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落成的国家大剧院即将举行开幕演出，这是我们全民族文化生活中的一个盛大节日。有一个人，他的名字与大剧院密不可分。从改革开放后国家大剧院再次立项，到兴建到运转，前后经历了十多年，他也为大剧院奔走操心了十多年——为了大剧院的建设，他曾两次给总理写信，多次在政协会议上提案，积极参与大剧院各项方案的选定实施。他就是国家大剧院艺术委员会主任、音乐家、音乐活动家吴祖强。

　　其实早在1958年就有了建设国家大剧院的规划，后由于种种原因下马。周恩来总理生前曾经作出过指示，在条件具备后还要兴建，这也成为了周总理的未竟之志之一。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这个项目被重新提上了国家基本建设的议事日程上来，然而，由于受到认识的局限，这个项目一度受到质疑，有人联名建议下马。在此关头，吴祖强奔走呼吁，力陈大剧院对于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最终，国家大剧院得以立项，开工建设。

　　从那以后，作为国家大剧院艺委会主任的吴祖强，从硬件到软件都不断提出建设性意见。当大剧院行将完工时，吴先生又在全国政协提案，呼吁大剧院应该作为国家公益性事业机构，不能以市场运作的方式经营。最终，他的这些宝贵建议都一一得到了落实，从而为大剧院今后保持国家最高艺术水准得到了基本财政保障，也使大剧院得以顺利开幕运营。

　　音乐家吴祖强  

　　在今年中国交响乐团为吴祖强举行的《八旬回响》——吴祖强教授作品音乐会上，人们听到了他的不同时期、不同体裁、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尤为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他在苏联留学期间的作品，这些作品大部分不曾与观众见过面。新中国成立后，吴祖强成为首批留苏的三名音乐专业学生之一，与指挥家李德伦、女高音歌唱家郭淑珍一同赴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留学。音乐会上演出的他这一时期创作的《C大调弦乐四重奏》，在1956年就由莫斯科音乐学院四名教授组成的康米塔斯四重奏团在苏联国家广播电台录音播放，并由苏联国家音乐出版社出版了乐谱。对于一名留学生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殊荣，足见他的成绩优秀。

　　音乐会上还演出了他的毕业作品：《涂山之阳——与洪水搏斗》（1958年），这是为郭沫若的长诗谱曲的清唱剧，由大型交响乐队、混声合唱、女高音和男中音演出，内容为传说中大禹治水三过家门不入的故事。在上世纪50年代，吴祖强就创作出了有如此精致的结构、完美的和声及复调技法的交响合唱作品，无论是管弦乐写作还是难度最大的多声部声乐写作，今天听来仍是一部令人震撼的精品。

　　吴祖强从苏联留学回国后精品不断。由他担任音乐整体设计、主持创作并作为作曲者之一的舞剧《鱼美人》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音乐，以高度的民族性和交响性成为中国舞剧音乐的经典。《二泉映月》原是民间艺人华彦钧创作的充满了浓郁民族色彩和风格的二胡曲，吴祖强决心将此曲改编为弦乐合奏的形式，以使国内外的交响乐团和室内乐团都能演奏，使我们民族的音乐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改编于1973年完成，经过艺术加工后的《二泉映月》更具魅力，感人至深，得到了思想和艺术的升华，当即受到人们的喜爱。然而，这样一部优秀的音乐作品当年却被“四人帮”一伙一次又一次地阻挠演奏。国内广大音乐爱好者第一次听到这部作品是在1977年中央乐团的一场交响音乐会上，那是“文革”后首次公演世界经典交响乐作品，《二泉映月》与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交响曲等中西方古典音乐一起，得到了解禁，现场的观众以及千千万万通过广播和电视收听收看的人们受到了震撼。1979年，指挥大师小泽征尔带领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再一次选中并演出了这部作品。那次音乐会上还演奏了吴祖强的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与刘德海和王燕樵合作），这是我国音乐史上首部成功地将民族乐器与西洋管弦乐队相结合的协奏曲，融合得天衣无缝，成为典范之作。后来小泽征尔将这两部作品带回美国演出。此后，弦乐合奏《二泉映月》被世界上许多交响乐团演奏，出过多个版本的唱片。

　　吴祖强的这些交响乐作品，以西洋管弦乐技法表达民族情感，完美的艺术形式与深度的思想内涵相统一，充分体现了民族的魂魄，成为了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至今常演不衰，成为音乐院校教学中的经典范例。

　　吴祖强留学回国后唯一的选择是回到讲台上报效祖国，他把在苏联学到的西洋管弦乐技法系统地引进中国的音乐教学，编著出版了作曲技术理论教材《曲式与作品分析》及其他一些译著，这些教材被几代音乐学子使用。如今《曲式与作品分析》一书在内地和港澳台地区已出版了十几万册，荣获国家高等院校优秀教材奖。他的音乐创作与教学，为中国主流音乐文化的创建立下卓著的功勋，推动了中国交响乐创作的发展。

