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协是我的精神亲人之家

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原文化部部长 王蒙

　　在中国人民革命中，文学文艺起的是推动作用，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1949年10月，大量著名作家，翻山越岭，漂洋过海，八面来归，聚集北京，掀开了共和国的新篇章。

　　1949年7月23日，中国作协成立，“鲁、郭、茅、巴、老、曹” 、田汉、丁玲、艾青、赵树理、冰心、孙犁、叶圣陶、周扬、夏衍、林默涵……辉煌的阵容令我这个文学少年醍醐灌顶，五体投地。中国作协具有崇高的威望与吸引力、凝聚力。

　　1956年初，是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萧殷恩师，支持了我潦草的《青春万岁》初稿，对习作的“艺术感觉”给予极大鼓励，指出了结构上的主要缺陷与修改思路，并以中国作协名义向我所在工作单位——共青团北京市委，发出了为我请创作假的公函。

　　1957年初，在有关拙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争论中，茅盾主席、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同志、中宣部有关领导林默涵同志、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同志，以及郭小川、严文井、秦兆阳、韦君宜、黄秋耘同志等，都认真贯彻了毛主席的指示，对我循循善诱，倍加爱护，有保护有批评，有鼓励有帮助，使我对党的文艺方针，对作协特别是老一代作家与领导的殷切期望，对自己献身文学事业的选择与应有珍重，都有所领会，有所感悟。

　　中国作协，始终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个感召，一个依靠，一个指南，是我的精神亲人之家。没有作协，就没有今天的王蒙。

　　作家的劳动主要是个体的，或谓“宜散不宜聚” 。作家比较强调个人风格与个性特色，有时一些同行表现了任性与相轻，社会上也时有对作协的刻薄质疑，这为作协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但同时，正是这些难点，说明了作协的存在与积极运转，有助于创造更加健康与诚挚的文风与世风，作家的艰难与或有的孤独与常有的困惑，正是作协存在的理由。所谓“宜散”的文艺家们，正可以在作协的组织中找到美好与阳光的相聚；伟大的信念、使命与传统，心灵的沟通与智慧的切磋，正可以带来文学上相互提携砥砺的希望。作协对于采风与深入生活的组织推动，对于与社会各方面的生动与密集的信息获得，对于青年作家的培育与引领，对于与世界文学界的交流，对于文学报刊与出版物的编辑与支持，对于优秀作品的讨论、彰显、评奖与推广，对于作家的劳动与生活的关爱照顾，其任务是毫无疑义的。

　　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起来向前看，作协的声音更加响亮，作协的工作更加细致。令人感奋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文联与中国作协的工作，始终得到党中央、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与有力领导，得到中宣部的密切指引敦促与各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新人新作不断涌现，文学生活兴旺发达，作协的工作日益深入与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