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自1983年以来，已经成为全球亿万华人一年一度除夕之夜不可缺少的文化大餐， 已然成为媒介时代全球华人的“现代民俗”。17年以来，“春晚”在负载了越来越多的仪式化诉求之后，在观众的审美需求越来越多样化之后，在文化生活方式越来越丰富之后，一方面仍然年复一年地创造着各种年度综艺热点和话题，一方面则不可避免地遭遇观众审美疲劳、众口难调的苛求。于是，“春晚”的创新，不仅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一道难题，甚至也成为全国电视观众心中一道放不下的悬念。创新难，春晚创新更是难上加难。
在这种春晚创新难的大背景下，我们欣然看到中央电视台文艺频道2010年9月3日播出的新节目《我要上春晚》。这一方面当然是中央电视台近期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之后带来的频道创新、节目创新的结果，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春晚创新提供了一个新思路——从普通大众中去寻找春晚创新的灵感、源泉。人民在人生百态的体验中，在爱恨情仇的生活中，在兴观群怨的驱动下，往往能够显示出非凡的艺术想象和艺术才华，而且人民艺术中拥有比专业艺术更加鲜活的情感体验和个性风格，其丰富性和独特性往往超出人们想象。
发现新人，一直是艺术创新的重要途径。从当年中央电视台的青年专业歌手大奖赛到后来的业余歌手大奖赛，基本上都是通过对专业或者准专业新人的一种选拔方式。湖南电视以“超级女声”则开始了从未成名的青年人中选拔具有专业素养的明星的道路。而近年来，从欧美的苏珊大妈、Lady Gaga到东方卫视的“中国达人”，几乎在全球范围内，刮起了一轮越来越强劲的“草根风”。过去那些难登大雅之堂的凡夫俗子们，走上了电视荧幕，用他们的本色、他们对艺术发自内心的热爱、他们的天才、他们的绝技、他们来自生活的智慧和想象，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又一个巧夺天工的节目表演，令人眼花缭乱、耳目一新，充分体现了人民艺术的伟大和丰厚。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具有为春晚输送优秀节目功能的《我要上春晚》，体现了中央电视台艺术创新观念的突破。它告诉我们，春晚创新不仅来自于精英艺术家的“创作”，而且还来自于无数我们熟悉和不熟悉的普通大众的艺术才华。栏目提出“如果你想在春晚上展示你的才艺，那就赶快上传视频，报名参加网络选拔，你就有可能登上《我要上春晚》的舞台，与明星大腕同台演出。由网络评选出来的人气王，将有可能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这一几乎不设身份准入门槛的“全面发动群众”的战略， 吸引了大批多才多艺的民间选手亮出杀手锏，民间选手作为主角在明星大腕的“陪衬”下大秀绝技，除了唱歌、跳舞外，魔术、相声、小品、民间绝活等，各种形式节目应有尽有，显示出一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生动局面。
尽管由于执行有关对电视选秀节目播出的相关规定，《我要上春晚》有意回避了“投票选拔”等竞赛程序，提出了“只秀不选”的理念，台上设立的三位明星评委只做点评不定生死，但是，由于这些民间选手的多样性、独特性、创造力、想象力却使整个节目流畅自然、顾盼生辉，主持人董卿也因此一改庄而不谐的风格，更加平易亲和、随性灵动，使整个节目的风格相比通常的文艺类节目要更加接地气、接人气。一些观众甚至在网上评论说，“因为不完美所以更好看”。很多网友称其为小型的舞台春晚，“比起春晚的严谨，‘我要上春晚’中的意外不断却更让人觉得有意思。”节目中许多过程细节、不完美的表演甚至由此表演中的出错，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有意外、会出错，才显得更‘完美’。”节目中，那些最终有机会直面春晚导演的人气选手将由观众在网上票选产生，不少网友感叹：“终于是老百姓自己的春晚了，自己选人真刺激。”
《我要上春晚》既是一个完整的节目，同时也是为春晚选秀。这种“开门办春晚”所开放的对象，第一次面对了普通民众。过去，人们常常将庸俗、低俗等贬义植入到对“民间文化”的评议中，而《我要上春晚》则说明民间文化同样可以具有较高的艺术品质、人文情怀，更重要的是其中凝聚了一种来自生活的真诚情感和艺术智慧。
在网络化的时代，在全民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创造者传播者的时代，普罗大众用登上万众瞩目的“春晚”的方式，表明一个新文艺时代的到来。正如专业作家与业余作家已经越来越难以从作品中分清、大众媒体和个人媒体越来越边界模糊、创作者与接受者越来越身份重叠一样，普通民众也将成为当代艺术的主人。
其实，回溯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从《诗经》开始，唐诗、宋词、元曲、《红楼梦》直到“五四”白话文学，这些中国文学艺术的璀璨高峰，几乎都与民间艺术、人民大众的文化滋养息息相关。每当精英文化越来越模式化、程式化、工匠化的时候，往往都是那些下里巴人的凡语村言、民谣小调，成为推动艺术创新和艺术变革的源泉。艺术的生命力、艺术创新的生命力来自于人民，“春晚”也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我要上春晚》尽管在节目流程、节目制作方面还有许多可以改进之处，但是它的出现，却代表了当代中国艺术创新的一种时代潮流——民众，是艺术创新的沃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