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广网北京1月12日消息 2004年四月的一天，我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后门，一栋很古旧的楼房里见到了吴祖强先生。第一眼见到吴老，发现他个子不高，头发已全白，虽然是77岁的老人，但他显得很干练，动作灵活。一见面，吴老就和我聊起了他最近参加的音乐比赛。

　　记：像您要参加这些比赛，要做评委，每年您要参加多少场呀？

　　吴：这很难说。你比如说最近，今年就比较多，就连续不断。我数数看，从今年开始已经有几场比赛，马上是钢琴比赛，前边一段是全国的交响乐比赛，这些不停地，几乎每个月都有一次。下面还有全国的小提琴比赛，要筹备明年或者是后年的国际小提琴比赛。

　　1980年，文革结束没几年，国内是百废待兴，艺术教育也还很混乱，吴祖强当时在文化部分工主管艺术方面的比赛。他记得当时第一个恢复的就是国际肖邦钢琴比赛，说起当时的比赛，记忆力过人的吴老对一些具体情况记得还很清楚。

　　吴：从这个开始，所有的比赛就都缠到我的身上来了，一直到现在。后来我文化部的责任已经没有了，但是这些事，音乐界的一些比较大的事情都托付给我了。

　　吴祖强出身于书香门第，但是家里却并没有人学音乐，他走上音乐创作和音乐教育之路的原因只有一个：喜欢。

　　记：吴老，您当时学音乐就是靠自学的，家里没有人学音乐？

　　吴：没有，我们家里算是个书香门第，但是家里没人学音乐。我就是嗓子不错，在幼稚园里面，老师发现我能唱歌，参加点表演什么的。另外正好那时候，有个亲戚放了架钢琴在我们家，我大姐她开始学钢琴。我就老站在她旁边听她弹钢琴，特别喜欢。他们慢慢发现我好像在这方面有点儿天分。好像有一次，大概他们都出去了，回来之后，发现有人在那儿弹琴呢。是谁呢？姐姐刚从外面回来，还没进门呢，就轻轻地走过来，看谁在那儿弹琴呢，就发现我在那儿弹，搬了个小凳，趴在琴那儿，弹我姐姐平常练习的那个调儿，我能把它都记住了，模仿她在那儿弹，所以大家说，这孩子还有点这方面的灵气。姐姐就开始教我弹琴了。

　　记：那会儿您几岁呀？

　　吴：那会儿大概是五岁。

　　让吴祖强感到遗憾的是：他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因为父亲调动工作，全家从北京搬到了湖北，家里没有了钢琴，学音乐的条件也不存在了，但是在学校，他还是积极地参加学校的音乐活动，老师们也都很喜欢他。

　　吴：我开始还写点儿歌儿，写点歌曲什么的，找点儿诗、唐诗，自己瞎编一点儿，写点儿歌儿。

　　记：写完了唱吗？

　　吴：自己哼哼唱，也不好意思拿出来，给家里人唱唱。我爸爸后来也写剧本，写插曲，我就给他瞎编点儿什么，小姐妹们自己唱着玩儿。后来我哥哥有几个音乐朋友，他是在戏剧专科学校教书，开始写剧本，（吴祖光）他们剧专的音乐老师，现在也还在世，叫张定河，现在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作曲，早就退休了，80多岁了，他算是我正式启蒙的音乐老师了。

　　在大哥吴祖光的影响之下，吴祖强从十六、七岁就开始写散文，还发表了一些文章，但他心中放不下的只有音乐。在众多的爱好中，他选择了音乐。

　　吴：后来我在高中毕业之前，我说，我要考音乐学校试试。这样进入了专业音乐学习的大门，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挺努力的，我能够一直在这个专业上头做出点儿成绩来，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懊悔说我学了音乐。我还觉得我的选择也不错。

　　1953年，吴祖强在中央音乐学院毕业以后，被选送到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进一步深造。莫斯科的五年学习生活，成为吴祖强一生中最难忘怀的一段岁月。

　　吴：在莫斯科学习的这五年，我一直是很珍惜的。

　　记：因为什么您最珍惜那段时间？

　　吴：我有那么长的时间去学我喜欢的专业，而且老觉得自己在那儿前进，一种成长的愉快。我还记得，当时是中苏关系特别好的时候，一些老师、同学、包括一些苏联的普通同志们，中国留学生在那儿还是很得注意的，而且得到大家的关注。那段儿，我觉得还是很难得的。

　　记：您那会儿在大学学习的进修，校园是什么样子？

　　吴：老的莫斯科音乐学院还挺不错的。面积并不太大，一个大楼，（有四层）中间的最底层是一个大音乐厅，三楼上有一个小音乐厅，然后大的图书馆，范围并不大。后来，我们离开之前，在门口修了一个新的入口，有一个柴可夫斯基的铜像，旁边那个铁栏杆上有他的乐谱。音乐气氛很浓。