　　音乐活动家吴祖强 

　　人们常说，人到五十岁就是步入“天命”之年，那么可以说，吴祖强五十岁之前的突出成就是音乐创作，五十岁之后则是“入仕”。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是“达则兼善天下”，时代需要音乐家，也需要音乐活动家。吴祖强曾经被考虑过担任文化界的高层领导，但他怕影响音乐创作，推了。可是他也并未完全回避“当官”，当党和国家需要他担任领导时，他是无条件服从的，只是在努力当好“官”的同时，也要实现自己在音乐事业上的理想。他曾担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院长长达11年。在他担任文联党组书记期间，主持召开了一度拖延了五年未举行的第五次全国文代会。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然而他最终以当一名教授为荣。他受命到中国文联工作时，如果将行政关系从中央音乐学院转过去便可享受部级待遇，但他始终未转，并且一直坚持教学课务。如今，他的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和中国音协名誉主席职位成为众望所归。

　　“文革”刚刚结束时，中央音乐学院恢复甫定，吴祖强走上了学校领导岗位。从此，他的音乐事业进入了另一个领域。尽管自己的创作时间被挤掉了，但他鼓励学生们发挥创造力，鼓励他们出国参赛。例如小提琴家胡坤，参加了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小提琴大赛，拿回了“文革”后中国在国际古典音乐赛事中的第一个名次，从那以后，一批又一批的青年指挥家、演奏家、歌唱家在国际大赛上获奖，成为世界乐坛的精英。1978年，吴祖强等中国音乐家代表突然出现在伦敦著名华人钢琴家傅聪的音乐会上，使这位海外游子既激动又欣慰。访美期间，吴祖强在驻美使馆同志的陪同下，专程到费城去看望了中央音乐学院老院长马思聪，令马思聪感动之极。在当时他作这两件事是顶着极大的压力的。在“拨乱反正”的年月中，是吴祖强促成了傅聪和马思聪长达20年之久的冤案的平反，在国际上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吴祖强还与《光明日报》有着特殊缘份，这是一件不为大家所知的事情。“文革”中有人到“四人帮”那里告状说，南京长江大桥的纪录片配乐中使用了“苏修”的音乐。“四人帮”下令调查这一事件，于是在《光明日报》成立一个音乐小组，负责具体工作，组长为李德伦，吴祖强和其他几位音乐学院教师也被借调到《光明日报》这个小组工作。在1972年至1975年间，这个小组利用机会进口了一批当时被禁止进口的苏联唱片、乐谱等音乐资料，后来，“案子”不了了之，他们倒在这里专心研究起了肖斯塔科维奇等作曲家的音乐。从那以后，他的许多重要文章都乐意在《光明日报》上发表。

　　吴祖强的威望远及国际音乐界。从1999年起他连任了三届共达6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国际音乐理事会执行理事，他的出现，使这个音乐界的“国际奥委会”、国际音乐界的最高论坛又有了中国人的声音；在他的促使和努力下，2007年的第32届国际音理会理事大会在中国召开。

　　真性情的文化人吴祖强 

　　德高望重的吴祖强先生今年适逢八十寿辰和从乐从教六十周年，在他的华诞来临之际，音乐界为他组织了一系列的庆贺活动，中国交响乐团举行了他的作品专场音乐会，中央音乐学院及全国各大音乐院校的师生和各界嘉宾会聚一堂，共庆吴先生的“八旬回响”，一时间成为我国音乐界和文化艺术界的一件盛事，足见吴先生的德高望重。

　　吴祖强的父亲吴瀛是著名文物考古学家，善书画，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办人之一。吴祖强还有着一位作为文学戏剧大家的大哥吴祖光。吴祖强秉承了父亲的艺术气质和组织才能，在从事音乐事业中依次展现出来，使他与大哥共同成为共和国文化艺术界的一代“双璧”。

　　温文尔雅的吴先生，在生活中又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的祝寿会上，从香港专程赶来的音乐家、当年的同学卓明理女士“披露”的一段吴先生与夫人郑丽琴女士的恋爱史，让大家忍俊不禁。当年在南京国立音乐学院上学的吴祖强，对钢琴专业的同学郑丽琴展开了执著而热烈的追求，不论刮风下雨还是寒冬酷暑，他每天中午都会西装笔挺地准时出现在女生宿舍的楼门口，等候郑丽琴，而且常托卓明理将郑丽琴从楼上叫下来。这真是一幅现代版的“西厢记”速写。吴祖强又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有着鲜明的是非观点，谈起自己在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精彩段落后来被“四人帮”删改得面目全非时，他常常愤而拍案。

　　吴祖强的侄女吴霜在1977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他的儿子吴迎又在公派留学生的选拔中脱颖而出，被中央音乐学院选送奥地利国立音乐学院留学。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吴祖强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期间。有人说，他应当“避嫌”，但他光明磊落地认为，这是孩子自己成绩突出而应该获得的机会，无原则的“避嫌”无异于一种妥协和交易。吴霜后来留学美国，最终成为一名出色的女高音歌唱家；吴迎留学后，在罗马尼亚埃涅斯库音乐节和波兰第四十届肖邦音乐节上举行了个人音乐会，在后一次音乐会上，他的演奏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加演达九次之多，被当地音乐界评论为“创造性地发挥了欧洲的传统经验，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说是命运选择了吴祖强，不如说是音乐与时代选择了他。他的一生都是与音乐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作曲、教书、担任领导还是社会活动，吴祖强的人生轨迹，是一条与新中国音乐文化事业发展的平行线。时代见证了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