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有一个很大的责任，就是同情——专访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
听闻作家阿来长篇巨著《机村史诗》出版，欣喜搜索新书信息，原来，《机村史诗》即是《空山》再版。自2005年《空山》第一部出版，十几年来该书广受关注。新版《机村史诗》分为六部曲，《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轻雷》《空山》，含六部相对独立又彼此衔连的小长篇，以及六则事物笔记和六则人物素描，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阿来说，机村的“机”，在藏语里的意思是“根”，乡村就是他的根，也是所有中国人的根。在全国两会上，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谈《空山》与《机村史诗》，谈个人阅读经验，谈农家书屋与全民阅读，谈人大代表的责任，分享他关于写作、阅读与履职的心得体悟。
关于《机村史诗》
《空山》为什么要改名为《机村史诗》？
记者：《空山》有一个副题是“机村传说”，再版为什么会改名为《机村史诗》？除了名字变化以及改为六部曲，还有没有其他变化，比如个别段落的增删？
阿来：其他没有变化，内容一点变化都没有。《空山》过去已经出版过三次，第一个版本是三卷本；后来出过一本，一本的话太重了，因为差不多80万字；再后来又出了一个上下册的版本。这次重新出版，出版社提出两个建议，一是分成六本行不行，二是不用《空山》这个名字行不行？出版社说现在人读书都愿意读小一点、薄一点的书，再就是六个故事相对独立，分为六卷也比较合适。我觉得分开也挺好，装帧、开本大小、页数等，都要考虑今天纸质书阅读的新需求，可以小一点，轻一点，精致一点。
就改名字来说呢，原来《空山》这个名字也挺好，和内容也贴切，但大家不免老会想到王维的诗，“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第一印象就会觉得这本书可能很禅意、很空灵，但其实这本书和王维的诗毫无关系，它是非常现实主义的。所以读这本书的时候，从名字到最后内容的呈现，读者可能会有落差，叫“空山”反而会产生一种歧义。原来的副标题是“机村传说”，但传说也不太恰当，因为它不是历史的，更不是穿越、玄幻的，而是现实主义的，而且批评界也有这样的评价。关于书名后来就采纳了出版社的建议。而且书分成六卷，每卷有一个标题，这样每一卷的标题就突出出来了，《机村史诗》既可以看成一个总标题，也可以看成一个副标题。
记者：这本书被称为“花瓣式”的结构，不同于以往的长河小说，反映的是普通人在20世纪后50年的命运，这些普通人的命运之间好像缺乏某种关联，六卷也相对独立，您觉得贯穿其中的主线是什么？
阿来：书中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这个叫机的村子。今天我们讨论农村时，经常会用到一个词，就是破碎。过去我们写一部家族式小说，这个家族在村里的地位可能处于舞台的中心，延续很长时间不变，100年，200年，300年，写这个家族其实就是写这个村落的变迁，就是写这个时代的变迁。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过去传统乡村的稳定性、一成不变消失了。当时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原来也想用家族式的方式来写，但当你真正去研究这个时候的乡村时，你会发现，这个社会变化太快了，像《红楼梦》里所说，“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上世纪80年代之前，乡村政治运动不断，那时我们想迅速地改变乡村，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接踵而来，都要全民参与，但乡村里很多人是跟不上这种步调的。新的运动，不断把新的能够顺应这种变幻的人推到舞台上，基本上隔个十来年，就得换一茬。小说开篇写的那个人，到后来就无足轻重了，就边缘化了，消失了。这时候我就想到，写谁呢？只能写这个村子。村子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不同时期，不同人登上乡村舞台的中心，那么谁登上中心，我就写谁。
这个时候再用长河式、家族式的结构，也不是不可以，但它和乡村现实从形式上就不能吻合了。怎么办？我想既然我们的乡村是破碎的，那么小说结构我也采用这种破碎的结构，所以每一卷的中心人物都是不一样的，我希望每个人物刚好对应当时那种形势。至于花瓣式结构，是前边的出版社那么提的，他们可能觉得这样好听一点，但未免太罗曼蒂克了。这个号称多卷本的长篇小说，从传统小说标准看，它本身就是碎片。我们说中国的青花瓷好看，但如果我们捡到一堆碎片，把它们镶嵌起来，像一幅画一样挂在墙上，这些碎片也有一种美感。所以我觉得我不能脱离现实，为了写一部长河式、家族式小说而写一部长河式、家族式小说。
记者：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还俗的喇嘛舅舅江村贡布说，“我不是不想打你，是怕打你的时候，打死你身上的虱子”。乡村破碎与重建的过程其实是很残忍的，但您的书中总有这样动人的地方，在您的理解中，上世纪后50年乡村尤其是藏族乡村的底色是怎样的？
