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帝庙，人们习惯称大庙。在老家庄南。村庄呈方形，分东西南北四条街。南街正中有口井，供南街、东街的人家用水。井旁一条朝南的路，约百米，直通关帝庙。
大庙建于何年，已经无从考证。但据庙中盘龙松树，可大致推测它的历史。大庙的松树是村里七朵莲花之首。所谓七朵莲花，是七棵松树。村子东倚小东梁和大东梁。小东梁高百米，大东梁约五百米。大小东梁上各长三棵松树。加上大庙的共七棵，传为开庄时祖先所种。上世纪六十年代，先是伐掉了大东梁的三棵松树做大柁，盖了大队部。后来又伐了小东梁的两棵，只保留了一棵，做挂钟之用。说是大钟，其实就是汽车轮子。上工，开会，有人会站在树下，举着铁榔头，敲响大钟。“文化大革命”中，有了大喇叭，出工、开会用广播了，钟也就废掉，而松树不知何时被伐掉，也不知做何之用了。庄里宿老说，砍了大小东梁的六朵莲花，坏了庄里的风水，再也镇不住邪气。从此，小巫岚的山全秃了，青龙河水也近枯竭，庄里出了许多不三不四的人。
大庙里的那棵松树，唯一能够幸免，乃是因为忌讳。传说，民国年间，来了一伙毛贼，夜里盗走周仓手持的关公青龙偃月刀。有人亲见关公怒发冲冠，须髯皆动，周仓曳动脚步，赶出了庙门。那贼盗见此，吓得抱头鼠窜。谁知前有大松树拦阻，一头撞到，顿时晕倒，大刀被周仓拖回。老人说，庄里有天灾人祸，大松树就会流出鲜血。有了这些故事，有人想动松树，就有了忌惮。所以，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把大庙改作仓库，而松树，却无一处刀痕、一块伤疤，郁郁苍苍。
松树有三人合围粗，树冠如虬龙飞天，屈曲盘旋，森森然覆盖了大庙。论其树龄，应在三百岁之上。算起来在顺治、康熙间。而此也正是建庄的时间。也就是说，开庄之初，先祖就盖了这座关公庙，种了大松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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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庙坐北朝南，正殿三间，左右各三间侧殿。原来应有院墙的。但是，五十年代，不见了东厢房，只剩下正殿和西侧殿。院墙更不知倒在哪一年，此时踪迹全无。六十年代初，西厢房里传出朗朗读书声，庙宇改作了学堂，我一年级就是在此读书的。因是西房，又被大松树严严地遮盖，屋里光线极暗。老师就打开屋门，借着外面的光线读书。而孩子们又是怎样看书本的呢？已经记不得了。
但是那座正殿，还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两扇油漆斑驳的大门紧闭着，永远神神秘秘的样子，吸引着孩子们的好奇心。下课后，就有许多的孩子围过来，扒着门缝或窗缝往里望。但是里边黑咕隆咚，模模糊糊，似见一张红脸，一张黑脸。老人就讲，红脸关公、黑脸周仓。讲周仓赶盗贼的传说，断断续续知道一些三国故事，于是对殿中的两位神人充满敬畏，更感三间房子的神秘。很奇怪，那时候，孩子们对这两位神秘人物没有任何恐惧。放学了，大家围着院子疯跑，天黑了才回家。现在想来，孩子怕鬼，不怕神，而大庙供的正是神仙，而且是大义凛然的神仙。
庙前后皆是荒地，后来开为菜园，没有人家。旧例，庙前后风水不好，不宜居住。只庙前左面，住富农老王家，两间草房。主人五十多岁，戴着蓝帽子，走路外八字，四平八稳的样子。无论冬夏，都是破黑上衣、黑裤子，似乎证明他“黑”的身份。永远抄着手，见人三分笑，说明他低人三分的地位。庙前右面，是贫农老王家，日子很穷。论辈分，我叫他大爷，瞎了一只眼，是生产队的饲养员，喂驴马，有时赶赶大车。王大爷三个儿子，老三也是残了一只眼，同学们都叫他独眼龙。那时，孩子们疯跑，总是向右，向右，再向右，绝不向左。因为左面的老王家，总是关着门，黑着灯；老王家的孩子，也从不和人交往。右面的老王家，开着大门，三个儿子都是我们的玩伴儿。
