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檀香刑》是莫言潜心五年完成的一部长篇力作。在这部神品妙构的小说中，莫言以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仓皇出逃为历史背景，用摇曳多姿的笔触，大悲大喜的激情，高瞻深睿的思想，活龙活现的讲述了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一场可歌可泣的兵荒马乱的运动，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

　　内容简介

　　莫言《檀香刑》：全书弥漫一种颗粒感的血腥暴力之美。人物性格鲜活，情节环环相扣。动荡时世众生相。趋炎附势，人与人之间互相攀附，相互勾结又不断提防着。刽子手，作为一种边缘职业，在宫中，拥有着特殊而不可取代的位置。顶级的刽子手“姥姥”，被其他刽子手奉若神明。每一次行刑之前，他们的脸上便涂上鸡血，热热的鸡血涂在脸上，蒙蔽内心。屠杀自己的同类，怎么可能毫无恐惧，他们就以这样一种仪式，来祭奠自己的良心，超度自己的灵魂。如果，在行刑过程中，忍不住呕吐，便是极其耻辱的事情，会遭到所有刽子手的唾弃。书中仔仔细细的描绘了两种清代的刑罚：凌迟和檀香刑。凌迟，人身上包括眼睛在内，100多块肉，都会用各种刀具来挖掉，为确保刑罚的残酷性，刽子手要保证刑犯不可以在挖掉最后一块肉（心尖）之前死去。檀香刑，各个细节更是讲究非凡。檀木，在油里浸泡多时，为的是避免木头吸血而使刑犯在饱受痛苦前死去。一截檀木，在人体五脏六腑之间游走，最后从锁骨上面穿出来，刑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身体长满蛆虫......这是一本让人拿起，便不会放下的书。建议审美取向大相径庭者，小心为上。

　　获得赞誉

　　与《丰乳肥臀》的命运截然相反，《檀香刑》一面世就赢得了一片赞誉之声，甚至有评论将“伟大”这样的词汇也加到了这部作品上（注：李敬泽.莫言与中国精神.拇指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290页.）。尽管也有刺耳的挑剔声，但这种挑剔也仅仅是潜层次的对句法和语法的分析的质疑（注：李建军.是大象还是甲虫——《檀香刑》.见苍狼、李建军、朱大可等著.与魔鬼下棋——五作家批判书.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157～173页.）。对于其中较之《红高粱》中的剥皮描写不知道要更加令人发指多少倍的凌迟刑和檀香刑的描写，评论界也开始坦然接受，并力图阐释这种描写背后所蕴涵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尽管还很难判断，这是当代文学的写作禁区荡然无存之后人们阅读的成熟，还是感受能力的不断钝化、批判能力的不断丧失，但毫无疑问的是，作家的创作神经和感受神经仍然敏感、仍然尖锐。小说中刺杀袁世凯未遂的钱雄飞遭受凌迟刑时的一声吼叫，被割掉舌头后仍然不休止的、含混不清的戾骂，还有那只怒目而视却被赵甲生生挖掉的眼睛，都体现了小说家对待身体感觉的敏锐，小说家的坚韧的神经。而在这种尖锐和韧性背后，作家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探讨仍旧痴心未改，书写力度也是力透纸背。无论如何，《檀香刑》是当代长篇小说中的重要收获，是莫言小说个体性宏大叙事的又一次成功，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横空出世的一部小说、是莫言创作实力的又一个证明。《檀香刑》是一部恢弘的大戏，它恢弘之处如黄河决堤、细微之处如新生毛发。这部戏与历史、与人生、与政治、与每个人物的命运和整个王朝乃至整个种族的命运都构成了不同层次的隐喻。再加上猫腔戏的大悲大恸，使得整个文本的内涵异常复杂，包含的艺术时空异常宏大。然而，这部小说却难以担当“伟大”这两个词的重量，这不仅仅因为“豹尾部”的“孙丙说戏”一节的插入显得突兀，对猫腔的历史加以知识性的介绍与整部小说的格调不同步的生硬，还因为文本在恢弘的叙述之后的余韵单薄。

