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西头十字路口边有一口老井，供大半个村子300余人吃水。井口旁有一棵大桐树和一棵大榆树，夏天有很大的阴凉地儿，自然就成了“饭场”，也就是吃饭时人们聚集的地方。每逢饭时，水井附近的老少爷们，都会端着饭碗或馍筐聚集在这儿，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说说东家长西家短，聊聊村里的新鲜事，集上的小故事。

　　我家就在路口附近，父母都是诚实善良、立事勤谨之人，不大的院子每天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来家里喝口水、借个火的自然就不少，甚至乞讨要饭的人到我家来的都比去别人家的多，可我从来没见父母厌烦过。常听父亲说，做人要与人为善。母亲也常说，再空也不能空要饭的碗，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张这个口讨这碗饭呢。

　　1968年10月，因为家境窘迫，我读了一个月高中后辍学回到村里。好在我在农村长大，不怕苦和累，大部分农活都能很快上手，不久也就得心应手了。当年，公社刚成立了广播站，家家都安上了“小广播”，播送革命歌曲和会议通知、领导讲话。我试着把身边的好事、趣事、新事和村里老一代革命人的战斗故事编写投稿。公社广播里几乎天天有我的稿件播送。如果几天不见我的稿件，公社播音员还会步行六七里路来找我催稿。1971年10月，河南省高校在停招五年后首次招生，经公社选拔，县里考试，我和两名下乡知青一起，成了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我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在等入学通知书的几个月里，心里既期待又高兴，甚至做梦都在《东方红》乐曲声中，扛着行李，豪迈地走进大学的校门。次年三月，我怀揣着大学入学通知书，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家，走进了省城河南医学院的大门，开始了崭新的大学生活。

　　大学生活是我最快乐的时光，豪迈与激情一直陪伴着我。在大学里每天都能吃上农村过年时才能吃上的白面馒头，感觉自己天天都在过年一般。学习文化课时，我可以为解一道题通宵达旦，学习医学基础课时，可以在实验室一宿一宿地钻研。尽管自己的文化底子有点薄，总体下来，学习还是很顺利的，成绩也算优秀。大学期间，我不但学到了丰富的医学知识，还收获了爱情，给我未来的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大学毕业后，我和五位同学一起分配到了周口地区大刘山煤矿。煤矿是地区重点企业，千余人的单位，只有一个卫生室和四个医护人员，根本不能适应矿上救治的需要。在等待煤矿医院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被安排下井劳动锻炼三个月。不管别人怎么想，我觉得正是熟悉井下情况的机会，便于以后现场救治，就主动提出要求，把通风踩煤，打眼放炮，装渣推车，架樑筑顶等井下活儿干了一遍，并跟着瓦斯监测员，把井下的通道跑了好几遍。不但熟悉了井下情况，还和工人们打成了一片。

　　1978年11月，随着儿子来到世上的第一声哭啼，我有了我生我养的小家。其实，小家就是夫人工作单位里的一间宿舍，大概有十五六平米。怎样把一间宿舍变成一个家，还真让人动了一番脑筋。一张单人床加上两块木板，用砖支上，算是多了个放孩子的地方。一个带铁烟筒的蜂窝煤炉，是给孩子热奶和烤尿布用的，再加一个三斗桌，两个小板凳，就是这个家的全部家当。尽管家很小，也很简陋，我仍然很满足。因为，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家，城市里也有了我的一席之地。

　　1986年，我和夫人同时在县里的一个教学单位工作，都晋升了中级职称，成了单位里的业务骨干，我又进入单位的管理层，住上了两间带厨房的一个小院，生活有了很大改善。课余时间，在校园里开了一小片荒地，种上韭菜、辣椒、茄子等一些时令蔬菜，家的墙外就是一条小河，顺着地势又养了几只鸡鸭。鸡鸣鸭叫，蛋菜自给，小院温馨，大院热闹，夫人又做得一手好茶饭，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令不少人羡慕和向往。我后来被调到县人民医院工作，并逐渐走上医院领导岗位。

　　1996年，我和夫人因为都是高级职称，住上了单位的高职楼。家从平房搬进了楼房，110平米的三室一厅，有厨有卫，外加一个小院，屋里亮堂，屋外阳光，刮风下雨淋不着，学习睡觉有地方，别提心里多舒畅了。我自己因为有几项科技成果奖，被评为地区劳模，家庭也被评为县里模范家庭。这一年，儿子高中毕业，被保送到北京的一所大学。四喜临门，我也感到无上荣光。

　　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有了工作，并结婚安家。随着小孙女的出生，我和夫人退休后也来到了北京，一家人三代同堂，其乐融融。我和夫人因符合北京市投奔子女户籍政策，落户到了北京，办理了北京市老年卡，真真切切地在北京安了家。如今享受着国家的优惠和照顾，感受着小家的温馨和幸福，国家是我的靠山，小家成了供我养老的家。

　　我这一生，随着工作的变动，整整搬了十次家，真的是越搬越好，每次都有新变化，最后搬到了首都北京，这是之前做梦也想不到的。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跟着祖国的步伐长大，我的家也随着祖国的繁荣昌盛发生着变化，日子越过越甜，生活越来越好了。我曾跟朋友调侃说，就我现在的幸福生活，给我个县长也不换啊！

　　（本文为《人民文学》征集稿件，作者为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人民医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