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3年创办以来，中央电视台主办的 “感动中国”年度评选在不足十年的时间内就成为中国电视屈指可数的标志性栏目，不仅被誉为“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品牌”，也被认为是“最具网络影响力的电视媒介事件”。

　　对于《感动中国》这样一档迅速获得高度成功的栏目，学界的关注自然并不少见，笔者这里试图从组织传播的“通幽”曲径出发解读“感动中国”。作为央视这一国家组织意义系统和信息处理器媒体平台主办的栏目，“感动中国”是如何通过组织的建构与传播，并以巧妙的置入形式，将组织的意义、意识形态投射到形形色色的观众面前，完成意识形态结构产生和再现。

　　组织传播理论认为，作为一种具有目的性和目标取向的人为组织，组织结构是深藏在组织内部各要素的组合形式。对媒体而言，这种目的性和目标取向的特质具体表征为：在媒体组织结构过程中，“媒体的权力、责任与意识形态渗透其中，沿着媒体组织结构网络的边缘扩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素有“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之称的“感动中国”栏目正是主流意识形态自我加冕的一个重要仪式：平民英雄被群体形象化，个人的精神价值提升到大国民层面，最终让这场媒介庆典变为一次国家（组织）在场并强化的有效组织传播。

　　仪式化的庆典：无所不在的国家意识

　　两种传播观是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Ｗ·凯瑞30年前在其《传播研究的取向》一文中提出的观点。这两种传播观，一种是以信息的空间扩散为主的传递观，另一种则是与分享、参与、交往、意义再生产为核心的传播仪式观。前者的核心是信息的辐射和传递，后者的核心则是召唤和聚合。凯瑞的两种传播道出了在信息传递之外这一层内涵，所有参与传播的人再现社会共享的信念和意义，从而构建有序的、有意义的、作为人类行为控制器和容器的文化世界。

　　讲究的现场灯光、精心设计的舞台造型效果、长长的红地毯、高高挂起的聚光灯、庄重的音乐，乃至宏大的画面和煽情的解说词，“感动中国”或许称得上凯瑞所定义的传播仪式。正如柯尔迪（N.Couldry）对媒介进行类型分析时界定了“媒介本身成为一种仪式或集体庆典”现象，这种作为仪式的媒介庆典，借助其强大的仪式符号，有更为丰富的结构形态和实践内涵。正因如此，“感动中国”栏目也为国家作为组织巧妙地置入其意识形态，提供了足够的弹性空间。

　　或许，在观众眼中，“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和其他传统的典型宣传大不相同。因为“感动中国”评选出来的人物，都是“草根英雄”，他们来自民间，他们是朴素的、公平的，更是由老百姓自己公推公选出来的，因此也称得上是民心所向。可如果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这场看似是草根英雄人物评选庆典背后，挥之不去的，仍是国家（组织）意识形态的“影子”。

　　据首届CCTV“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的执行主编张向东回忆，创办这一栏目的原因，是他们“一直渴望以自己独特的视角、职业新闻人的敏感以及符合国家新闻规范的价值理念评选出自己心中的年度新闻人物”。当时的创办者达成了共识，这档节目首先要“符合‘以德治国’的大政方针和宣传口径，其次又要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体现当代中国人高尚的情操和精神风貌”。这就不难发现，作为资深媒体人的张向东，确实也想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出发，尝试为这个栏目树立新闻专业的标杆；但在新闻专业主义标杆之外，单从节目定位而言，这一节目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相比之下无疑更为重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国家（组织）的符号和国家作为符号出现在这场庆典仪式中就显得非常自然。

　　如果进一步深入观察栏目的前期流程，也不难发现CCTV“感动中国”的国家（组织）符合和影响。这档栏目采取的是“央视主办、媒体联动、群众参与”的运作模式，这一运作模式，正是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级媒体的特殊权利——央视与全国各地的媒体合作成立“全国感动联盟”，整合地方多种媒体间的采编资源，比如省市报纸和电视台需要在本省制作诸如“感动本市”的年度人物评选，然后将评选的结果呈送给中央电视台，再由中央电视台在这些人物中进行遴选。据统计，历届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曾与全国近百家媒体进行了联动。

　　中央电视台借助其自身的媒介政治资源，以媒介仪式的表现形式，为国家（组织）行使主流意识形态的再现提供了渠道。而国家意识、政治意识和国家权力则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渗透于“感动中国”的故事叙述之中。

　　一旦对“感动中国”这个仪式进行解剖，就会发现每个“感动中国”英雄的被引入、登场以及感动全中国观众，其实相当流程化。首先，主持人导引，随后关于主角的短片开始播放；其次，人物出场、个性音乐响起、观众掌声响起，访谈开始；接着，获奖者注视聆听，主持人宣读颁奖辞；最后，获奖者高举奖杯在观众的掌声中结束加冕仪式。但这一相当流程化的仪式过程，却很难让观众体味出其中的流程感。原来，播放的短片不仅凝聚了前期新闻生产的运作成果（包括年度人物的挖掘、评选、采访和编导制作），让观众有饱满的信息体验；而煽情的“新闻文本”，则起到了讲故事的效果，让观众自然而然地被卷入其中，深受感染。

