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前的春晚相比，2012年的央视春晚有理由让观众格外期待——因为它提供了太多承诺——零广告、不评奖、不读贺电、不设短信互动、不搞大联唱、主持人换新面孔……
一如关于央视春晚的其他信息，这些举措被过度解读，认为央视春晚从此将去政治化、去商业化，加之屹立央视春晚20余年的台柱子赵本山的最终离场，观众对龙年央视春晚的期待中，不由地带上了转轨期人们特有的“划时代”的渴望……
“年轻态”期待谁买账
本届央视春晚主创人员以80后为主，节目整体表现出鲜明的向年轻人靠拢的倾向：晚会邀请的歌星、影视明星为数众多且多为近几年新红明星，以致有十余名明星演员同时在央视春晚和北京台春晚登台。两台晚会同时采用明星以家庭为单位拜年的方式，更有甚者，同一个家庭连赴两场春晚。无怪乎有人称这是一台明星聚会，而混搭风更是直接向80、90后摇旗示好。
而年轻人会因此稳坐电视机前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他们手中握着iPhone、iPad和鼠标。不必担心他们会永远拒绝春晚，因为当他们年长，他们将会从卧室走进客厅拿起象征家庭权力的遥控器。事实上，就像春节中的其他习俗一样，你也许不喜欢，却仍然坚持。即使是那些在网络上发帖表示“我已N年未看春晚”的观众，春晚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的视线。
年轻人没有回来，春晚原本忠实的老观众们却在逐渐远离。春晚不是一台免费的现场版MV，靠明星吸引青年观众绝对是下下策。采用这种策略，多少明星才够?一个明星能吸引观众几分钟?粉丝们会因自己喜爱的明星而打开电视也会因自己不喜欢的明星而关掉电视，更何况互联网陪伴下成长的年轻一代更习惯搜索点击而非等待。
主持人贫嘴成为本届春晚受到诟病最多的一项内容。这是晚会导演为体现亲民姿态有意而为之。平心而论，和许多日常文艺节目相比，春晚主持人之间的对话还算不上贫嘴，但为何观众无法接受?因为这是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换言之，仪式化的需求决定了观众期待中的央视春晚不能是随意的，“庄重、大气”似乎更符合这台仪式的风格。
“春晚”遭遇文化围观
观众的肯定与其说是对于节目的肯定，不如说是对于央视春晚主办方所表示出的诚意的肯定。毕竟，央视做出了诸多改变并且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几亿元广告费用，而观众的不满与其说是对节目的不满，不如说是对改革结果的失望。
今天的观众接受动机越来越复杂，在许多网站的投票中，一些节目和演员同时位列最受欢迎的和最不受欢迎的名单前列，这正是价值观多元的体现。但在价值观一元化传统根深蒂固的当下中国，价值观虽然多元却并非并列，而是不断冲突对立，春晚作为举国瞩目的公共文化事件，作为主流文化的代表，其改革尺度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也代表了文化和社会改革的尺度，成为这种对立冲突的载体是一种必然。
在媒体和网民的评论中，缺乏创意是一个批判的焦点。是否有新意成了年年春晚评价的重要标准，寻找新意成了导演们的重要任务。中国电视一贯存在的创新焦虑在央视春晚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创新焦虑是当下时代的共同症候，而春晚的创新焦虑更有其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各大卫视竞争带来的压力，以及来自新媒体时代的舆论压力。当下，众多娱乐媒体需要通过评论春晚而争取受众，而普通观众和名人们争先恐后地通过微博评春晚来争取话语权，这是个对于评选“十大烂点”比“十大热点”更有兴趣的时代，解构自然成为春晚接受活动中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围绕着央视春晚有太多喧嚣，大多数沉默观众的意见已经被少数过度表达的网民和媒体所代理，一部分观众带着偏激的情绪评价央视春晚，媒体更是有意识地推波助澜，这种异常的喧嚣态势实际上对央视春晚造成了一种文化围观，各种观点杂陈并置，各种力量在此交锋，形成狂欢。
走出命运的螺旋
今天的央视春晚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电视文艺节目，而是一个超文本。许多观众在听到明星演唱走音或对刘谦魔术惊叹不已时，会马上到互联网上寻找解释。相当多数的观众在观看完央视春晚之后并未形成明确的判断，而是将接受活动延续至互联网，“先看看别人怎么评”。一个看似不经意的镜头，就可能在互联网中被无限放大。龙年央视春晚在这一点可以走得更远，现场似乎还应当将留给参演明星亲属们的位置更多地留给各行各业的先进模范、民间英雄、历史功臣乃至各族和海外华人，每一张“上了春晚”的脸都可能成为一种符号，将一个庞大的群体整合进来。
央视春晚的形式不可能有太多创新。央视春晚的性质是一种仪式文化，仪式不可能在形式上有太多的创新，只能在内容上下工夫。用一句我们耳熟能详的话说，春晚就是家常菜，家常菜有新意固然最好，但更要保证基本品质。
因此，春晚的导演应当关注的是如何扎扎实实地提高和保证每个节目的质量。一台晚会不可能每个节目都是精品，不可能每个节目都能获得不同年龄段、不同教育背景、不同社会经验、不同立场、不同动机的观众的喜爱，但如果一台晚会能有若干被观众所能记住的亮点，整台晚会的品质就会大大提升。
