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陈涛

　　“多少人在做小品？小品没有市场，语言类节目创作本身就有瓶颈。像在小品鼎盛时期，王朔、冯小刚都是在做小品的，但是现在他们可能都在做电影。现在小品已经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市场机制去推动它，所以到了春晚这种特殊节点，其实本身就很难。”1月28日，央视龙年春晚结束仅仅6天，总导演哈文在接受央视《面对面》采访时这样说。

　　“有能力为春晚写小品的人，一台面包车就装走了”

　　崔凯并不同意哈文的观点：“毕竟小品已经被观众认可和喜爱了30年，目前也没有能够替代它的节目形态。”

　　作为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崔凯最为人们熟知的作品都是曾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的小品，其中包括《相亲》、《我想有个家》、《过河》、《红高粱模特队》，以及近些年的《送水工》、《不差钱》等，而他本人也几乎见证了中国电视小品的整个成长史。按照崔凯的说法，“小品是喜剧艺术与电视晚会嫁接而成的一门新型艺术形式。”

　　“1982年之前的《辞海》里还没有‘电视小品’这个词条，小品是伴随着央视春晚才成长起来的。”在崔凯的印象中，1983年举办的首届春晚上，由王景愚表演的哑剧《吃鸡》，让观众第一次见识到了小品的魅力。此后，陈佩斯、朱时茂、黄宏、赵本山、潘长江等人陆续亮相春晚，经由他们表演的小品台词，有很多都成为当年的流行语。那是小品最辉煌的日子，有朋友甚至曾对崔凯说：“中国的语言快让你们这些小品创作者给颠覆了。”

　　但是崔凯不能否认，这几年电视小品确实出现颓势，并且恰如哈文所言，其创作者队伍的萎缩趋势已越来越明显。“单拿小品编剧来说，真正用心、有能力为央视春晚创作的人，一台面包车就全都装走了。”崔凯说。随之出现萎缩的是小品节目的数量。在小品最为风光的1992年，央视春晚曾上演了8个小品节目，而今年的小品却只有5个，减少近一半。

　　其实，崔凯本人的创作经历便足以说明问题。从1985年到2010年的这16年里，崔凯共创作了110多个小品，平均每年能交出约7个作品。但是去年，他创作了一部电影、一部舞台剧，却没写一个小品。

　　“侃出一个点子，爬一晚上格子，大腕儿排练一次，晚会演上一场”

　　“写一个小品很难，比写十集电视剧还难。”在崔凯看来，小品数量的稀缺，与这一艺术形式的创作难度不无关系。在小品市场相对红火的年月，他曾经在一年内接到十多个本子的创作“指标”；即便如此，那一年他只磨出了两个作品。“采风、构思、编排、修改都需要时间，没法快起来。”

　　在电视小品刚刚兴起的时代，采风是创作者的必修课，用崔凯的话说，“那时候写小品几乎就是进行文学创作，体验生活必不可少。”1982年，时任辽宁铁岭地区文工团副团长的崔凯到乡村体验生活，创作出了一个宣传计划生育的作品《摔三弦》。这个作品的诞生时间，比首届央视春晚还早了一年，因此没能冠以小品的头衔，而是被叫做“拉场戏”，出演男主角的赵本山，正是通过这出戏第一次被观众认识。

　　“有生活是前提，但还需要经过积淀，渗透进创作者的认识，才能让观众在笑过之后留下些东西。”2001年前后，崔凯曾在报纸上读到一则社会新闻，讲的是一位进城务工者为了讨要礼金，花钱雇人冒充自己父亲并为其贺寿的事情。虽然这则新闻激发了他的灵感，但是因为不忍心将农民工当作讽刺的对象，他把自己的创作念头深埋起来。直到两年后他才出手，写成了2004年央视春晚上的小品《送水工》。颇有深意的是，在这部作品中，“花钱买爹”的桥段原型，改头换面成了表达母爱的正面包袱。

　　然而，并不是每个登上春晚舞台的小品，都经过这样漫长的积淀过程。今年央视春晚上由冯巩等人表演的小品，直到二审时都还是一个叫做《苞米地》的作品，但是因为三审没能通过，才替换成了现在的《爱的代驾》，其仓促程度可窥一斑。而两年前由黄宏、巩汉林等人表演的《美丽的尴尬》，也是临时上阵的作品，从创作到演出仅用了几十个小时，被人戏称是“创造了小品创作的最短纪录”。

　　一些业内人士这样调侃当前小品的创作状态：临时搭建的草台班子聚拢在房间里，众人侃出一个点子，爬一晚上格子，大腕儿排练一次，就能在晚会演上一场。带出了徐正超、尹琪等小品编剧的崔凯，同样对当前年轻创作者的工作状态心存不满：“平时不好好生活，接到戏活儿，睁开眼就上网找段子。”在他看来，这种当前圈子里流行的创作方式，正是导致小品质量滑坡的致命伤之一。

