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何香久、言恭达、濮存昕热议农村文化建设——

农民们渴望享受文化发展繁荣的红利

　　“很多农家书屋都没有足够的藏书，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书屋的工作人员会去隔壁村借一批书过来充数，等到隔壁村的书屋临检时，他们再‘投桃报李’地把自己的书借过去，这样大家就都能够‘达标’了。”全国政协委员、沧州市文联名誉主席何香久在谈到农村文化建设时，道出了这样一种自己亲眼所见的怪现象。

　　长期扎根于基层的何香久，最熟悉的就是农民。来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之前，很多熟识的老乡都找到他，希望他能将来自民间的想法带到政协会议上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我们的城市文化建设异常繁荣，一座座光鲜气派的影院、剧场拔地而起，一些演艺文化区也逐渐形成集群，但我们的农村文化建设却常常被公众所忽视。事实上，农民们很渴望享受文化发展繁荣所带来的‘红利’。”何香久表示。

　　“农村文化在硬件和软件上都存在问题，建设的盲区非常多。”何香久举例说道，“很多乡村里看不到哪怕是一张薄薄的报纸，遑论其他文化艺术形式，这让农村封建迷信和赌博风气产生了死灰复燃的趋势，甚至一些邪教组织也盯上了广大农民，希望把农村作为自己发展的‘据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协副主席言恭达高度认同何香久的观点。在他看来，一些乡镇政府没能实现由“办文化”为主到“管文化”为主的角色转变，是导致农村文化建设发展迟缓的主要原因：“政府过多地直接办文化，占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其结果是政府财政投入的增加远远满足不了人民群众对公共文化的多样化需求，与此同时也不利于建立市场运作的机制，成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体制瓶颈。”

　　言恭达以具体的事例阐释了自己的观点。“我们总是说要培育农村的演出市场，但事实上，大量城市演出团体下乡演出，并不见得就有利于农村市场的培育，农村演出市场主要还是要依靠本地的演出团体来支撑。”言恭达表示，“现在各级乡镇政府都有一笔文化资金，他们养活的一些农村演出团体拿着旱涝保收的工资，很多都对创作并不用心。其结果就是，农村演出团体的创作水准停滞不前，甚至越来越低，而看过城市高水平团体演出的农民，肯定不愿意再去观看那些低水平的节目，长此以往，必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而更为重要的是，乡镇政府习惯了为文艺演出买单，会让农民们养成免费观看演出的习惯。“从短期看，这种方式的确能大大丰富农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但从长远看，这并不利于培养农民的文化消费意识。”言恭达说，“要根本解决这一问题，还是需要各基层政府为社会力量进入公共文化领域留出空间，文化管理部门应从繁琐的具体操办文化事务中解脱出来，着力建立文化管理体制，利用社会力量的市场化运作理顺供求关系，引入公平竞争机制，实现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主体、提供方式、文化产品的多样化，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投入、协力发展的新格局，从而提高公共文化的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

　　在具体操作方式上，言恭达提出了如下建议：“例如，对基层政府主办的公益性文化活动，如大型文化节庆、电影下乡、社区文化活动等，可以通过招标采购、项目外包、授权、补贴等方式，委托社会机构承办。各地每年可把拟委托承办的文化活动项目公布，公开征集承办单位申报，通过资格认定和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机制，选定承办机构，并规范跟踪管理，逐步加大委托社会承办的范围，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和市场化。同时，还要加强对民间非营利文化机构、文化协会以及文化中介等组织的培育和扶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剧协副主席濮存昕也对农村文化建设所暴露出的种种问题深有感触。“我们北京人艺每次下基层演出，都会受到老乡们的热烈欢迎。我总是在想，如果老乡们能像喜欢北京人艺一样喜欢本地剧团，那么中国农村文化将会变得多么繁荣。”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濮存昕表示，“我认为，基层政府的文化资金不仅要花在邀请城市文艺团体演出上，更要花在培育农村市场上。富有本地特色的文艺演出发展繁荣，对于地方文化的建设其实具有更长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