立了政府高效的工作形象。
人民网：政府数字化转型，和企业应该如何通力合作？
杨维刚：政府的数字化转型，单纯依靠政府自己肯定不行，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逻辑。在政府的转型过程中，很多事情需要借助企业的力量去推动和实施。
一是要进一步释放信号，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参与到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技术研发和应用实践。
二是要向企业开放政府数字化转型的项目需求和应用需求。
三是要借助企业的人才优势和技术优势，积极参与到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人才培养和常识培养。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划分清楚市场和政府的边界，明确数字资源的公共属性和应用边界，从源头上做好信息安全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