　　“有了生活积累，创作速度不是问题；但没体验就追求速成品，只能出垃圾。”崔凯说。

  “精品不是评出来的，而是流传中体现出来的价值”

　　在30年的发展过程中，电视小品渐渐形成了四种流派：“京津小品”源于“化妆相声”，通过抖包袱引人发笑；西北方言小品，同样是不可忽视的流派之一；以严顺开为代表的“海派小品”，又被称为海派滑稽戏，近年来几乎已在春晚舞台上绝迹；而如今影响最大的，当属源于二人转的丑角艺术的东北喜剧小品。

　　崔凯认为，无论流派如何划分，所有小品的目标指向完全一致：逗乐观众。

　　在极其有限的时间里高度集中各种戏剧冲突，并且要有“笑”果，成了所有电视小品的共同特征。曾有人如此总结春晚对小品的要求：3句台词一个小包袱，10句台词一个大包袱；节目时长10多分钟，30秒让观众笑3次。

　　对于电视台来说，这些包袱越神秘越好，这样演员甫一开口，就能逗乐观众。为了一个“逗”字，崔凯可没少签保密协议，但他一直认为，这些防泄密的手段，会把创作者推向闭门造车的境地。

　　在崔凯看来，一个好作品应该包含三个要素：一要叫得响，二要传得开，三要留得住。而这需要对作品进行不断磨合。以1990年的《相亲》为例，这个小品在上央视春晚之前，已经在辽宁地区演出了300多场，通过不断与观众互动，创作者为作品加入了很多新的内容，最后登陆央视春晚时，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作品了。

　　“真正好的作品不需要担心题材泄露。”崔凯认为，欣赏小品实际是看演员如何表演，“即使你对情节已经烂熟于心，依然会饶有兴趣地期待他下一秒的神态。”

　　“搞笑不是小品，更称不上喜剧”

　　在历年央视春晚上，小品总是与相声并称为“语言类节目”。早期的春晚节目中，相声的地位不容小觑，后来小品的势头盖过了相声，还曾一度引起过议论。崔凯认为，小品比相声更占优势，在于其有故事情节和戏剧冲突，而演员的表演让内容更丰满，也更适合通过电视语言来呈现。

　　当初相声陷入低谷时，曾有观点认为，当时的相声批判现实的讽刺功能在衰退，而小品与时代热点的关联更为密切；如今小品遭遇滑坡，或许症结也是相同的。崔凯认为，目前的不少小品，要么单纯追求逗乐，缺少思想内涵，要么脱离生活，失去故事根基。“搞笑不是小品，更称不上喜剧。”

　　但是，这位资深小品编剧深知，创作讽刺作品所面临的压力之大。1995年央视春晚上的小品《牛大叔提干》，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吃喝风”进行了抨击，但崔凯透露说，当时由范伟饰演的角色，其最初的人物设计是位乡长，因为担心有损农村基层干部形象，才改头换面成了一个乡镇企业经理。

　　“如果你把笑点落在妇女身上，妇联会来找你；如果落在残疾人身上，残联会来找你；如果写医生呢，卫生部门会来找你。”崔凯笑言，“我们的观众似乎缺乏‘这一个’精神，艺术呈现的只是具体的这一个，是一个艺术典型，而不能对号入座。”

　　不过崔凯同时承认，小品所面临的这个问题，或许与春晚这个大舞台有关。“由于春节这个特殊节点，春晚的节目被赋予了过多期待。人们看春晚，也带着特殊的批判性，把它当作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些都容易让一场本该轻松的演出变得沉重，进而走形。”　声音 

　　小品为何没了市场？

　　为区别教学训练用的小品，我们约定俗成地将之称为“春晚式小品”(或称“晚会式小品”)。这类小品一直反映着现实社会的许多问题，有时甚至还承载了一些社会热点或理念的传递与表达，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社会风俗变迁过程的一个缩影。因此，它的兴衰盈亏实属正常的。打个比方，“井喷”之后，把水池重新注满需要时间，观众也应保持平常心。

　　创作理应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所以想要创作出好的作品，必须一边深入生活、一边苦练内功，并能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小品限于篇幅，要的是“杯水波澜”，因此更需要机巧和匠心。但是，“巧”绝不在于露巧或是为巧而巧，而是把“巧”化于艺术形象之中。

　　幽默、风趣是小品登上晚会舞台之初就形成的一种风格，也因此赢得了观众的笑声和青睐。但是，绝不能为了迎合、取悦观众而刻意搞笑，这样必然会导致审美疲劳。不过，深义休向字面求，艺术作品终究还是需要用艺术的方式来表达，应该做到深入浅出而又不失于直白。另外，创作还必须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创作者要能够以小见大、独具慧眼，善于发现生活中的喜剧因素、善于“炼局”，才能真正在平淡中展现出艺术的神奇。