　　《檀香刑》的文艺评论

　　人物塑造

　　除此之外，这种叙述角度的选择还获得了另外一个成功，那就是人物性格塑造上的成功。在此前的许多文本中，如前所述，莫言小说的人物总是能用自己的行动解决面临的问题，无论这种解决看起来多么愚蠢多么无力，然而，在《檀香刑》里，终于每个人都没有能力用自己的行动解决问题，也就是说，《檀香刑》里的人物，除了赵甲之外都获得了成功人物形象所具有的那种焦灼感，每个人都是进退两难，每个人都无法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一如那段历史，那千年王朝受到坚船利炮攻击时的无所适从一样。如果说，眉娘处于三个爹：亲爹、干爹、公爹之间的尴尬是普通乡民的感性层次的话，钱丁的命运则是一个在历史选择面前的理性层次，也是最动人心魄的层次。旧式文人入仕之后封妻荫子、飞黄腾达的幻想，作百姓父母官的仕途理想在一个即将土崩瓦解的王朝那里早已没有了存在的根基，而为民请命、青天明断等等在对待外来强权的时候也早已更改了规则。从小说的叙述来看，钱丁的焦灼与其说是来自于情人眉娘的压力，还不如来自于作为知识分子在政治的运筹帷幄之中所显示出来的孱弱和无能。他仍旧是一个亦正亦邪的人物，尽管每一次果敢和谨小慎微其实都出于个人仕途的考虑，但他又总是想在个人仕途和为民请命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孙丙守城抗德时候钱丁的单骑赴会是这个天真的书生在政治、权势面前最滑稽的表演，而他最终刺杀孙丙的行为又是这个终于认清世事的一介文士命运悲剧的最高点。

　　作为国家律法和皇权的最高象征的赵甲没有任何焦灼感，或者说他作为普通人陷于人情世故中的焦灼感都被他异常强烈的职业意识淹没了。在职业和工具之间，赵甲不可能有清醒的判断，所以他的声音中除了志得意满之外很少有其他的杂质。然而，他却与钱丁共同构成了作家批判锋芒的组成部分。如果说钱丁在理想的强大和现实的孱弱中迎来了悲剧结局的话，那赵甲实际上在表面的强大和实际的孱弱中迎来了同样的悲剧。危在旦夕的王朝其律法早已失去了为自己服务的力量而成了敌人的工具，而这个敌人的真正目的正是为了消灭这个王朝。悖论在赵甲那里并不存在，他彻彻底底的工具意识其实是权力的悖论，是一个面临外辱的当权者的悖论。然而，赵甲和钱丁却构成了权力规则的象征，也构成了一部小说批判锋芒的所指对象。在这里看不到上官金童们身上所负载的强烈的隐含作者的表达欲望，但是却产生了比那种表达更加让人回味无穷、欲说还休的效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莫言本人所谓的“大踏步后退”不仅仅指的是他写作上向中国传统寻找资源；也不仅仅指他叙述上的本分，实际上他的叙述中仍然存在着时空交错、叙述分层等技法；还指他本人的判断、指隐含作者的显身程度。在这种后退中，其实蕴含了写作上的成熟的清醒和强大的“以退为进”的力量，是这种力量将《檀香刑》推上了独特的席位，也将莫言小说推向了成熟。

　　作者启示

　　对于莫言本人的写作来说，《檀香刑》代表了一个新的高度，也从语言、叙述角度和叙述结构等各个方面体现了莫言小说文体特征的成熟。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成熟中，也暴露了其文体的主要问题。