一天，左面老王家的儿媳妇突然上吊身亡。媳妇是邻村的闺女，细高挑儿，俊模样，与老王家是亲戚，丈夫就是她姨兄。庄里人私下议论，一朵好花插到了牛粪上。媳妇出身不高，家里贫农。嫁到王家，也就随了王家的门风，很少与外人接触。生产队干活，是把好手，却不说话，默默地来，默默地干活，默默地走。冬天没农活，常常看到她背着花篓拾柴。媳妇死了，死得蹊跷，还留下一岁的儿子。庄里议论纷纷，老王的儿子也要死要活，老王家住不下去了，搬去东北，房子慢慢地塌掉。右面老王家的老大，是我中学同学，招工去了天津化工厂，老王家的日子渐渐有了起色，就搬了家，留下旧房子养牲口。
不过，小学很快就搬到了庄西的曾家大院。曾家是庄里最大的财主。曾家大院三进房子，每进正房五间，装得下所有上学的孩子。不作学校的大庙西房，也随之被拆掉了，只剩下三间正殿，孤零零地厝在那里。“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庙里的塑像全被砸毁，三间房子，拆了一间，留了两间空着。不知为何，保留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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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帝庙的香火旧时很盛，十里八村都来烧香。据老人说，庙很灵。常有这样的传说，某某结婚数年，怀不上孩子，到关帝庙求子，许了愿，当年就兑现。某某人，生了病，经年累月，请了无数大夫，吃了几篓子药，也不见好。到关帝庙拜拜，一来二去，好了。人家就说，这关老爷最讲义气，也最知穷人疾苦，说话算话，自然灵。但1949年后，香火逐渐稀落，经过“文革”，几乎断了香火。偶有烧香的人，也是半夜偷偷地来，在庙门前烧炷香，偷偷走，像个幽灵，怕人看见。
但是八十年代以后，来大庙的人又多了一阵子。因为有人说，关公就是财神爷，于是多了焚香许愿还愿的人。但二神的塑像没人重塑，只是在原来的台子上摆了关公、周仓的牌位。而且不甚讲究，松木板，用毛笔写上歪歪扭扭的字。不过，也只是兴盛了几年而已。许愿发财的，多是农民。一两户办鸡场的，年收入数万，多则十几万，就已经了不得了。但多数是出去打工，年底带回一两万，就算挣了钱，也只是有了化肥、农药钱，平常走亲戚的零花钱。若要儿子娶媳妇，没有省吃俭用地攒几年钱，是办不起事的。慢慢地感到，关老爷不太关注百姓发财的事，人们也就冷淡了。
不知什么时候，关公庙又兴了新的用场。就是哪家死了人，要到庙里领魂。父母去世，办丧事时，都曾去过。夜里，前面抬着纸幡，孝男孝女，亲戚朋友，挑着纸糊的灯笼，从灵前出发，穿过大街，逶迤向庙里行进。吹鼓手奏着挽歌，全村的人跟在队伍的两边看热闹。来到庙里，焚纸，磕头，领魂而回。灵幡窸窣，火光摇曳，纸灰翻飞，庙里充满诡异。有小孩就哭，大人紧紧抱着，匆匆离去。送魂时，不再来庙里，而是在出殡前夕，到庄西路口。烧掉纸人纸马，后来又加的电视、冰箱，送魂去了西天。
而到此时，关公庙已经没有昔日的神圣，却多了阴气，多了恐怖感。因为小孩子知道，死去的人，魂灵好像都来到庙里暂住。想想人死去的样子，若要撞到，面无血色，眼睛空空，直直地走路，岂不吓死人？小孩子也就不再敢来。不但孩子不来，并大人也无事不光顾了。此时，人们不再记得这里是关公的神舍，尤其不知道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公，他的仗义，他的神勇。因为此时的农家，同天下的所有人一样，只知道有钱，不知道有义了。
至于庙中那棵大松树，就更没人敬畏了。九十年代，不知谁家，在紧挨松树的西面，围了牲口圈，庙里到处是牛屎马粪。有人索性在松树上钉了拴马的铁环，牛啃马蹭，不数年，松树瘢痕累累，枯了半边。再几年，这棵古树、小巫岚的最后一朵莲花也终于枯死，魂归西天了。
前年回家，我去看它。苍老的树干，剥光了龙鳞，像死去老人的躯体，苍白丑陋，毫无生气地挺在那里；覆满庙宇的槎桠，几乎都被卸掉，只余向南的枯枝，伸出去，像老者干枯的手臂，无奈地举向苍天。站在老松前，老实说，我没有一点点的伤感，绕开脚下的牛屎，很平静地摸着它的树干，心里只想到了一件事，明年我还回来吗？
松树死了，庄里的父辈，也都已凋零殆尽，没人再讲关帝庙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