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话剧形态正在发生变化，坚持植根于人民群众生活土壤之中，同时积极向传统戏剧汲取养分，相信其必将拥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话剧于100多年前传到中国。这种主要靠演员说话如实反映现实生活的戏剧形式很快被我国观众接受，成为当时反对封建压迫、反对帝国主义欺凌的进步人士宣泄情感、表达思想的手段。革命人士用话剧“唤起民众”，中国共产党人更重视话剧的功能：周恩来同志一生关注话剧，方志敏同志亲自编写剧本，当年中央苏区许多党和军队的领导同志都曾登台演戏，长征到达延安时邓小平同志亲自编导话剧《十年内战》。“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迅速兴起救亡运动，涌现出大批以东北人民悲惨遭遇和抗日斗争为内容的话剧，其中《放下你的鞭子》演遍各地，感动千百万人；一大批救亡戏剧于全面抗战开始后成为各演剧队和各敌后根据地许多剧社演出的首批剧目，带来我国话剧艺术的普及和发展。

　　因其与现实生活的紧密结合，话剧这种在艺术创作中被认为极有难度的文艺形式在我国却颇为普及。“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上世纪30年代初，年轻的曹禺在文学刊物上发表剧作《雷雨》和《日出》。没有人给他出题目、提要求，也没有受演出团体委托，他是凭着勤奋的学习精神、凭着对各国戏剧经典的学习领会、凭着自己对社会的观察思考来创作的。他的剧作发表后被不少剧团演出，甚至在战争年代的敌后农村也一次次上演，使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受到教益。直至今天，他的剧作仍然被不同的艺术门类改编、上演。曹禺这一创作经验值得我们思考，即优秀作品是作者在生活积累基础上对现实生活进行观察思考的产物，是为表达自己情感和认识创作出来的可以影响他人的思想和艺术的结晶。

　　抗日战争中，我国老一代戏剧家凭借自己的学识和感受，不断有佳作问世，如郭沫若的《屈原》、曹禺的《北京人》、夏衍的《上海屋檐下》等。为提高话剧艺术水平，各敌后根据地都曾演出过《雷雨》《日出》这样的名剧，以及苏联优秀话剧《前线》《俄罗斯人》等，晋察冀地区还演出《带枪的人》——由于对中外名剧的借鉴，我国话剧在普及基础上走向提高，产生了《同志，你走错了路》《把眼光放远点》《李殿冰》《李国瑞》等有影响的剧本。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话剧艺术进一步向提高作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这种典型化要求迈进。为更好提升话剧艺术水平，我们同时在思考如何向中国传统戏剧学习的问题。除了认定话剧要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来描写老百姓关心的事情这条经验之外，就编剧而言，我们实验过像传统戏剧那样的多场次叙事结构，取消布景，“出将入相”式的转换时空，让角色自报家门、打背供，等等。在理论研究上，戏剧前辈焦菊隐先生提出过“心象说”，黄佐临先生提出过戏剧观问题，都给我们以启示，他们的理论研究被许多话剧同行付诸实践并取得显著成果。除了戏剧题材的极大拓展和剧作家主体意识的增强之外，经过探索实验，我们在戏剧形式上获得了处理舞台时空的自由，出现多场次、无场次话剧，戏剧结构开始向传统戏剧靠近。这方面就我看过的话剧而言，最早的例子是《狗儿爷涅槃》和《桑树坪纪事》。

　　对话剧编剧来说，传统剧目的“折子戏”最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这些折子戏是全剧高潮，是整个故事矛盾最集中、人物性格光彩强烈展示的部分，如白蛇传故事中的“断桥”，玉堂春故事中的“三堂会审”，秦香莲故事中的“铡美”等。传统戏剧一直着眼于剧中人物的性格刻画，比如那么多以战争为题材的戏，吕布就是吕布，周瑜就是周瑜，曹操就是曹操，孙权就是孙权，人物面貌鲜明。我们写话剧，却更多地着眼于铺陈事件、说明问题或表达作者对生活的见解，还未能完全做到如老舍先生曾叮嘱我们的“要紧盯着自己的人物”。这方面，经过一代代演出实践、一代代观众选择而保留下来的传统剧目，其人物的情感展现、语言表达等颇具启示。

　　今天我国戏曲和话剧都处在时代考验之中，都在接受着其他艺术品类的影响，都在竞争发展中积极改变着自己。我国话剧和传统戏剧正在各自遵循的规则上发生某些改变，某些方面正在走向交融。如今，话剧形态正在发生变化，坚持植根于人民群众生活土壤之中，同时积极向传统戏剧汲取养分，坚持通过人物语言塑造典型形象，使戏剧语言具有动作性、性格化，具有时代感的丰富容量，相信其前景是广阔的。如今，一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并且眼界宽阔的剧作家、导演、演员，也正在致力于塑造时代典型人物，推动当代话剧走向辉煌。

　　胡可，1921年出生，剧作家。山东青州人，满族。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入党，曾任原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原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现为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代表作：话剧《戎冠秀》《喜相逢》《战斗里成长》《英雄的阵地》《战线难移》《槐树庄》等，出版《习剧笔记》《胡可论剧》及散文集《走过硝烟》《老兵心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