　　作家阿来曾经在中篇小说《行刑人尔依》中塑造过行刑人尔依的形象。然而，与赵甲不同的是，阿来的人物形象更加符号化，他的整个思考也更加哲学化。小说全知全能的视角，以及对于行刑人这个“专门在惩办罪恶的名义下摧残人的生命”的职业传承的反思，与藏民族的历史书写、权力争斗以及人在其中荒诞而现实的生存纠结在一起，使得小说获得了深广而厚重的含蕴。尤其是行刑人与喇嘛两种形象的对应塑造，更加加深了权力与宗教、权力展示与权利实施之间的纠葛。而小说中，小尔依对于“仇恨”、“怜惜”等与这个职业紧密相关的人性尺度的追问，他与喇嘛嘴里“太蠢了”的谶语，与穿上死刑犯留下的衣服体会到的不同的恐惧、与预言性质的梦境、与行刑过程中蹦跳的舌头和手指、与疯狂盛开的罂粟花都缠绕在一起，与作家富有节制的理性叙述共同构成了一个骨架坚实、充满神秘的风俗画特征和玄奥的哲学话题的文本。在这样的叙述中，作家的视线始终都着眼于人性，着眼于人性在充斥着权力斗争的历史和现实中的处境。而对于同样是行刑人的赵甲而言，《檀香刑》运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作家对于赵甲在宫廷中胆战心惊地成长和在实施权力过程中的个人表现欲望都进行了深入地刻画，从而在职业的意义上让赵甲成了一个空前敬业的人物，赵甲的得意、冷漠、敬业精神都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仅仅是最初对于行刑的恐惧和权力者的威权的惧怕，乃至以后留下的手的灼烧感的后遗症都使赵甲少了很多人性的挣扎，他早已成了权力的一部分，也是遭到权力异化的直接受害者。对比这样两部作品，能够发现同一问题不同作家的思考方式，也能够找到作家创作立场的差异。宏大的视野和超脱的眼光使得《行刑人尔依》在清瘦的书写后呈现了汹涌的思考余韵，他的“隐含作者”也由一个权力的对抗者变成了一个同时也在反思权力和历史的哲学家；而个体化的视角和耿耿于个人荣辱的《檀香刑》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轰隆作响的火车、高亢洪亮的猫腔等种种汁液饱满的叙述之后，思考的余韵显得狭小，作品的隐喻意义太过明确。而它的“隐含作者”也就仍然是那个向往个人英雄主义的、注重自我表现的和迂回对抗权力话语的行动主义者。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檀香刑》在内的莫言小说的文体价值并不在于抽象化的叙述和哲学余韵，而恰恰在于它的书写过程和现实指向。对于莫言小说的文体而言，其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过程推进压倒了余韵回味，换句话说就是小说的“可读性”空前强大而“可写性”（注：法国当代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家罗兰·巴特在其著名的《S/Z》（1970）中将文学分为“可读性”文本和“可写性”文本。《S/Z》是对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萨拉西尼》的评注，巴尔特用“可读性文本”和“可写性文本”区分传统小说与20世纪的文学作品，认为前者的意义是封闭的，后者则强迫读者去添加意义。如他所说：“可写性的文本是我们自己的写作，是在世界的无限运动……被某种减损多样性的单一系统（意识形态、类概念、批评）贯通、交叉、阻断或塑造之前，是意义框架的开放，是语言的无限。”可读性文本则只是“作品”（products）、而不是“创作”（productions）。意大利学者艾柯用“敞开的文本”和“封闭的文本”来进一步阐释这种含义，但是艾柯的这一术语又有别于“可读性文本与可写性文本”，他在《作者的角色》（1981）中特别强调：“不能随心所欲地使用敞开的文本，而只能随文本所欲；敞开的文本无论有多么‘敞开’，也不可能任意解释。”而随着网络传播媒介的普及，又出现了“无主”文本，即不断被拼贴和改写的文本，因而两种文本之间的界限消失，阅读成为在不断变化的语境中反复重写（palimpsest）的过程，这是对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话语压迫关系的严重消解，使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界线日益模糊，建构了一种基于电脑网络交流的“写读者”。参见波尔特的《书写空间》。在具体的文学现象中考察，所有这些概念都是相对意义上的，因而对于二者在文学区分上的应用也应当做相对化的理解。）相对弱小。无论是他“演讲式的”语言的华丽能指、还是他文体形态的传奇性杂体糅合等等，其实都体现了这样的特征：那就是所有的意义和趣味都产生于推进过程本身，小说可读性的魅力足以遮蔽叙述结果的陈词滥调，和文体余韵的气力疲弱。对于阿来而言，需要的是剔除更多的哲学思考而让文本阅读变得顺畅和丰盈起来，但对于莫言而言，就是如何在天才般的感觉、超凡的想象力、出众的讲故事的能力的感性层面之外，获得与恢弘的书写相匹配的更加宏大的视野和更加宽广的意蕴。这仍旧是文学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的辩证关系问题，也仍旧是“可读性”和“可写性”的话题。莫言和阿来都是关注现实的作家，然而对于现实的批判他们采用的是不同的方式，一个用抽象的哲学话题试图涵盖有关历史和现实的种种真相，一个用饱满的故事结构试图展现历史和现实的另一个侧面。而前者对于习惯感受思想沉重性的中国知识界而言就成了“精英文化”的写作，后者则成了“大众文化”的写作。然而，在这样一个“零距离”的时代，所有的文化界限都变得暧昧不明。倒是杰姆逊的“民族寓言”的理论更能有助于深入理解这样的问题，他认为第三世界的文化特征（注：事实上，所有的文化都具有这个特征，而不仅仅是经济和文化均处于弱势地位的第三世界。因为即使是在民主制度十分发达的第一世界，排除文学的寓言性也是一种不可能达成的行为。）在于“讲述关于一个人和个人经验的故事时，最终包含了对整个集体本身经验的艰难叙述。”这使得：

