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启功》剧照 

　　以拍摄伟人传记片著称的丁荫楠导演，在自己人生的古稀之年，将目光投向了艺术大师，自《鲁迅》之后，他又将书法大家启功的故事搬上银幕，在20世纪的历史沉浮中讲述启功先生一生的遭遇与坚守，表达其书画诗之美，糅风格的空灵和历史的厚重为一体，融史诗浪漫与纪实表现于一炉。

　　宗师的一生 

　　主角启功是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诗人。导演丁荫楠对人物的展现以及人物生平事件的选择向来有其独到的一面。本片算是导演汇集早年创作成功经验的集大成之作，其叙事结构也与导演以往拍摄的伟人传记片一脉相承：其《孙中山》并非面面俱到地表现人物生平琐事，而是以时空交错的方法，从人物的情感心理线索出发架构全篇；《周恩来》以“文革”十年浩劫为切入口，聚焦于周恩来在人生中的最后岁月为新中国事业和人民群众鞠躬尽瘁的艰难历程；《邓小平》则真实再现邓小平质朴的“人本”来打动观众——《启功》即较好地糅合了这三部影片的成功经验。

　　在叙事结构上，导演采用了时空交错的形式，以启功在“文革”十年浩劫的遭遇作为切口和主体表现对象，选取其人生中重要的几个关键点建构故事，以闪回串联起过去和现在，细腻而真实地表现出了一个“本真”的启功，重现其人生历程：他在幼时跟随祖父学画，经历家庭变迁；少年时天赋显现，拜师求学；青年时与人生伴侣章宝琛结为佳缘，也得到陈垣校长赏识、进入辅仁中学教学，因故被辞退，后再在其帮助下进入辅仁大学教学；再至“文革”时期，在经历了爱侣和恩师去世的打击之后，他仍然坚守艺术。而故事过去与现在并行的两条线索巧妙地结合于1976年，即“文革”结束，影片接下来的部分顺叙了其在新时期重返讲堂，教学育人、著书立作、创立励耘奖学金，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传递下去，直至耄耋之年的晚年经历。在历史事件的选择上，以及时空的穿插和事件的铺陈上，导演都做到历史的纪实性和故事性、抒情性的有机统一。

　　导演不仅严谨真实地还原启功的真实生平，更由他的人生轨迹，反映其代表的中国文人的品格，折射出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精神。正如启功所说：“涉世或始今日，立身却在生平”，影片选取了诸多细节来描述其坚守道德底线和文化底蕴的“立身生平”：启功在黑暗年代仍用笔墨坚守，比如在“文革”时期，被派去扫厕所的他，却认真地用扫帚蘸水在地上画出坚韧挺拔的竹；他宽容与豁达，比如他安慰曾批斗过他的红卫兵小将刘雨辰：“那时的人啊，都在演戏，戏唱完了，也都过去了，别往心里去”；他温和谦逊，在严肃中仍不失幽默，比如他对意欲邀请他参加《东方之子》节目的记者谦称自己不敢为“东方之子”，顶多算是“东方之孙”等。通过生活细节的积累，影片生动再现了启功这样“平凡”的文化名人。

　　文化之气韵 

　　导演丁荫楠热爱前苏联电影，尤其是前苏联导演杜甫仁科用情绪结构的诗电影，对丁荫楠产生了极大影响。另外，中国民族电影的优秀作品，譬如《小城之春》《早春二月》《城南旧事》等电影含蓄隽永的民族诗意和抒情美学也给予他诸多启发。这些都使得丁荫楠的创作一开始便体现出对浪漫、唯美的追求，比如《春雨潇潇》《逆光》等，糅合诗意、浪漫和纪实于一体，被誉为“诗电影”和“散文电影”。至拍摄对象涉及绘画、书法、诗歌、古文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启功》时，导演更是得以一展身手，诗意地在银幕上尽显影片的绘画之境、书法之气、诗歌之幽和古文之美。

　　影片中溥心畲老师曾传授给启功中国书画的最高意境：“空灵，画即抒胸臆，见意境，而轻技巧，薄艺能；抒胸臆，在逸，在适；见意境，在空，在幽。”作为“诗人导演”的丁荫楠，自是讲究在影片中重现诗词情境和书画气韵，《启功》的诸多画面，也如中国传统水墨画。特别是闪回片段中，以昏黄影像讲述启功幼时习画的经历，有多个类似水墨画般的诗化镜头，比如启功在课堂上偷画窗外树杈麻雀的空镜头；再如启功拜师画画的一场戏，由拍摄菊花、宣纸上的细笔描画转入黑色夜景，再由油灯的光线引导，镜头推至灯光下的作好之画，几个镜头的组接，恰如中国古典绘画，寥寥几笔，大意勾勒又尽得风流。

　　如果说绘画之相便于电影用视觉画面表现，那么，相对静态的书法之美如何现于银幕，则是对导演技法的一次挑战。书法讲究“气”，书法家也需要有主体之气，而导演为了在电影中再现书法的气势、笔墨与气韵，综合运用特写、碎切、高速摄影、民族特色的背景音乐等，凡是拍摄启功写字时（如“文革”时期他被命令书写大字报），影片的节奏、镜头组接、韵律等都会产生相应变化，仿佛这一刻万物慢下来，书法的灵韵也呼之欲出。

　　影片对人物生平片段选择，并不是事无巨细地铺陈开来，而是有意选择了几组彼此互为呼应的镜头，如诗歌重章叠句般展开，用回环复沓的场景来表达情感的节奏与韵律。比如启功与妻子的两次打赌，夫妻在街头的两次相遇，启功的三次下跪，红卫兵小将刘雨辰的两次上门搜查和求学等，这些反复出现的场景互为映照，犹如诗歌的叠句与变奏，既赋予影片诗意性，又通过细节的堆积，带来一唱三叹的情感效果。

　　除了文本之间的互相呼应之外，影片也体现出动与静的对比。故事从动荡开始，打破平静，再复归平静：影片开始处，启功在上课，这时窗外一阵吵闹声，“文革”开始了，由此拉开了故事的序幕；而当“文革”结束，启功重新回归宁静的课堂时，窗外传来了打篮球的学生的喧闹，让他一时恍惚，以为又再次回到了动荡的“文革”时期——好在平和的新时代终于到来了。

　　片中亦有独具意境的抒情性片段，比如有一幕是溥心畲在窗外弹唱，而室内作画的启功闻其声，若目睹民生凋敝的凄凄场景，因深切地感受到民生的哀苦，故更能有感而作。如果说，影片中的启功由此悟到诗画相通的意境，那么这段带有强烈意象性的抒情片段，则较好糅合了电影的叙述与抒情、表现与再现。

　　总之，《启功》是对中国文人和师恩的一曲深情赞歌，除了书写启功的人生传记之外，还有师道主题的延续、对荒谬时代的反思和对革命年代的回望。它讲述了文化的坚守和传承，在动乱的岁月，仍有人保持平静谦和；在打倒老师的年代，仍有人铭记师恩。

　　与此同时，《启功》也是一次将中国传统文化搬上大银幕的有益尝试，而导演对影片的精工雕琢，体现的正是自己的艺术坚守和文化梦想，其工整和雅致，使其不同于当下大量浮躁应景之作，宁静而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