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数年，冯骥才的文学作品少了，但多了一个媒体冠予的称号——“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第一人”。在此之前，他已为“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奔走近20年。持之以恒的初心何来？冯骥才说，作为知识分子应有一份文化责任和“文化先觉”。

　　近期，中新社记者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专访了这位年届七旬的文化先达。2005年成立的研究院承载着冯老为中国传统文化保护培养青年人才的厚望。

　　研究院位于天津大学青年湖畔，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让这座院落在周围景观中别具一格。步入院内，一汪池水碧波微荡，上方主楼外墙满布青藤，微风拂过，叶片一层层漾开，送来夏日里难得的清凉。

　　对冯骥才而言，研究院不仅是教书育人的所在，更是多年文化珍藏的展示场所。据工作人员介绍，秉承“学院博物馆化”的理念，研究院内设有年画剪纸厅、雕塑厅、民间画工厅等小型博物馆。这些博物馆不仅与学院的教研紧密相关，对年青一代还是潜移默化的审美熏陶和文化体验。

　　上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大规模城市改造遍及中国，许多老建筑都写着一个“拆”字，那时许多人没有意识到，伴随挖掘机轰隆声，城市的历史和个性也湮没了。

　　“知识分子要有‘文化先觉’，要比一般人更先感受到时代所遭遇的新问题。”他说，呼啸而来的城市化对传统文化造成冲击，作为文化人和知识分子，有义务在社会倡导文化保护的重要性，“不仅要倡导，还要知行合一”。

　　他放下手头的文学创作和绘画，一头扎进了文化保护事业。当时，这样的选择并不被大多数人理解。

　　2000年以后，城市文化保护有了一定成效，冯骥才又将目光锁定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他和团队立下目标：对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56个民族的民间文化进行“拉网式”调查。

　　如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其中国家级名录1300余项，被其余三级名录收录的文化遗产则达几十万项。“中华大地上有多少文化遗产，我们心里有底了，所以我在2011年时写文章说，我们进入了‘后非遗时代’。”

　　这是否意味着冯骥才认为文化遗产保护使命完成了？他回应道：“只能说阶段性完成，文化遗产保护的使命永远在路上。”

　　他提到，研究院近期将组织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是文化遗产保护的科学体系建设。“凡是进入国家名录的重要文化遗产，要对它们建立一个科学体系，否则我们保护便没有科学支撑，就不可靠了。”

　　至于传统村落，在冯骥才等人的呼吁下，相关部门加大了保护力度，截至目前已评选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积累达6800余个。

　　“现在的问题是许多村子没人了，‘空心化’现象很严重，这样一来评上传统村落也没用。我们正在探讨如何积极地应对和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谈及努力方向，他认为，不论文化遗产还是传统村落保护，一定要和当代人紧密联系，息息相关，不能摆在那里“无人问津”。不过要把握好度，毕竟它们不是时尚产品，不能按时尚的标准加以改造。

　　投身文化保护的同一时期，冯骥才曾连续担任35年的全国政协委员。他表示，政协是沟通上下、反映民意、向国家建言献策的重要平台。几十年里，他提了许多提案，涉及文化建设、文化遗产保护、传统节日传承等许多方面，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

　　随着年岁增长，冯骥才亲赴一线“抢救”文化遗产的时间少了，他有了时间，拾起一度搁置的文学创作。去年底，名为《单筒望远镜》的长篇小说问世，媒体普遍用“重返文坛”来形容。

　　小说讲述的是义和团运动期间，一对不同文化背景的青年男女在天津碰撞出的传奇与悲情故事。冯骥才的首部小说便是《义和拳》。不过，当初讲的是义和团本身，而如今则通过对这一特殊的悲剧性历史事件的反思，寻求人类不同文明之间健康交往的必由之路。

　　冯骥才说，正是几十年投身文化遗产保护的经历，让他对本土文化、西方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体认，将“文化先觉”化为更深层的文化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