　　所有第三世界的本文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本文当作民族寓言阅读，特别是当它们的形式是以占主导地位的表达方式的机制——例如小说——上发展起来的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驱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所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注：转引自祁述裕.市场经济下的中国文学艺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04页）

　　对于莫言而言，反省语言问题和关注文体特征是他的小说摆脱沉重的现实负累回归本体的重要表现，在这样的书写过程中也的确能够自动生成某些现实意义，然而缺乏深刻创作价值观和哲学化视野的写作又注定是太过纠缠于一时一事的。正如历史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循环模式一样，从文学史的经验上看，小说实质上也总是在重复这样的发展模式：从历史主义的模式出发，经过一段时间的形式上的自我意识和试验状态，最终又进入一种新的反讽式的历史状态。对于个人的写作也是如此，作家对于现实的耿耿于怀是文学社会意义的直接来源，然而，太拘泥于现实又会限制这种社会意义的广度和深度，甚至限制小说审美价值的达成。创作价值观的锻造与更新对于一个成熟的、具有旺盛创作生命力的作家而言，比文体试验和语言锤炼更加紧迫和必需。

　　叙述形式

　　与莫言很多小说的情形一样，《檀香刑》的叙述仍旧是隆隆战车式的，直接的阅读快感仍旧难以抵挡。他的故事仍旧是传奇式的，戏剧性的，其中的人物也仍旧是生龙活虎的，叙述也仍旧延续着莫言小说的一贯腔调，每个人物的讲述都包含着莫言小说“拟演讲式”语言的独白性特征和对话性特征，而且小说仍旧延续着转述人叙述的一贯风格，不同的是，转述人不再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明确转交叙述权限的托付者，而是这个转交权限的过程根本就没有出现，转述人直接现身进行叙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猪肚部”全知全能叙述的叙述人可以看作是这一切的操纵者，他在将“凤头部”和“豹尾部”都交给了人物。而且这种第一人称的叙述安排也非常符合人物的身份：在眉娘、小甲和孙丙那里是“俺”，因为他们都是乡民，在赵甲那里是“我”，因为他是在京城经历过现代语言洗礼的人，而在钱丁那里是“余”，这是一个科举入仕的老派知识分子。第一人称叙述与全知叙述的结合使得小说兼顾了历史时空和心理时空两个层面，既避免了“罗生门法”叙述的叠加和重复，又获得了历史画面的宽广性和多层次性。而且，这种叙述权限的直接转交既能够使擅长运用第一人称进行叙事的写作者如鱼得水，又能够获得超越第一人称的广阔叙事空间，最重要的是，能够隐藏隐含作者的意图，避免莫言小说一贯存在的用情绪化的判断解构整个叙述所应该获得的丰富含蕴的弊端。

　　作家立场

　　由此看来，《檀香刑》的没有争议的获得赞誉与《丰乳肥臀》所引发的争议，最大的不同不是作家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判断立场改变了，也不仅仅是因为二者所牵涉的历史时空不同，因而影响表达的历史后效的不同，而更多的是因为叙述者的叙述风度的改变——叙述者权限的全部转嫁是这部小说成功的关键点。隐含的作者在小说中彻底回到了自己的位置——隐含，他像一个幕后的编剧和导演，尽管在不同的时间他让不同的演员出来说自己想说的话、表达自己的意图，但观众看到的始终是演员的表演，这种没有刻意设置“间离效果”的表演反而让观众更好地融入了每一个角色所表达的含蕴之中，从而获得了对那段历史、对每个人的命运产生了打量和追问的力量。

