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化大家讲述亲历——

见证人·第十七期｜翟俊杰：为中国电影事业永葆锐气

　　编者按：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说：“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不仅源自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源自我们的文化积淀和精神信仰，更源自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产生的一切优秀文艺作品，以及创作这些作品的德艺双馨的文化大家。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怀揣对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敬畏之心，人民网推出融媒体文艺栏目《见证人丨致敬改革开放40年·文化大家讲述亲历》，邀请改革开放40年以来当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大家，分享其求艺之路的艺术探索与思想感悟，呈上对改革开放40年文艺发展最具诗意的表达，通过有情感、有温度、有底蕴的人物呈现，彰显艺术作品的时代之美、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本期节目带您走近著名电影导演翟俊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翟俊杰糅合艺术的魅力与生活的真实，以一部部优秀作品跟随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进程，记录民族英雄的坚定身影，讴歌中华民族的高尚品德。 

　　初冬时节，落叶缤纷。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国家一级导演翟俊杰笑呵呵地向我们走来。77岁的他身体硬朗，声如洪钟，散发着军人的气质与力量。

　　从《长征》《金沙水拍》《我的长征》表现的长征精神、《血战台儿庄》展示的抗战精神，到《共和国不会忘记》体现的改革精神、《惊涛骇浪》赞颂的抗洪精神……翟俊杰糅合艺术的魅力与生活的真实，以一部部优秀作品跟随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进程，记录民族英雄的坚定身影，讴歌中华民族的高尚品德。

　　“主旋律电影是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的记录和写照，我的使命和责任就是弘扬中国精神。”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记者专访著名电影导演翟俊杰，共同重温电影里坚毅卓绝的英雄人物，感受历史光影中伟大光荣的民族精神。

　　“改革开放为导演提供了一展身手的天地” 

　　记者：改革开放初期，1986年您与杨光远共同执导战争片《血战台儿庄》，也是您的第一部电影，当时为什么选择拍摄这样的题材？ 

　　翟俊杰：《血战台儿庄》是中国第一部表现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影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尊重历史的环境中，《血战台儿庄》得以搬上荧幕。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同为中国军队，展现中华儿女团结一致抗击外敌的英勇形象。通过如实反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告诉观众历史是这样走过来的。可以说，这是一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影片。

　　记者：这部影片在当时引起了怎样的反响？ 

　　翟俊杰：影片上映后，我随大陆电影代表团到台湾访问。台湾记者问我：“您在拍《血战台儿庄》时，把国民党军队表现得英勇顽强，拍《大决战》时，又把国军表现得兵败如山倒，您是怎么想的？”我回答说：“为民族而战者，英雄；为官僚买办而战者，不败没有天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历史给我们的昭示。”《血战台儿庄》得到时任广电部部长艾知生、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以及统战部等领导大力支持，社会各界充分肯定，影片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我们感到非常欣慰。

《血战台儿庄》剧照

　　记者：1988年，您执导影片《共和国不会忘记》，从钢铁公司变革的视角切入，讲述改革开放带来的大变化。为何选择这一题材？ 

　　翟俊杰：拍完《血战台儿庄》后，感到意犹未尽，我与编剧之一田军利决定再拍一个直面改革开放的大工业题材故事。飞机、大炮、工厂机器乃至生活中的缝纫机、自行车，哪一样都离不开钢铁，但恰恰钢铁工人的生活常被忽略，工业题材难出高票房电影，因为人们认为硬邦邦、冷冰冰的钢铁电影有什么看头？

　　当时我提出来：要把钢嚼出味道来。我们跑遍国家大型钢铁基地，到鞍钢、武钢、本钢、上钢、攀钢等大型钢铁基地深入体验，有时高炉前的温度高到简直要把人烤成薯片。但是我们始终坚持到一线与领导、工人谈心，了解他们的想法，只有感同身受才能将生活化作自己创作的源泉、素材和力量。最终《共和国不会忘记》获得第十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它是一种激励，让我更加坚定了要为人民创作的信心。

　　记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您觉得这种观念给您的创作带来怎样的收获？ 

　　翟俊杰：文艺工作者不能高高在上，只有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才能获得最真实、最动人的故事。真正热烈地拥抱生活，真正地沉入生活，生活才能赐予你灵感。比如拍摄军事题材电影时，我常深入到部队最基层，和战士们一起坐潜艇入深海，乘飞机上蓝天，目的是加深对部队战士的了解。深入生活是为了追求真实，如果艺术不真实，那么艺术价值荡然无存。 

　　记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民族忧患意识是第四代导演共有的特征，作为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您觉得改革开放的时代契机为您的创作带来了哪些影响？ 

　　翟俊杰：改革开放为我提供了一展身手的天地。感恩改革开放为我提供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我算不上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只能说是第四代导演兄弟中的一员。第四代导演的作用在于承前启后，继承过去中国电影的传统，同时对新的电影艺术理念有所吸纳、开拓和创新。

