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群档案：1949年12月出生于天津，1968年高中毕业下乡插队，1970年入伍，1974年调入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从事相声创作表演，1993年转业调入中国广播艺术团，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2000年调入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现代出版社担任副社长副总编。
关于相声
相声让牛群进入人们的视线里。为自己的相声事业而哭，对他来说，是步入相声之路的前奏。而随后的十几年，牛群的人气一路提升。这对牛群来说是一段比较顺利，也比较投入的时期。所以他在跟笔者说相声这个话题时，眼睛始终是发亮的。
媒体：都知道你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前一阵儿你参加天津电视台“笑傲江湖相声版”的拍摄，听说你很少参加类似的活动，这次为什么来？你对天津的感情很深？
牛群：我是在天津出生的。这块儿土地生我养我，自然就对这个地方有一份乡情。不论是从对相声的热爱还是对乡情的思念和回报上，都决定了我来天津参加“笑傲江湖相声版”的拍摄。只要家乡有这个召唤和需要，我就会来。
媒体：你说相声，跟天津对你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吧？
牛群：天津是个曲艺相声之乡，我从懂事开始就听相声看曲艺，这是环境的熏陶，实际上家庭方面对我没有影响，家里祖祖辈辈没有搞艺术的。也可能自己有这方面的细胞，最起码从小就对曲艺相声有那么一种兴趣，那时候要是有个什么演出啊，就愿意看也喜欢跟着学。有时还到戏园子里去看戏。这对我来说是个耳濡目染的基础。
媒体：但真正走上相声之路应该有一个机遇。
牛群：对，所谓“无巧不成书”，我17岁高中毕业后下乡插队，1970年我在北京军区24军通讯连当兵。1972年，连队的文艺骨干都退伍了，当时面临全团要搞连队演唱组的文艺会演，怎么办呢？有人就跟我说，你是天津人，你还不会说天津快板吗？你来。我说行。天津人哪有不会说天津快板的？不张嘴就来吗？这一点儿不新鲜，天津人都会说快板，都会欣赏相声，点评起来还都是专家水平的，有时传统的段子，你要是在台上紧张忘词儿了，他能提词儿，这就是天津观众，特别可爱。
我们连队组织起来几个骨干，都是新兵，然后去参加全团会演，一下在全团拿了个第一。接着一层层师里、军里、军区会演。结果是，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看上了我。这都是特别巧的事，实际上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可能就没有以后我做的那些事了。一系列事情就发生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调到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后就开始说相声。这是1974年4月10日。这日子我忘不了。
媒体：你不是专业相声演员出身，刚开始别人就能认同你？
牛群：不认同，调到文工团后，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有一次，全团都去观摩我们新调入的几个新手演出。我当时上台就哆嗦，大汗淋漓啊，浑身都湿透了，你想这种状态说相声，那肯定是没有乐的，因为自个儿一点儿自信都没有，心里头想，怎么还没说完呢？表面装得还……什么叫皮笑肉不笑，我就是。等演完了，这包袱是一个都没响，下边一点儿笑声都没有。这对我是最大的刺激。演完之后大家上车回团里。晚上大客车里不开灯，黑着的，一路上听着人家议论的就是我，说什么都有，“这还说相声？什么玩意儿这是？”“领导瞎眼了？这整个一正派小生啊！”……我受不了，恨不得车门有个缝让我钻出去，再钻进地缝里。哎呀，无地自容啊，脸上一定是烧得红彤彤的。回到宿舍后，我趴在床上就哇哇哭。男人哭过以后才失去软弱，这句话说得对。哭过以后，我开始下功夫写相声作品，例如到连队开座谈会采访，夏天热啊，就在屋子里放一池凉水，然后泡在水里连夜写，光写作品不行，还得练嘴皮子，天不亮就在外头河边练绕口令，“咿咿呀呀”地练唱。