阿来：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跟上时代的变化，但一个人限于他的能力、觉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跟得上。就像我们今天高铁已经开通了，但有些人只能坐时速50公里的车，因为太快了他身体受不了，心脏要出问题。社会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人。而文学既要关注那种成功的、辉煌的，但文学还有一个很大的责任，就是同情，不然文学的温暖就会消失。所以我写这本小说就要写这些边缘的人物，而且我不是为了暴露黑暗，写得很绝望，而之所以使大家不会那么绝望，就是因为那些人性的、人情的温暖，当然还包括大自然给他们的抚慰，自然也是有力量的。
我写机村，也不太希望大家完全看成是藏族乡村，藏族乡村只是语言上有些不一样。中国稍微偏远一点的乡村，不管是哪个民族的，包括汉族的，基本上都大同小异。所有发生在机村的政治的经济的变动，也是在全国同时发生的。我想它还是中国的乡村史，如果不是中国全部的乡村史，至少也是中国远离中心城市、自然条件不太好、比较封闭边远的乡村史，中国大概有一半的乡村是这种情况，我是把它当成这样一本书来写的。
关于阅读经验
什么才是值得读的好书？
记者：您在创作过程中会阅读大量书籍，是学者型作家，在阅读方面您有哪些经验可以提供？
阿来：经验就是要多读。我自己在十六七岁之前没有读过什么像样子的书，上世纪70年代以后，“文革”结束，书开始大量解禁，开始出版古今中外的各种书，高考也恢复了，我也进了学校，我读书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时肯定是如饥似渴地读，先是拿到什么书都读，再读就会发现，书越来越多，很多书是不必读的，有些书只是消磨时间，而有些书对我们的心灵、人格建设反倒有负面作用，有好书也有坏书。一辈子读不了多少书，尤其是我们现在每年书都海量出版，更需要挑选。你别看一年出了那么多书，值得读的书并不多，而且很多书都是我们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不断重印的那些书。
记者：好书和坏书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您觉得好书有怎样的标准？
阿来：好书必须同时具备几个标准，第一好书提供关于这个世界的正确的知识，第二它所提供的知识不是零碎的，而是系统化的、完整的。更高级一点来说，好书可以提高我们的审美能力，是站在热爱人、同情人的基础上的。我们的情感要更正面，我们要有同情心，我们会去热爱这个世界上值得热爱的人和事物，这些情感性的东西，也是靠审美培养出来的。好书还提供方法论。有时候我们不会思考，不会思考就是我们不会把已有的知识和生活经验结合起来，用某种方法把它推进。这个谁来教我们呢？也只有阅读。读审美的书，获得审美能力；读思辨性的书，你会获得思辨的能力。这是潜移默化的，不能急功近利，不是说读一本就行了，今天读了明天就会了。
记者：为了获取知识，或者提高某种能力，是带着目的去阅读，有时我们也会无功利无目的地阅读，纯粹为了阅读而阅读。在您的阅读经验中，两者是怎样结合的？
阿来：两者肯定是结合起来的。比如写《空山》，写到“文革”，不是简单地就写了，我要到档案馆查阅资料，包括当时出台的文件、政策等，看自己有没有写错。这是一种阅读，但真正促成写小说的能力的，是一种长期的无功利的阅读，它是基础。如果你连这些基础都没有，是写不出来文章的。就像你随便从大街上找一个人，让他写文章，把他关到图书馆去，他也写不出来，因为他连翻哪本书都不知道，图书馆的目录索引他都看不懂，他怎么办？所以长期的无功利的阅读习惯的养成，其实是一种准备。当灵感来临时，如果储备还不够，当然也可以短期来突击这方面的知识。长期阅读和短期阅读是互相弥补的，重要的还是长期的无功利的阅读，它是作为底子的。
记者：在您长期阅读的过程中，有哪些书对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阿来：会有，但是我从来不向人推荐什么必读的书，鲁迅当年就反对这件事情。每个人面对的问题、每个人的人生阶段、每个人的性格都不同，每个人喜欢什么书跟这些都有关系，对我有用的对他不一定有用。网上常有一些“你不得不读的十本书”之类的文章，我绝不看。书的好坏也是因人而异的，比如都是经典作家，有人可能喜欢托尔斯泰，有人可能喜欢海明威，所以没有“不得不读的书”。
关于农家书屋
谁来读？读什么？
记者：我看到其他代表关于农家书屋和农村阅读的建议，据您了解，农家书屋和农村阅读情况是怎样的？
阿来：农家书屋现在硬件设施都挺好，就是有两个问题，第一是谁来读？有的农家书屋面临缺少读者的情况。现在农村很多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空心化严重。儿童课业负担重，而老年人身体不好，体力弱，还有农活要做，文化水平也不够。第二个问题是有的农家书屋提供的书是否适合农民阅读？我们提供的书籍要适销对路，一个处于热带种香蕉的地方配的书籍是怎么种植桃树的，一个养牛的村子配的书是怎样养猪的，他们哪里用得上？每个地方情况不一样，应该提供一些差别化、个性化的书籍，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不然还是会形式大于内容。
当然了，农家书屋也分情况。有一些农村城镇化程度比较高了，不仅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来打工，已经十倍于原来的人口了，或正在演变为城镇，这种条件好的农村，对教育、对文化也相对重视，农民收入稳定，也有空闲时间，那么农家书屋就是值得建设的，可以把他们往多读书的这个方向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