　　1982年，我专门到北京电影学院的编导进修班充电，接触、学习先锋派、作家电影、新现实主义等理论，把其中有益的部分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去，在吸收中不断创新。第四代导演在登上电影主流舞台时，也没有忘记我们的初心，始终使自身创作与时代保持同步，努力拍出优秀的电影作品。

　　“主旋律电影应当艺术化地传播正能量” 

　　记者：有网友说，在看您的电影时，内心总因影片中的英雄主义精神深感震撼。在您看来，什么是英雄主义精神？ 

　　翟俊杰：有一个观念深深扎根在我心里——军人首先要为人民服务。我17岁考入西藏军区文工团，61年的部队生涯培养了我深深的军人情结。我当年进军西藏时经历过两次战争，很多年轻的战友长眠在战场上。当年军区政委谭冠三曾说：“同志们，咱们进军西藏，保卫祖国边疆，我这把老骨头就埋在西藏，永远和西藏的人民一起保卫边疆，建设边疆！”这些人都是英雄啊！正是这种英雄的精神，形成我的理想、信念、责任、担当。在我心中有一种抹不去的英雄情结。接受央视邀请拍《西藏风云》长篇电视剧时，我再回西藏，凡是有烈士墓的地方，我都去拜谒一下。

拍摄中的翟俊杰

　　记者：61年的军旅生活为您带来怎样的影响？ 

　　翟俊杰：部队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记住：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要始终与人民和生活同呼吸、共命运，寻找挖掘生活的瑰宝，才能把精神力量播撒到观众心里。当我被授予“国家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称号时，和王心刚、张良、田华等前辈相比我感到惭愧。这是一种激励，敦促我更好地用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回报社会。

　　军旅生活不仅在思想层面对我有深刻影响，也让我切实体会到真实的战争场景，对我日后拍摄战争题材电影有很大帮助。我经历过残酷的战争，缺氧严寒的风雪高原磨练了我的勇气和坚毅。当我把这些苦都吃下去，拍电影遇到更恶劣的天气我也不觉得辛苦，反而觉得很知足。作为一名导演，若不是在西藏军区文工团练就的功夫，今日何能统领摄制组的众三军！

　　记者：您拍摄了许多深入人心的主旋律题材电影，包括《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决战》、《我的法兰西岁月》，以及三拍长征故事，主旋律电影和其它类型电影有哪些不同？ 

　　翟俊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通常以大人物、大事件、大场面为主要元素，它不仅肩负着对“史”的正确表述，更承担着对“史”的完美、细腻且符合艺术规律的创作。主旋律电影是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的记录和写照，我的使命和责任就是弘扬中国精神。一次又一次“触摸”那段抗战史，每次都有一种别样的感受，但唯一不变的是民族精神，那是一种坚定的信念，更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长征精神，抗战精神，人民解放战争精神，新时期的抗洪精神、抗震精神、航天精神……各个历史时期的无数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民族崇高品德，是时代的主旋律。弘扬时代主旋律，是艺术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 

翟俊杰（右一）在《长征》拍摄现场为演员说戏

　　记者：您曾三次拍摄长征故事——《金沙水拍》、《长征》和《我的长征》，为何如此钟爱这一题材？ 

　　翟俊杰：首先，长征体现了人民军队义无反顾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其次，长征是中华民族美德的集中体现——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坚忍不拔、不怕牺牲、团结友爱；第三，长征也是对人类体能极限的一种挑战——饥饿、寒冷都没有打败红军。在种种艰苦之中，这种长征精神是一座屹立不倒的丰碑，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笔财富甚至是属于全人类的。

　　长征精神并不是口号，而是一段血与泪的故事，是不断激励着我的精神力量。我要通过电影将这种情怀艺术化地表达出来。拍长征、学长征，三拍《长征》也是电影人以身作则发扬长征精神的过程。第二次拍《长征》时，我带着演员重走长征路。我告诉他们，脱掉时髦的名牌服装，在荒山野岭中体验艰苦生活，这种都市生活和艰苦环境的巨大反差能让你们更贴近所扮演的人物。

　　记者：您的主旋律影片总是在表达主题的同时多增新意，获得观众广泛好评。在您看来，主旋律电影如何做到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 

　　翟俊杰：主旋律电影应当艺术化地传播正能量，想尽办法增强影片的艺术感染力。中国电影应艺术化地、形象化地来表达这个伟大时代。艺术作品要有吸引人的中国故事内核与充满感染力的艺术形式。比如《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描写了苏联年轻女兵的战争悲剧，如果不是战争，这些女兵可以结婚生子，但是法西斯战争毁掉了她们的生活。什么叫做悲剧，把美好撕碎给人看就是悲剧。这种悲剧，就是艺术感染力的一种体现。

　　观众不可能牢牢记住电影的每一分钟，但是影片中生动感人的鲜活细节越多，越能够感动观众，一部作品成功的系数越大。《血战台儿庄》中，一个老兵蹲在战壕里思乡，折下一段嫩柳枝，做成柳哨，吹出《走西口》的调子，最后把集束手榴弹绑在身上和敌人的坦克同归于尽。这样来自生活的艺术细节，对塑造人物形象有很大的好处。

