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年，长路漫漫。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为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新中国，不断摸索，不懈努力，开辟了一条中国道路，发展了一套中国理论，建构了一种中国制度。
中国制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
95年的苦难辉煌，见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纵观历史，它前所未见；横览世界，它迥然不同；身处当下，它展现强大优势；预见未来，它蕴藏无限潜能。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中国制度充满信心，中国制度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保障。
从膜拜到自信，中国制度是历史之必然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拥有成熟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列强，携经济之荣、国力之盛，用坚船利炮叩开了中国国门。国是丧失，精神破产，人心迷乱。炮声隆隆，震醒了一部分先觉的中国人。他们开始在残垣断壁上重建国家，更在精神废墟里寻找出路。
破易立难。
膜拜西方文明，照搬西方制度，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全盘西化；无论是企图建立“君主立宪制”的维新变法、清末新政，还是尝试推动“民主共和制”的宪政救国、辛亥革命……这些努力均告失败。
失败并非没有意义。这是中国人决定自己命运的试错过程，没有头撞南墙的血泪教训，也就不会产生后来的道路之争、制度之辩、理论之思，更不会有今天的道路选择、制度坚持、理论自信。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折戟，为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预留了坐席，中国共产党随之诞生，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领导力量，中国社会制度的发展也获得了新的方向。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斗争中，进行了最初的制度实践。
1949年1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如果完成了全国革命的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具象地说，“铲地基”就是铲除旧中国的封建制度、官僚资本主义制度；“起房子”就是建立新中国的新制度。
新中国需要哪种新制度？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确立了包括三大政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国家的制度基础和根本政治前提。
膜拜苏联，照搬“苏联模式”，在中国，同样是死胡同。
这一点，毛泽东看得很清楚，他说：“建国之初，没有办法，搬苏联的，这有一部分真理，但也不是全部真理……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
初期社会主义建设渐入低谷，十年浩劫更让国民经济陷入崩溃，在国家命运濒临绝境之时，中国道路的历史拐点和中国共产党的改革愿望同时出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道路、建自己制度、创自己理论的开端。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改革的实质，在于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从中国国情出发，结合实践对各种具体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
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之必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
从贫穷落后到富强文明，中国制度展现巨大优势
600多年前，把自制火器绑在椅子上那一刻，“航天第一人”万户不会想到，中国人不仅能实现“飞天梦”，还将拥有自己的宇宙空间站；
100多年前，当京张铁路传来第一声汽笛，詹天佑不会想到，今天的中国铁路，以超过300公里的时速进入“追风时代”，高铁运营里程居世界第一……
短短几十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中国从一穷二白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30%；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到让7亿多人口脱贫，对全球减贫贡献率逾70%；“两弹一星”横空出世，“嫦娥”奔月，“蛟龙”入海，中国奇迹让世人惊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变了中国人的面貌，创造了中国奇迹。这是我们制度自信的事实根据。如果说过去我们的制度自信主要还是推导性的，那么现在越来越有了客观依据。”已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杭生曾这样说。
民齐者强，民不齐者弱。
邓小平说过，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明显优越性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对于这样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集中力量办大事”也是必要的。
汶川特大地震，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仅成功实施了震撼世界的大救援，而且，仅用4年多时间就完成灾后重建。新加坡《联合早报》称赞“中国政府展现了高度的自信心”，美国CNN感叹“他们是一个团结的民族，紧紧联合在一起”。
习近平总书记说：“最大的优势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过去我们搞‘两弹一星’等靠的是这一法宝，今后我们推进创新跨越也要靠这一法宝。”
利用这一优势，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先后建成了三峡工程、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举世瞩目的项目。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曾提出一个设想：“我希望美国能做一天中国——在这一天里，我们可以制定所有正确的法律规章……一旦上级颁布命令，我们就克服了民主制度最差的部分（难以迅速做出重大决策）。”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成就斐然。
——在政治领域，实行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这样既能保持共产党执政的连续性、稳定性，又能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积极性。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基层民主蓬勃发展，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民主权利；
——在经济领域，围绕党的十四大确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推进经济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既克服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弊病，也克服了传统社会主义中计划经济过于僵化的缺陷，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折；
——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一元指导、多样并存”的方针，既保证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方向正确，又使得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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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持续创新到不断完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制度主体的力量保证
无论是血雨腥风、硝烟弥漫的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激情燃烧、波澜壮阔的建设与改革开放年代，中国共产党都是我们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发展的有力主体。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制度建设更不可一蹴而就。其进锐者，其退速。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自信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足，更不是裹足不前、故步自封，而是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制度体系完善和发展。”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会提出了300多项改革计划，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堪称空前。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出台180多项改革措施。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吹响了决胜全面小康的冲锋号，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创造性地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迈进。
中央深改组召开了20多次会议，审议通过上百个改革方案——国企改革开始破冰，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拉开大幕，土地制度改革扎实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蹄疾步稳……
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迈出新步伐。“八项规定”、反“四风”，一整套体系完备、措施得力的党内法规出台；重拳出击，不留死角，腐败分子纷纷落马。官员警醒，百姓点赞，“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前景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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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制度自信是新一轮制度建设的动力与保障，而新一轮制度建设，必将从根本上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现代性、有效性与法治性，从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从“自己发展”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制度将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要从世界潮流的高度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有关发展问题；树立世界眼光，把握时代脉搏，把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看准、看清、看透，从林林总总的表象中发现本质，尤其要认清长远趋势。
20世纪末，西方社会掀起了反社会主义的逆流。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认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
中国不信这个邪。
邓小平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就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他说：“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
万事翻覆如浮云。
当中国人埋头苦干，发展自己，经济腾飞，国力壮盛之时，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走向成熟完善之时，原本领先的西方社会却面临危机——从国际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到“占领华尔街”运动，再到长期低迷的政府支持率，资本主义痼疾反复发作。
2008年9月，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中国沉着应对，打出一系列扩大内需、促进增长、振兴产业的组合拳。2009年年底，中国经济走出漂亮的V形反转，率先突围。澳大利亚《悉尼晨报》用“中国引领全球经济走出金融危机阴影”表达敬意，美国《纽约时报》则发出了这样的提醒：“西方最好还是研究一下中国戏剧般崛起背后的理念。”
2014年，福山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证明了一个真理：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条道路、一种模式。
“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受天下之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脱胎于兼收并蓄的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它从不拒斥其他国家制度的长处，也从不用自己的模式去剪裁其他国家。
“中国特色”并非限定意义，限定我们只能解决中国独有的问题；“中国特色”应具有开放意义，在应对人类共同发展问题和人类文明进步问题时，中国给出了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价值引领、责任担当。
95年前，在旧时代的余晖中，中国共产党先驱李大钊说：“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去，乃在将来。”
95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经验正在走出国门，影响着全世界。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结出的硕果，更是中国共产党为世界文明献上的宝贵财富。
从“自己发展”到“全球治理”；从“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从“风险共担”到“成果共享”，今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正调整姿态，极目远眺，更加从容、积极、自信地拥抱一个属于我们、也同属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黄金时代。（光明日报记者邓凯 王逸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