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冰河·凌汛·激流·漩涡——冯骥才记述文化五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举行，王蒙、张抗抗、韩美林、刘诗昆、余未人、郑一民等冯骥才五十年来在文学、艺术、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的众多朋友与会。开幕式上发布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冯骥才记述文化五十年”精装套书，包括《冰河：无路可走》《凌汛：朝内大街166号》《激流中：我与新时期文学》《漩涡里：我的文化遗产保护史》。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中，文学和文化遗产保护两个会议同时进行，大家就冯骥才的非虚构写作、冯骥才与文化遗产保护、知识分子精神史与时代转型等议题进行了学术研讨。

　　与民间文化遗产保护者集体起跑

　　2001年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迎来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选出一位新主席——冯骥才。作家出任民协主席，能胜任吗？不熟悉冯骥才的人，心里画了一个问号。但是，当这位以抢救保护天津老城在全国引起轰动的著名作家走上主席台发表了当选发言后，大家不仅为他高大的身躯和亲切的笑容欣喜，更被他那文人特有的气质、思维和情怀折服。当时情景，河北省民协主席郑一民历历在目。

　　刚一上任冯骥才就意识到，民协主席并不是什么“闲职”，当时他还不知道民间文化到底有多丰富、现状有多复杂，但他明白，他们面对的问题无比巨大。这一年夏天，冯骥才提出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想法，从此开启了史无前例的中国民间文化保护行动。

　　“冯骥才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秘书长向云驹看来，本世纪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的启动并最终取得波澜壮阔的局面，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推动其到来的，没有冯骥才的转身，没有他在民间文化界作为领军人物现身，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局面和结局。

　　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开展的过程中，有两件事令郑一民印象深刻。第一件，2001年深秋，由九十九岁高龄的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筹备已久的“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座谈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冯骥才在会议发言中对参会的大学生说：“你们都是做民间文化研究的，但你们知道你们的研究对象得了重病，正在大地上呻吟吗？”接着他讲到在开放带来的中西方文化冲突下，民间文化的弱势所面临的令人担忧的危机。他向与会学者们发出“我们不能坐在书斋里，我们要把书桌搬到田野中去”的呼声，公开了中国民协主席团决定要组织全国民间文艺家开展像“1964年法国的马尔罗所做的‘大到教堂小到匙勺’的文化调查那样，对我们中国自己的民间文化遗产进行一次全面紧急的地毯式的抢救”的规划。在《漩涡里》冯骥才也写到了这件事。这次会议，季羡林、于光远、启功等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参会，并在中国民协发出的《抢救民间文化呼吁书》上签名，给予了冯骥才极大的力量与信心。

　　第二件事，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一个全国性的文化工程，涉及方方面面，但启动时只有30万元经费，启动后问题多多。2003年，一场突然降临的“非典”灾难瞬间便将全国红红火火的抢救民间文化遗产的大普查热潮浇灭。当时河北开展了以年画、剪纸等十项民间文化遗产为龙头的大普查，骤然叫停，各市县普查队伍一哄而散，抱怨之声不断。“非典”疫情好转，而中国民协却因经费拮据举步维艰。在这种情况下，冯骥才借助在河北举办“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剪纸专项工作会议”，发挥河北省民协在省内的影响，以四两拨千斤之妙，用剪纸艺术专项会议解除了中国民协无经费开会的困苦，以点带面重新鼓起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再度普查热潮。

　　现在的中国民协主席潘鲁生是冯骥才的继任者，他与冯骥才相识，也要从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说起。2002年，早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前，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就已全面启动。当年10月，在冯骥才召集下，乌丙安、向云驹、乔晓光和潘鲁生等从各地集结在山西榆次后沟村，首次开展传统村落采样调查。潘鲁生说，“这是一次让人无法忘怀的民间文化行动。自此，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普查工作从这里起步走向全国。”“记述文化五十年”四本书，正是以2015年“重返后沟村”收尾，在冯骥才看来，后沟村是一个重要的起跑点，是中国文化界一次集体的自发起跑，是为抢救自己濒危的文化遗产而发起的一次义不容辞的集体行动。潘鲁生评价：“五十年历史桑田巨变，五十年文化转型发展，冯骥才驾驭绘画、写作、文化保护、教育‘四驾马车’，带领大家走出一条成功之路。”

　　他的行动是惊心动魄的，作家中没有第二人

　　研讨会上，与会者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聚焦一个年份：1994年。这一年，天津发生了著名的“天津老城保卫战”。冯骥才也将这一年作为自己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起步之年。

　　“天津就像他的母亲，从小生长的这么一个城市，一下子要把旧城全部都拆掉，要建成像香港的铜锣湾一样，让天津人身处天津不知是在天津。这令冯骥才忍无可忍，拍案而起。”中国民协顾问余未人很能理解冯骥才当年的愤怒。为留住老城，冯骥才开始了他所说的“第一次文化行动”，组织一批志愿者对老城进行抢救性的拍摄记录。1999年，有着六七百年历史的天津估衣街面临拆迁。消息来得猝不及防，冯骥才目瞪口呆，他这时自觉意识到：光喊不行，必须行动。老街终没能保住，冯骥才精疲力竭，泪流满面。他说，对手太强太霸道了。他只能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回忆这段历史，余未人评价：“冯骥才的行动是惊心动魄的。他这种行动在全国作家中没有第二个人。他在书中记录的这些抢救文化遗产的一系列事件和心理，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不需要去刻意追求艺术效果，却流露出特别真实感人的意蕴。”