　　“电影要由产量的繁荣向质量的高度发起冲击” 

　　记者：您以一部部优秀作品见证了中国电影成长的四十年。在您看来，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电影取得哪些成就？有哪些不足？ 

　　翟俊杰：中国电影从题材、制作都取得长足的进步。在取得成绩同时，更要看到不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如何克服不足，创造新的辉煌，这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我认为，要警惕泛娱乐化、功利浮躁的不良倾向。

　　提高文化产品质量，要由产量的繁荣向质量的高度发起冲击。讲好中国故事，要坚决继承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大胆吸收先进的艺术理念。目前我们可以凭借数字技术制作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但关键还需要丰沛的艺术想象力，避免千篇一律。增强影片的想象力与感染力，吸引广大人民群众自发参与审美。

　　记者：如今，越来越多的娱乐元素充斥着人们的生活，您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主旋律影片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距离感？ 

　　翟俊杰：由于一段时期里主旋律电影出现千篇一律、急功近利的现象，使大家产生了距离。但是历史是我们的根与魂，坚决不能忘记过去，忘记意味着背叛。为了创作出观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我特别注意和年轻人交朋友，了解他们的喜好，与年轻人保持同步。

　　通过娱乐放松并没有错，但是一个民族只追求娱乐，那么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如今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日子越过越好，但要始终铭记为此付出宝贵生命的革命先烈，牢记过去艰难的抗争岁月，不能把中华民族的抗争史、苦难史娱乐化，要让后代了解伟大的革命战争历史，让民族精神指引后代继续前进。

　　记者：您提出过“多学习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拍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在拍摄电影时，您觉得优秀传统文化对创作有什么影响？ 

　　翟俊杰：古典诗词与电影是艺理相通的。电影是个舶来品，但是中国古典诗词中却蕴含着许多电影表现手法——“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恰如一个镜头融入另一个镜头的“叠化”效果；“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短短20个字如同构成一部微型电影分镜头剧本——故事、人物情感、规定情境、构图、光调、色调、影调，乃至似有若无的音乐都在里面。这种“艺理相通”是联系文艺领域各个门类的共同纽带，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也是我们拍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电影的源泉。 

　　记者：您是如何将传统文化与镜头语言相结合的？ 

　　翟俊杰：比如，电影《长征》的配乐上采用“声画对立”的手法——悲壮惨烈的场景中的配乐恰是委婉凄美的《十送红军》，最后两句词我还改为：问一声亲人红军啊，此去西征何时才回还。这正符合中国古代辩证艺术理论提出的“以哀情写乐，以乐情写哀，倍增哀乐”。极大的反差引起人们丰富的艺术联想，更让观众印象深刻。

　　《惊涛骇浪》里，一个小战士昼夜抢险累死在抗洪第一线，弥留之际一只蚕豆大小的小青蛙蹦到他的脸上，将死的战士凭着残留的一点点知觉露出一个若有若无的微笑，最终还是逝去。小青蛙出现之前是叙事，之后是抒情，这是借用中国古典戏曲的“紧拉慢唱”的艺术手法。除此之外，中国画的虚实相间、中国书法的谋篇布局等，意境优美，同样值得我们学习与传承。

　　翟俊杰题写寄语：中国电影博大精深，有着灿烂的历史，涌现出许多优秀影片。我愿永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热烈地拥抱生活，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新时代、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电影作品！一个艺术家的生理年龄可以增加，但艺术年龄永远保持年轻！ 

　　记者：在您的艺术生涯中，执导创作了许多经典影片，在您看来，哪部电影、哪个角色最令您感动？ 

　　翟俊杰：我认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创作中也要坚持一种人文关怀的基调。《我的法兰西岁月》是首次用青春偶像片的手法拍摄革命先驱的青年时光。片中邓小平、周恩来、聂荣臻、蔡畅、李富春等老一辈革命家远渡重洋到法国勤工俭学，寻求报效国家的真理。这段浪漫艰辛的生活，何尝不是我们老中青几代人共同的偶像和精神榜样呢？

　　《长征》中，我们打破了模式化表演，推出一个全新的、深入人心的毛泽东形象。唐国强同志首次出演毛泽东一角，为此他拼命节食、游泳，40天减掉26斤，最后他的身材、长发、忧郁的眼神，和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拍的毛泽东非常吻合。演员这种为追求艺术效果而不辞劳苦的精神也令我感动。

　　记者：回顾过往的电影岁月，您觉得电影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 

　　翟俊杰：如果用军人的话说，电影应该是我的武器，是打击敌人、团结人民、讴歌人民的武器。电影也是我的终身事业，我爱电影，我愿意为它献出一切。我感恩生活、感恩部队、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一个人的生理年龄可以增长，但艺术年龄、心理年龄要永远保持青春。我要永远保持锐气，为了中国的电影事业，为了我的最爱。永远奋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