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以后，一时间中国大地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其后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兴起了土地革命战争。毛泽东同志领导了秋收起义，进行了三湾改编，率部到达井冈山，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除了井冈山之外，各革命根据地纷纷展开了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发展了文化教育事业，革命形势呈现出新的生机，红一方面军粉粹了国民党反动派四次“围剿”。

　　然而，随着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的加深，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剧烈变动，但临时中央未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继续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使得党在国统区和革命根据地的工作都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遭到了空前严重的失败。1934年9月，中央根据地已经陷入困境，仅存一小块区域。在这种情况下，红军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党领导红军突破层层封锁，粉碎敌军的围追堵截，跨过滔滔激流，越过皑皑雪山，穿过茫茫草地，同时克服了党内的教条主义和分裂主义错误，终于在1936年10月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取了万里长征的胜利。

　　长征使得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战略转移，推动中国革命转危为安。长征的胜利保存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骨干，它是宣传队、播种机，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三大主力红军在中国的西北会师，实现了从南方到北方的军事战略上的转移，巩固和发展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可以说，长征为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长征还是马克思中国化历程中的关键一环。在长征途中，党召开了遵义会议，王稼祥曾经回忆道：“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泽东同志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泽东同志的决心。”遵义会议第一次独立自主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结束了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长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