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都叫我琳达”

——九旬朱琳讲述“老推销员”的故事

在1983年版话剧《推销员之死》中朱琳饰演琳达。朱琳 供图

　　《雷雨》《蔡文姬》《武则天》《洋麻将》《贵妇还乡》《推销员之死》以及更早的抗战街头剧……在朱琳家，这些由她主演的不同时期的剧目的剧照，被整齐地挂在墙上。不同的戏剧时空在这里奇妙交织，你可以感叹时光飞逝、岁月无情，也可以惊叹于个体与历史之间的微妙关系，这些被定格的演员个人的瞬间，勾勒出一段中国话剧的发展史。1983年，朱琳在北京人艺邀请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来华执导的《推销员之死》中饰演男主人公威利·洛曼的妻子琳达。在北京人艺日前复排《推销员之死》之际，本报记者专访了朱琳，期待她追忆当年和该剧有关的往事。“我90岁了，距离演出《推销员之死》也有近30年了，很多事情都回忆不起来了，你不要抱太高期望。”采访一开始，朱琳就给记者“打预防针”。但随后的交流证明，很多往事甚至包括细节，她依然记忆清晰。

　　“一颗定时炸弹”

　　《推销员之死》是阿瑟·米勒于1949年创作的作品，是其戏剧创作上的巅峰之作，也被誉为“美国梦不再”的代表作，曾被《纽约时报》称为20世纪话剧的里程碑。剧中的男主人公威利·洛曼是个旅行推销员，他相信自己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并坚信只要勤奋工作终会有所成就，但他却一生失意，到年老体衰时依旧潦倒不堪，又不幸失去了工作。他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两个儿子身上，但是两个儿子并不争气。最终他选择用死亡为家庭换取保险金，深夜驾车外出自杀身亡。有评论表示，“该剧通过这两代人的失败，否定了人人都能成功的‘美国神话’。”

　　记者：您怎么看待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这部剧作？ 

　　朱琳：这部戏写的是推销员威利·洛曼和他一家人的故事。它很大的一个特色，是将小人物作为主角，当时的剧作特别是外国戏很少有这样的。这部戏当年在美国第一次演出的时候，连演了400多场，有评论说它是“埋在美国地下的一颗定时炸弹”。为什么说它是“一颗定时炸弹”呢？因为它揭露了底层人物的悲惨生活和不幸命运，通过很多细节反映了社会的不合理不公平给底层人民造成的痛苦和折磨。此外，该剧对威利·洛曼这个人物形象的性格刻画很成功，他其实是个非常风趣的人。

　　当年这部戏我们的演出加起来大概也有六七十场，还去香港、新加坡演出了。在香港演出的时候，从来不看话剧的香港影视界大亨邵逸夫也专程来看，而且看了两次，对这部戏评价比较高，还请我们到他家里吃龙虾。

　　“我演的琳达是最好的之一”

　　曾有“中国话剧皇后”之称的朱琳从14岁起即开始登台演出话剧，在几十年的表演生涯中，塑造了50多个舞台艺术形象。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在《贵妇还乡》《推销员之死》《洋麻将》这3部世界名剧中，分别饰演克莱尔、琳达和芳西亚3名身份、个性迥异的外国女性形象。阿瑟·米勒在《阿瑟·米勒手记：“推销员”在北京》一书中，曾这样评价朱琳：“她经常扮演皇宫贵戚，身穿长袍，头戴金冠，现在她是在布鲁克林的小屋里的琳达·洛曼……在她身上有多少女性？”

　　记者：作为一名中国演员，您当时是怎么理解和诠释琳达这个美国女性形象的？  

　　朱琳：演员最怕说自己是怎么演某个角色的了。我很喜欢琳达这个角色，她是一个非常能干的、非常体贴的、非常标准的美国下层家庭的主妇。当时米勒对我们说：“琳达是个非常能干的女性，如果她去外面工作，一定可以做一个办公室主任。”给我们导《推销员之死》时，米勒每天都写日记，他回到美国后很快就根据日记出了一本书《阿瑟·米勒手记：“推销员”在北京》，所以后来我到美国访问的时候，人家不知道我的真名，但都知道我叫琳达（笑）。

　　记者：对您的演出，观众反响如何？  

　　朱琳：我记得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这部戏在首都剧场上演时，有一天，一个美国的年轻小伙子跑到后台找我，当时我正在卸装，他就一直等着我忙完，对我说我这个妈妈特别可爱，想认我做他的妈妈（笑）。其实观众对我们所有演员的演出应该都是很满意的，在首都剧场首演时，米勒专程请来了美国各界人士观看，有一些是华尔街的大亨，手上带着闪亮的金镯子，他们看完后都觉得好。