春晚并不是一个专业化的文艺欣赏平台。这个舞台不是音乐厅，不是剧场，也不是舞蹈表演和欣赏的最佳场所，无论对于哪一种独立的艺术门类，它都缺乏专门的艺术欣赏对象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最佳观赏环境。春晚这个文化仪式的导演者是媒介，其中任何一个节目的传播都应当按照建立在电视传播基础上的春晚传播的规律，换言之，春晚有其独特的美学追求，应当在这方面大下工夫。近年的春晚小品中使用了许多影视演员吸引观众，增加人气，然而，由于表演空间和传播技术的不同，对表演美学要求也不同，相对而言，影视演员未必能把握舞台小品表演的分寸。
春晚需要观众强烈的认同感。传统文化是民族文化认同最好的方式之一，但近年的春晚相对缺乏对传统文化的挖掘。手影戏、木偶、口技等众多在市场经济时代处于困境的传统文化形式，以及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众多的少数民族文化完全可以通过春晚平台进行展示，激起文化自豪感和认同感。
此外，认同是多层次的，这之中也包含着地方认同。80年代的春晚通过地方台层层选送，每个地方演员都给其所代表的省份、民族带来了自豪感。近年来的春晚由于种种原因，很难看到丰富的地域文化和地方发展成就。
春晚应发挥社会整合功能。可以说，每一个期待看春晚的观众从某种程度上讲都是等待被询唤，愿意被整合的。春晚除了提供娱乐和狂欢，还应该有抚慰。当多数人都回家过年时，少数不能回家的人更不应遗忘，比如那些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军人、医护人员，也许只需要一名平凡的军人、普通医护人员的一首合唱，就可以征服他们所代表的几千万人的心。
“露脸”已成为春晚文化中的一部分，与其通过露脸实现商业利益，不如借机传达主旋律。主旋律是主流价值观的体现，但不需要通过主持人或演员之口说出，可以更多地运用电视语言。龙年央视春晚现场，因解救被拐儿童而享誉民间的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以及发动免费午餐活动的邓飞等人都作为现场观众观看演出，无须借主持人之口专门点题，仅通过镜头的传达，主流文化的价值取向已经充分展现。
创新中的坚持
春晚导演们应当坦然面对舆论给春晚造成的焦虑。创新绝对是必要的，但首先必须明白在创新中该坚持什么?在这一点上，龙年央视春晚有得有失。
坚持去商业化。舞美在今年春晚中最受好评，然而，视觉盛宴是有代价的，舞美在相当程度上是技术的产物，因而也是高成本的产物，春晚总花费据估计1.5亿。倘如此，如果全然没有广告，已步入市场化的央视不可能永远不算经济账，春晚还能办几年就不再是伪命题了。
所谓去商业化并非要求春晚做市场化的特例，一台投入如此之大的晚会如果全然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只能寻求其他依附，创作自由将受到更大的限制。而坚持去商业化意味着晚会为控制成本将要少请明星多发掘民间优秀作品。
坚持艺术化的主旋律表达。让13亿人坚守30年的春晚早已不是一台纯粹的晚会。让央视春晚放弃主旋律如同让央视放弃主旋律，不可能也不应该。
春晚的主创者应当好好研究像植入广告那样植入主旋律，换言之就是将主旋律传播艺术化，考虑接受效果。春晚首先是一台电视晚会，主旋律的表达必须在艺术的框架内进行。今年北京台春晚中的高潮并不是某个明星的演出，而是邓拓之女邓小岚带领着晋察冀山区一群农民孩子与将军后代合唱团共唱《我们的田野》，当艾青那句“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在屏幕出现时，全场观众起立鼓掌，掌声中有感动、有敬意，更有几代人对老区、对父辈的深情。
坚持节目品质与原创性。虽然近年来各地卫视不时叫板央视，但不可否认，央视春晚仍是地方电视台春晚的标杆。央视具有较地方台更多的资源，理应在品质上超越地方卫视。但在各地的春晚上，观众都发现了一些品质远胜于央视春晚的节目。
所谓原创性，指的是未经大众媒体广泛传播过的。今年的明星策略之所以未能充分奏效，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因为当红明星到哪个舞台也很难提供新鲜的东西。新鲜的节目真的那么难挖掘么?北京电视台春晚的另一个亮点是云南富民县小水井苗族农民合唱团。一群淳朴农民，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苗家山寨，在田间地头演绎出动人的天籁美声。如果将原创性作为首要标准，何患被“抄袭”丑闻困扰?
坚持以更大多数的“看不见听不见”的观众为主。那些社会中最普通的、我们很少能在大众媒体中看到的、仍以看电视为主要节庆娱乐方式、不擅长网络发言的年长一些的观众——这是一群不管春晚办得好不好都会坚持看的观众。
在分众化传播已然成为大势的时代，“老少咸宜”的追求多少有些违背电视发展规律。春晚总导演哈文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自己的目的是尽最大可能追求“最大公约数”，或许正因为如此，龙年春晚采取了混搭加怀旧的策略。事实上，“最大公约数”绝对不应该是目标和方向，不应当指望观众数回升至80年代的盛况，同样，春晚观众在经过一段时间下滑之后，会保持在一定数量。因此，试图将非潜在受众群转化为真实受众群是徒劳的，靠节目质量保证现有受众群，努力提高美誉度才是春晚作为一个文化品牌的首要任务。
30岁并不是衰老的开始，装嫩也绝不是春晚的出路。我们应为央视龙年春晚叫好，因为它迈出了改革的一大步，然而，在“创新”成为时代最强音的同时，“创新中的坚持”或许更为重要。（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