　　看得出五十年前的那段经历至今还牵扯着吴老的心，在他叙说这段经历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眼睛一直向左上方望去，脸上也自然流露出一种宁静，似乎此时此刻，他心中正在体味着那段充满希望和欢欣的日子。

　　在莫斯科学习了五年，回国以后，吴祖强并没有从事专职的作曲工作，而是回到中央音乐学院从事音乐教学，一直到今天，已经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记：吴老，您教书教了几十年，您是不是特别喜欢教书？

　　吴：也可以这么说。至少我和教学工作有着很深的感情。这个，我想应该开始于一种使命感。因为我是第一个解放以后，被派到莫斯科去学音乐、学作曲的学生，很多人希望到莫斯科去学习。西欧那儿去不了，苏联老大哥那儿是魅力无比的。别人都去不了，我能去;而且，当时给我交待的任务是：你回来要教。你要把学的东西带回来，来加强我们的音乐教育。写东西成了业余的，教学是我的任务。我也觉得我欠了国家和同志们的。因为我有了那个机会，好好地在那儿学了五年，我应该回来，把学的东西留下来，对我们的音乐教育、作曲教学有所推动和帮助。所以，我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我就不断地把一些教材也寄回来，给他们使用。第一本苏联的和声学的教科书是我想办法，那书都买不着。我从同学那儿想办法给弄来，想办法寄回国来，帮助他们一起翻译，在中国出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教学工作，我觉得我有一个使命感。我并没有像现在有些年轻人这样：我写东西，教书不愿意。这是为别人，写东西是为自己。我们那时候没有这个想法。觉得国家培养我，回来让我做出我应该做出的回报，这个就是我的事业。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边创作，一边教学，创作是临时给的任务，这个教学是我的正式工作和职业。

　　记：您又从事教学，又要创作，这肯定是两种不同的乐趣，两种不同的感受。

　　吴：我想我做这些工作都带着一种使命感，都带着一种感情，很努力地去做，我从这里面也得到一些乐趣。我做得很愉快。所以，我很难说，我更喜欢什么，也许是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就是：需要我去做的，交付给我的任务，我应该去完成的，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挑拣的习惯。

　　热爱音乐创作的吴祖强在国家的召唤面前，没有丝毫的犹豫，他毅然选择了教学，当然，他也喜欢教学中，老师和学生之间的那种默契和亲情。

　　吴：作曲教学我们是一对一，老师带徒弟，我觉得作曲教学这个工作做得时间长了以后，和学生的感情、沟通（也多）。学生也喜欢我，我也很喜欢我的这些弟子。

　　记：教学的时候，您对学生严厉吗？

　　吴：我想我不是严厉。我还是很严肃。我跟学生没有发过脾气，但是他们会很听我的。除了教学上面，专业方面的问题，有些生活上的事情，他们很愿意跟我谈，帮他们出出主意什么的。

　　1982年到1988年，吴祖强担任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那也是中央音乐学院壮大发展的关键几年。这期间他教出的许多学生，不少已成为当今在世界上有影响的著名音乐家。随着音乐学院的发展，吴祖强也从壮年步入了老年。五十年来，吴老心中对音乐学院的感情也越来越深，他把学院当成了自己的家、当成了自己心灵深处的家园。

　　记：吴老，您在音乐学院几十年，等于是看着音乐学院成长起来的，看着它的变化。

　　吴：是这样的。文革以后，我奉命来收拾这个摊子，开始来做音乐学院的领导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困难，现在想想，都没法想象。

　　记：什么样的困难？

　　吴：比如我们开始招生，在文革期间，学校整个都被关了门。我们的器材都被有关的部门给弄走了，等于是剥夺了我们教学所需要的一些乐器，没有了，房子破坏得很厉害。我们招生，第一次恢复高考，18000人报名，我们的能力只能招100人。最后，中央让我们扩大名额，招一倍。那么怎么办呢？第一是推迟半年开学，先录取。那时候，学生没地方睡，睡到小礼堂里面，打地铺。六、七十个人没有宿舍可住，就打地铺睡到礼堂里。这个不是一般的学校能够做到的。乐器也没有，很艰难，大家克服了困难。现在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我们那样的状况能坚持很多年，然后陆陆续续来改善这个条件。

　　记：那段日子是不是也是您最忙的时候？

　　吴：我想是的，但是那时候精力比现在更充沛一点儿，年轻，日日夜夜。所以我觉得提到这个中央音乐学院，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家。我们自己的一个事业，长期在那儿奉献的一个地方，也是我们国家的音乐人才最重要的一个基地。我想我们没有让国家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