　　记者：阿瑟·米勒对您饰演的这个琳达是不是也很满意？  

　　朱琳：《推销员之死》在全世界不少国家有不同版本的演出。米勒说，我演的这个琳达是最好的之一。

　　“米勒差一点辩论不过我”

　　上世纪80年代初，几经周折，在时任北京人艺院长曹禺和北京人艺导演、演员英若诚的努力下，阿瑟·米勒被成功邀请到北京，为北京人艺执导他自己的剧作《推销员之死》。这在北京人艺的历史乃至中美文化交流史上，都是一个颇具意义值得纪念的事件。而一名外国剧作家和一群中国演员的合作，又会产生什么样的交流和碰撞？

　　记者：您还记得当年和阿瑟·米勒合作排戏的故事吗？  

　　朱琳：米勒给我们排戏，我感觉他基本上不用花费多大力气，因为我们的演员一个个都演得很不错。我们也有争论，我演戏时很容易流眼泪，他就对我说，你别浪费眼泪，你演得很好，但可以少流点眼泪。我就跟他辩论，解释我为什么会流眼泪。他后来出的那本书上还写了这事儿，说当时差一点辩论不过我（笑）。

　　记者：那您在演琳达时为什么会忍不住流眼泪？  

　　朱琳：我这个人演戏，比较容易激动，算是作为演员的一个重要特质吧。我认为琳达内心对这个家庭特别是两个儿子是非常恼火的，她有一段很长的对两个儿子训话的台词，那段台词写得好极了，我念得也还可以。训儿子这场戏，也是我在整个戏里的重点戏，当时的琳达是非常难受的，她给儿子们讲他们的父亲是多么的辛苦，为了这个家庭，每天往返700英里，但还是一无所成。就是在这场戏里，我到最后哭了，米勒也认同了，他说，这个哭好，但其他几场戏就少流点眼泪吧。我认为他的意见也有道理（笑）。

　　我还记得最后安魂曲那场戏，排练的时候，我在这边演，他在那边导演，我们离得很近，我那段独白他听了后感动得哭了。这部戏在首都剧场首演时，米勒最后上台和我合了一张影，他当时对我说，你看，你不哭，观众只听你讲台词，他们就哭了。

　　记者：现在您怎么看待和阿瑟·米勒这位外国艺术家的这次合作？ 

　　朱琳：我们的这次合作很愉快。米勒很惊讶，因为中国的演员对他的剧本的理解和演出都很理想，或许超出了他的预料。他后来出书的时候，还请我和朱旭（在1983年版《推销员之死》中饰演查利）去了，我当时还朗诵了那段训儿子的台词。他这个戏，我演得还不错，但是我认为是因为他的剧本写得不错，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剧本，我也演不出来。

　　　　我后来到美国访问的时候，米勒夫妇热情接待了我，他的夫人还特别想到中国来，就让我帮着劝米勒再找机会来中国，我们当然也很欢迎，我就对米勒说，我们非常想念你，欢迎你再到中国来排一个戏，不排戏的话来旅游、访问一下也行。但是米勒跟我说，他的年岁大了，不想辛苦来回跑了。 

在1984年版话剧《洋麻将》中朱琳饰演芳西亚。苏德新 摄

　　阿瑟·米勒眼中的朱琳

　　朱琳，据我所知，是中国话剧界的巨星，却没有一点明星的架子，一点也不装腔作势。她穿着普通的扣到领口的蓝布上衣和便装裤，神情严肃到几乎悲伤的地步，但转瞬间就会大笑起来。  

　　（1983年3月21日）

　　注视着她的眼睛，我感到很放心——好演员总是能让导演放心。她有着那种智慧的火花，也有人称之为机敏，她知道演员对某种感觉应当收放自如。她经验丰富，不至于不知道她刚才那样做不过是在争取观众的同情。我现在害怕起来：她的聪明到最后会胜过我，让我捉襟见肘。  

　　（1983年3月24日）

　　我使劲拥抱她，又一次亲吻了她。她一点儿也没有柔声细语，显然把人物演到了家。我想，这下总算能上演了。最棒的是，其他人也意识到了她的感受之强烈，这能帮助他们看到自己和角色之间的距离，比我能告诉他们的更加有效。  

　　（1983年3月31日）

　　朱琳真是了不起。她进一步调整了表演：开场时，看到威利中断了推销旅程回到家里，她确实显得惊恐不安；而且，她的表演里再也看不出想要取悦观众的迹象。  

　　（1983年4月12日）

　　（选自《阿瑟·米勒手记：“推销员”在北京》）

在1982年版话剧《贵妇还乡》中朱琳饰演克莱尔。苏德新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