媒体：你真正让人开始注意的，应该是在1988年春晚上说的相声《领导冒号》吧？
牛群：实际上1987年邓在军导演就找到我，想让我说一段相声，以前我们有过合作，我演过电视小品，她觉得我不错，创作能力很强，表演上也比较清新健康朴实。那时候没觉得春晚有多么重要，没这个概念，人家1987年找我的时候我认为就是一个锻炼，不过那一年《领导冒号》没有通过，转年她再找我时，我犯小孩子脾气，心想：哼，去年没让我上，这次不去。不去？哈哈！邓导这个人特别好，不计较我的小脾气，还语重心长地给我做工作。结果万万没想到，这段相声一夜之间在全国就有影响了。
关于摄影
突然有一天，牛群玩起了摄影，而且声势造得还挺大，报纸、杂志、电视上经常能看到牛群的摄影作品。当然，也有人不服：他不是专业的，不就是靠着名气和在娱乐圈的优势混了一个名头吗？这可能是牛群在相声事业上有了危机感，所以他要寻找另一条出路。
媒体：上个世纪90年代末，你开始玩摄影，一个相声演员转而做这个，是不是你在相声上出不来好作品，所以用摄影来引人注意？
牛群：那时候就觉着乏力，觉得写出的作品力度不够，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艺术性和思想性不够。脑子里的东西越来越少、越来越匮乏。毛主席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这在理论上是清清楚楚。但是遇到自己的事，往往就犯糊涂，以前我一宿就能写出一个不错的作品，但后来，我一年两年都写不出一个好东西来，哎呀，当时心里就特别着急苦恼。怎么办？我咔嚓就进入了摄影这一行。实际上就本质而言，是相声不能继续出好作品后，心里着急，又想追求和探索，就想开拓思路，在艺术上寻找出路。我搞摄影，不是玩照相，真是把它当成一个事业，自己也非常有兴趣。我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和中国这么多的文学界、艺术界、体育界以及各界名家接触比较多，交往更方便一些，我在拍摄他们时，他们更放松、更自然、更真实，所以我拍的东西会更生动一些。我觉得每一个名家都是一本书，我读了之后很感动，他们每个人的成功都是用生命之笔蘸着汗水和泪水写成的，我愿意把他们的故事告诉给那些期盼自己成功的人。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媒体：摄影很有意义，但它能解决你相声创作的问题吗？
牛群：解决不了，也解决不了我的苦恼。
关于蒙城
牛群在蒙城担任了5年的“挂职副县长”，有几年时间，各种评论和非议始终没有间断过。在一些人看来，这似乎是牛群的“走麦城”。事情过去了两年，对那段经历，回过头来看，他究竟是怎么想的？
媒体：那么，2000年到蒙城担任“挂职副县长”，难道就能解决相声的创作问题吗？
牛群：那时啊，我从苦恼到了痛苦的阶段，说是艺术来源于生活，实际上到处都是生活，就咱俩这样聊天也是生活，但是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是无意义的，真正的生活是应该深入到一线、深入到老百姓当中。那时就想啊，再找一条路，是生路，相声对我来说就像生命一样。你不干相声这一行你可能很难理解，如果写不出好相声有多么痛苦，太痛苦了，简直是眼睛天天发着蓝地找出路。去蒙城可能又是一种机遇？蒙城那边的县里领导找到我，希望我去那边。当初找我时，我突然觉得前头有路。我想那儿一定应该有真正的生活，可能就会找到艺术的源泉。当时就这么一个动因。后来事情从简单变成复杂，我没有预料到。
媒体：这里有没有一种诱惑？就是功利的诱惑。你在相声、摄影上有了一定知名度，那就在官场上走一走，让更多的人承认你。
牛群：如果说为了艺术创作去生活算作功利，那就是功利吧。我就是觉得自己的脑子空了，以前我的创作是往外流，后来是往外挤，再往后是往外掏，再再后，我就是拿着大顶都控不出一点儿水来。所以当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去蒙城是个机会，有我特别需要和探寻的东西。但蒙城方面的意思是，希望我去当挂职副县长。我找到现代出版社社长，他不但理解还支持我。有了挂职副县长的条件，就给了我深入生活名正言顺的绿色通道，我也确确实实地接触了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新鲜的、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心始终是怦怦地跳着的，就那么激动。