　　??胡薇(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副教授)

　　春晚小品日渐式微，主要存在以下三大缺失：

　　一是教育的缺失。无论戏剧院校、还是省、市各级艺术学校，都没有把晚会小品当成教学对象，甚至不承认它是艺术门类的一种。不同于教学式小品，具备喜剧性、立意、完整的故事、逻辑结构等多重要素的晚会小品，完全有必要作为独立门类去研究。也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创作者队伍的数量以及质量。

　　其二是理论的缺失。主要表现在小品美学的缺失，敢问有哪一次艺术类研讨会是专门为小品而召开的？小品是穿着艺术的百家衣成长起来的。早期，由于有一批天才的喜剧演员，既有表演天赋，同时也和剧作者一起打造剧本，他们创作的小品当然深受观众喜爱。可如今，不少人已经成名成家，上了年纪，再去要求他们参与创作，几乎不太可能。可以说，国内的小品从一开始就被推到一个比较高的高度，单纯依靠后来者自身的力量已难吸引观众，这时候就需要理论指导来弥补先天缺失。

　　其三，是编剧、演员身份的缺失。如今女演员中除了宋丹丹、蔡明，几乎没剩几个知名的，男演员也屈指可数。真正的小品编剧人数也不超过五六个，知名度更在演员之下。晚会小品可以说是中国独有的一门艺术形式，它很难表演，而且关注度也非常高，创作者、表演者应该是国宝级的人物。

　王宝社(国家一级编剧，曾多次担任央视春晚语言类节目总统筹)

    人物 

　　那些离开小品

　　舞台的笑星们

　　赵本山缺席央视春晚，一度是今年春节前夕的热门娱乐新闻；但是纵观央视春晚30年的历史，离开这个舞台的小品演员其实还有很多。这一次次的告别背后，其实隐藏着笑星们的不同考量与艺术态度。

　　陈佩斯：“不是对小品厌倦了，主要是自己和曾经的舞台在理念上存在太大的差异，没法做了。”

　　陈佩斯和朱时茂是最早宣布告别央视春晚的小品演员。从1984年的《吃面条》起步，到后来的《主角与配角》、《警察与小偷》、《王爷与邮差》，他们在春晚舞台上表演的小品，部部堪称经典之作。但是，1999年的一场关于著作权与表演权的官司，让他们二人与央视“决裂”。

　　时至今日，陈佩斯依然否认自己遭到央视“封杀”。“退出的原因，主要是个人理解和这个舞台要求的一些东西不合拍。”他透露说，每年节目彩排时，都会被要求大量删除一些戏份，最多的时候，《警察与小偷》被删去了一半的内容，而自己提出的一些意见和要求，很难获得认同。“归根结底还是理念的差异，导致没办法继续合作了。”

　　尽管一些网站调查表明，陈佩斯是观众最期待回归的春晚明星，但他已经不再眷念曾经的舞台，如今早已改行做话剧的他，直言终于找到了自己最喜爱的天地。

　　宋丹丹：“不因为别的，压力实在太大了。真的不想再上那个舞台了。”

　　如果说陈佩斯的退出或许还存在被动原因，那么宋丹丹的告别则是主动而为。

　　尽管身为人艺演员，但宋丹丹的真正走红，还是因为1990年她与黄宏出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2008年，宋丹丹首次宣布告别春晚舞台，当时的理由很简单：伤不起，付出的太多，太累。此后每逢春节临近，期待她复出的呼声很高，但宋丹丹的回答只有一个：坚决不再上春晚。

　　目前，正在全力参拍电视剧《妈妈的花样年华》的宋丹丹，不太愿意回应有关春晚的话题。“已经说过很多遍了，还要说多少遍，才有人愿意相信？”她说，“主要是自己抗压能力不行，如果继续上场，无休止的焦虑只会把身体压垮；再说我现在有全新的事情在做，也挺好。”有人猜测说她是嫌钱少而改行投奔电视剧，宋丹丹的回应是：“以前演小品也不是全职，谈不上改行。”

　　巩汉林：“能不能上都要看作品，好作品需要耐心等待。”

　　尽管与龙年春晚失之交臂，但曾15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的巩汉林，也称得上“元老级”春晚笑星。

　　谈及春晚，巩汉林说：“看得出，春晚的确在做着改变，就像今年晚会出现的多个新老搭配组合，语言类节目也需要有新面孔和新话题，要不然观众会产生审美疲劳。”当问及是否认为与赵丽蓉合作的那段时间是自己的黄金期，他回应说，自己这辈子最该感谢的就是赵妈，“赵老师对待艺术的严谨态度，以及给予我的指导都是终生财富。不过一切都要继续，我始终热爱这个舞台。”

　　对于连续两年未能进入央视春晚，是否担心被观众遗忘时，他说：“自己现在看得很开，有好的本子就上，没遇到合适的角色也正常，毕竟春晚不是生活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