　　一如丹尼斯·K·姆贝延用巴卡拉克和巴拉兹的权力理论，点出了“权力在愈不被人注意时，使用愈有效果”的这一被多次证明言之有理的事实。尽管舍弃了过往党报等宣传体系中“英雄话语”、“道德训诫”或“典型引路”的程序化话语方式，但“感动中国”集合了中央和众多地方媒体的资源，用国家组织的结构化流程和运作方式，创造了一种使组织意识形态得以创造和再现的仪式，让组织成员清晰地感同身受其价值观、体验其目标意识，让一场看似甄选平民英雄的庆典演变为国家事件。与此同时，也掩盖了组织在传播过程中有意识的传播意图。

　　英雄：被群体形象化的个体

　　美国政治学者Gamson和Modigliani发展出的框架分析提出了媒介话语的“包裹”论（package），即媒介话语可以被看作一系列阐释性的“包裹”，每个包裹都有一系列元素，它们包括这包裹核心的框架和立场。这一点，在“感动中国”栏目的操作中也有体现。

　　上表是笔者将2002~2010年度“感动中国”人物形象（含群体，共100名）按照形象身份和所属社会阶层做的类型化处理，并最终生成为7类价值符号（见图）。

　　若将相同职业的获奖人员整合在一起，不难发现，那些有着相同职业的获奖人，其颁奖词也几乎围绕着非常相似的主题框架在展开。

　　以政府官员为例，山西省运城市纪查委副书记梁雨润的颁奖辞如下：

　　他视百姓为衣食父母，他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利益。他有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始终不渝地追求着为老百姓办事的政治理想，而这种追求需要莫大的正气和勇气。这样的为官生涯，完整地体现出一个执政党的执政原则：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而这正是百姓和国家的希望所在。

　　这个颁奖辞应是组委会为梁雨润“量身定做”的，但其主体框架却适用于任何一名优秀的政府官员。当然，就组织传播的目的而言，类似的框架处理也能起到对权力结构的决策者进行行为影响和价值导向的作用。而综合历届的英雄形象，相同的职业往往带出一个非常鲜明且相似的主题框架，军人的形象往往是爱国，专家学者的形象又多半是创新进取、成就事业，而普通老百姓大多是自强不息、创造奇迹以及投身公益、服务社会方面有突出的贡献。推选委员会的颁奖词通过高度的评价和精神价值的提升，将个人的精神品质赋予国家和民族的集体价值，直接隐去了作者的个人色彩。这样一来，获奖人物共性的越发明显和个性自然越发淡化，也让“感动中国”的人物塑造呈现出了另一种“脸谱化”。

　　另一方面，从表1“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形象类型及社会阶层分布（2002~2010年）来看，不仅人物形象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聚类，每一年的人物形象甚至存在着“固定配比”，比如每一年都会有政府官员、军警、医生、乡村教师（志愿者），这种“固定配比”实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感动中国”人物选择时官方议程的权重程度。

　　正如笔者在上文中分析的，作为“感动中国”的主办单位，央视还承担着倡导社会行为规范、重塑社会认同的职责。正因如此，英雄的个体具象的可感的形象转化为有更深层次价值内涵的社会类型，也是其媒介操作的思路。于是，钱伟长被誉为“爱国知识分子的丰碑”，刘翔是“正在加速的民族形象的代表”、杨业功是“中国军人一面不倒的旗帜”、闵恩泽是“中国科学的催化剂”、微尘则是“一座城市的爱心符号”，等等。推选委员会的感动印象和颁奖辞确实直截了当地给人物美德予以更高层次的再定义，这在颁奖现场更是被凸显、强化。颁奖时刻，获奖者手握奖杯，向观众席致意，身后的大屏幕上的红绸被揭开，呈现出聚焦着人物精神和社会评价的短语时，观众也一次次地为之动容。不得不承认的是，“感动中国”英雄人物的主体性已成功转化为受组织认可的某种精神的表征。

　　结　 语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在物质生活上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我们却没有能建立一个相应的能为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正处于上升中的中产阶级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体系和共识”；“浮躁的市场化媒体不仅未能承载并传播社会核心价值观，反而消解了核心价值观，新世纪以来社会新阶段中的新媒体传播格局更是加剧了个人价值观的多样性与变异性趋势”。不得不承认，正是基于这种环境中，“感动中国”栏目方才崛起。作为一种仪式，其不仅调动公众情绪，也提供价值参照系，满足了公众对“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共识”?的饥渴，更以巧妙的方式，完成了将国家仪式形态置入其中的使命。（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