媒体：在蒙城两年后你应该回来，如果回来了，后面的故事也就没有了。
牛群：对，但快满两年的时候，我调研，有个聋哑学校，非常困难，当时看了心里头特别难受。我在蒙城工作，很多事情都是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大家一起做的，我去体验生活，收获是很大，但也给人家添了不少麻烦，吃住行人家都安排得很好，我也应该做点儿实事。于是我主动请缨给这个学校当校长。那时县里领导也希望我留下来，后来选举，履行了各种程序，我又被选上了“挂职副县长”。这时候心里还是挺高兴的，我想我要做好这个学校来回报蒙城。
媒体：那后来出现了很多质疑的声音，有人说你借助办校和慈善中饱私囊，这你怎么解释？
牛群：5年期满时，中华慈善总会、县里教育局、审计局、财政局联合进行了审计，我认为给了我一个公正的结果，应该说我是问心无愧的。
媒体：当时没有人理解你吗？
牛群：其实有很多人理解我，举个例子，我去上海坐的是上航的飞机，机长请我到头等舱去坐，我说不了，我买的是经济舱。机长说，我知道你在做善事，不管别人怎么说你。然后他从身上掏出了几百块钱，交到我手里。我说我得登记，你怎么称呼？他说，如果非要问我的名字，这事儿我就不做了，我信得过你。我说机长，我这儿有个原则，我必须登记，因为财务上有制度，不然我无法接这个善款。这个故事我跟很多人说过。到了上海，打出租，到了地方，司机从兜里掏出一些钱说，牛哥，这是我今天挣的钱，你都拿走。他说你办那个学校是好事。我说你告诉我你的名字和电话，他说，我没舍得买手机，我告诉你我女儿的电话。像这样的故事太多了，学校就是这样被那些知名的、不知名的人用爱心共同托起来的。所以当社会上有人那样说我的时候，我心疼的是什么呢？我怕那些献爱心的人伤心。
媒体：除了受到的误解，你在蒙城这几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牛群：三句话：老百姓需要好官；当官太难；当好官就更难了。难在哪儿呢？那可不是一句两句话说得完的。举例子说，单是发展局部经济就好了？要是污染了，就等于毁了后代。当好官要为全国一盘棋考虑，不能光想局部。可是不想局部，这儿你不发展，全国一盘棋是空的。这怎么去把握？看问题要看本质不能看表面，但是表面问题不能协调好，本质你又从何谈起？我说的不过是一个点。真的，当好官太难太难了。所以我想我将来创作、表演和塑造官员的艺术形象时，一定有更多的理解和感受。
关于当前
从蒙城走出来的牛群，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他拒绝媒体的采访，也不想再解释什么。这两年他在想什么、做什么，很少有人知道。当我面对他的时候，看到他还有激情和理想，我就明白，其实他还是那个牛群。
媒体：前一阵儿看宋丹丹写的书《幸福深处》提到你，说她在离婚最难的时候，你给她安排房间，还送了很多吃的，挺让人感动的，觉得你比较仗义。
牛群：我没看到这本书，丹丹是个特别优秀的演员，人也特别好，我想她写的书也会很好看。
媒体：因为你的义气，我想你周围的朋友也愿意帮你。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一个采访，赵本山在上春晚时，说牛哥这两年比较背，我们拉他一把。所以你上了今年的春晚小品节目《策划》。
牛群：我没看到那个采访，如果本山这么说了，我非常感激他。
媒体：这两年你很低调，能告诉我你都在做什么吗？
牛群：最近我创作的几个相声、小品都是农村题材的，从思想艺术性上看我觉得还行。也许这是蒙城5年的经历给我带来的吧。这两年忙的是，说句粗俗的话是屁滚尿流的，影视、相声、小品、主持、摄影，都参与，演出活动掰不开流儿了。我觉得精力够，经历丰富了，热爱生活了，那我一定能够更加深入地发掘生活，很灿烂地表现生活。这些年我还有一个体会，比如说什么是爱？爱是行动，你说一万遍“我爱你”，好像不如实打实地做一件事；再比如说，什么是善？我觉得善就是宽容，能够有宽容的胸怀，一定是很善很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