　　2001年冯骥才当选中国民协主席时，向云驹是协会主席团任命的副秘书长；5年后冯骥才连任主席，向云驹则成为秘书长。“我们合作、共事了十几年或者说他领导了我十几年。”阅读冯骥才的回忆录，向云驹有很多感触，在他看来，冯骥才在全面展开文化保护的使命和历史之前，天津古城老街的保护实践是一个前奏和序章。这一次实践包含的各个丰富细节和丰富内涵，几乎就是后来全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的一个缩影和微型版。“现在看来，这场以估衣街为核心的天津老城保护实践，意义并不在于成功还是失败，而在于冯骥才与他的志愿团队，让整个天津市从政府和政府官员到民众和各个阶层，都重新审视天津城史，确立起一个城市的文化个性所在和文明史观，知道一个城市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时至今日，谈起当下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冯骥才仍然大声疾呼：“要唤起老百姓的文化自觉。这个看不见摸不着，但需要我们去做。文化遗产的主人不热爱文化，政府下再大力气硬做也不行。”

　　研讨会现场，一位来自法国的学者表示，他们现在来天津，要向冯骥才借鉴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为什么冯骥才能在文化遗产保护上取得这么大的成绩？现场很多专家也就这个问题各抒己见。

　　“文学的高度提升了冯骥才原有才华的境界和高度。”向云驹特别指出冯骥才的作家身份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在《雕花烟斗》《感谢生活》等中篇小说中，冯骥才对民间美术、民间美学热情洋溢地礼赞，在《三寸金莲》《阴阳八卦》《神鞭》《炮打双灯》《俗世奇人》等小说中，他又对民间文化、天津风俗进行了描写、表现、思考和批判。这为他后来的民间文化和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向云驹同时指出，前代作家，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他们切实的保护文化遗产的行动，直接影响了冯骥才的跨界与转型：“雨果、梅里美、马尔罗等一批法国作家对法国文化遗产保护发挥的登高一呼、文字表达、思辨引导、人格魅力，使冯骥才先生在遇到中国文化遗产大问题时有所榜样，有所作为。而他在对敦煌进行研究和长篇写作时，一大批中国学者诸如王国维、罗振玉、向达、刘半农、姜亮夫、张大千、常书鸿等在国家最苦难和个人最困窘的时代也要义无反顾、想方设法、竭尽全力地抢救和保护中国文化遗产的事迹感动和影响了他以后的人生选择。”

　　冯骥才将自己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起始年份定于1994年，但在中国手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主持人赵普看来，冯骥才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可以追溯到更早的上世纪60年代初。“20多岁的冯骥才擅长临摹古画，这要求他高度关注细节，高度重视传承。那个时期的冯骥才是浸泡在传统里的。那段经历奠定了他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成为他保护文化遗产的动力和源泉。”赵普特别提到，冯骥才的成功，既在于拜人民为师，同时还因为他有设置议题的能力，“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决定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想什么。冯骥才先生做什么事情总能引起反响，这值得所有做文化遗产保护的同道研究”。

　　“慧眼独具的审美是冯骥才抢救民间文化遗产的强劲动力。”能在关键的历史节点坚持自己的选择而不随波逐流，余未人认为这得益于冯骥才独特的审美：“审美观非常重要，特别在文化遗产抢救方面，什么东西是美的，是值得抢救的，你要有很好的审美判断。”作为同龄人，余未人和冯骥才有着共同的时代记忆。冯骥才21岁做天津砖雕调查记录时，余未人还在学校读书，所学的和实践差距甚大，冯骥才喜欢的东西，正是他们课堂上所批判的。“他花那么大的精力，推着一个破自行车，拿着借来的相机去拍老天津，还要把它画下来，拜访那些传承人，这在我们学校念书的人完全不可想象。冯骥才没有上这样的大学，反而成就了他。”在余未人看来，课堂上学习审美相对容易，要在民间纷繁驳杂的事务中去发现美，就需要一双慧眼。

　　非虚构写作为百年中国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本

　　冯骥才因文学得名。研讨会上，文学界众多作家、评论家好友到会祝贺。作家王蒙在开幕式上幽默地说：“在某些困惑和困难的时候我们享受了‘相濡以沫’的温暖，而在比较好的时候我们绝对是不忘于江湖。”

　　在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看来，冯骥才在新时期文学十年间成为许多标志性文学潮头的引领者。作为新时期文学的重要开创者，他的作品在“伤痕文学”系列占有重要的位置。但他不满足于“伤痕”的揭示与展陈，努力向“写人生”的文学开拓。深厚的中外民间文化修养以及对市井平民生活积累，使冯骥才充分掌握中国底层叙述的神韵，这使他的作品既具中国特色的风采，又有现代意识审度的高度，呈现出中国文化小说的独特魅力。

　　谈到“冯骥才记述文化五十年”新作，原《人民日报》副刊高级编辑李辉认为，冯骥才的非虚构写作与历史密切相关，为百年中国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本。作家赵丽宏指出，冯骥才真诚的态度，极为真实地回顾了自己的文学生涯，“将一路走来遭遇的雨雪风霜和天崩地塌都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感动甚至震撼”。

　　研讨会上，与会文学界专家特别指出冯骥才作为一个“行动的知识分子”的独特意义。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认为，如同19世纪法国作家雨果一样，冯骥才走出书斋，将自己的文化理想、精神追求变成了一种行动，他在文化遗产保护上的贡献不亚于文本的贡献，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作家、评论家邱华栋认为，当代作家缺乏走出书斋的能力，新闻记者又缺乏较高文学素养，而冯骥才的作品则把文学、传记、新闻类几个点结合到了一起，在冯骥才身上，他看到了传承的力量、勇气、能力，以及持之以恒的精神。评论家贺绍俊则认为冯骥才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典范，从他身上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