　　小说创作

　　这里要说的是小说创作，而且要从莫言的长篇新作《檀香刑》说起，但我还是想先涉及“全球化”的话题，因为现时的中国文坛，谈论“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很时髦很流行的风景——实际上，“全球化”只是一个经济发展领域中的概念，尤其是在今天，“全球化”已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趋势，一种无可抵挡的大潮，即不想“全球化”也得“全球化”，否则就没有出路。就我的理解而言，文坛上所发生的对于“全球化”概念如此迅速的“活学活用”，只能算是收获了一个比较新鲜的说法，其中的意思仍在倡导世界性的文化对话或文学交流，总不可能是号召中国作家去摹仿或尾随西方文学吧？其实，包括小说在内的中国文学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始终在进行，只是输入多、输出少；尽管如此，中国作家的受益还是很可观。这也说明了，文学交流与作为经济发展规律的“全球化”毕竟是两回事——若说从中有所启示的话，那就是在“两回事”之中还有一点儿类似的地方，即任何形态的交流，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只有在同等实力的状态下才可能趋于公正平衡。经济领域是如此，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交流也只能是如此。假如中国作家缺少一流的充分体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及文化传承特色的文学创造，也就是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中国作家的个性与独立性，那所谓“全球化”的愿望及理念设计，弄到最后只能是一种自作多情的单相思。

　　我想，这不仅仅是推断，而且是一种无须论证的事实——哪一个国家的文学及其优秀作家不是依仗自己独特的文化土壤、依仗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立个性及创造性，而最终成就可供人类交流的文学财富或文学气候的？所以在我看来，与其在小说界轰轰烈烈地大讲“全球化”，还不如脚踏实地倡导写好“中国小说”。当然，“中国小说”的说法并不新鲜，甚至还有点平庸，但它意义重大，因为只有真正属于中国人的小说，才可能保证我们的文学创造在全球文学合唱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也是我最近读《檀香刑》的重要收获之一，或者说，作为一种盘旋了很长时间的想法，我终于在阅读《檀香刑》的感受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印证或确认。《檀香刑》虽是现时中国无以计数的长篇小说中的一部，但它的成功及可能产生的意义，也许会极大地超越作品本身——作为一部地道的出自中国作家之手的“中国小说”，它能让人生长出很多关于当下小说创作的联想，尤其是在观念方面。

　　不难察觉，《檀香刑》是莫言苦心经营的结果，或是他多年来最下功夫的一部小说，其中不只是积聚着他的生存经验与新的文化透视，以及那种历史回忆中所包蕴的沉重与忧虑，而且泛现出一种对小说创作的重新思考及选择。如果我们仅仅把《檀香刑》看作是一部与“现实”无关的所谓“历史题材小说”，那或多或少有些轻慢了作品所可能的审美价值。小说的描写对象是中国人（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作家来说，只能或只配描写中国人），其中有最底层的芸芸众生，也有捧着朝廷饭碗的官吏，但地道的“中国小说”的含义绝不止于小说描写了中国人。当然也不止于小说叙述方式的传统化或更能体现中国人的文化趣味——尽管这一点对于造就“中国小说”很重要，但就《檀香刑》的叙述方式而言，无论是风格还是技巧，实际上是选择了尽可能顺应传达的“为我所用”的小说艺术路数：其间有传统的沿袭与革新，也有一些几乎与传统伎俩无关。在我看来，《檀香刑》之所以能被称为地道的“中国小说”，更重要的缘由在于作品可靠而又艺术地理解与把握了中国人（且同样作为人）的生存状态，并由此而表现了被传统文化反复熏陶过的人的精神世界，以及那种无可选择的充满凄苦悲哀的生命旅程。由此及彼，我们便可发现，

　　这部小说的苦心经营被体现于各个方面或层面，从人物个性到人物关系，从调子、旋律、韵味到情节推进的方式，都有着精心的设计与安排。特别是人物，几乎每个重要人物都是一种灵魂的写照，一种精神状态的独特符号。

　　叙述过程

　　在《檀香刑》的叙述过程中，“猫腔”或明或暗地始终起着领唱、定调或起伏旋律的作用，而“檀香刑”则是小说情节推进的线索与契机。正是在“猫腔”与“檀香刑”的配合牵引下，小说中的重要人物才得以登场亮相，如孙丙、眉娘、钱丁、赵甲、小甲等。而人物的“亮相”，最终亮出的都是各自的灵魂，即在这些人物的个性过程中，无一例外地揭示了构成中国社会生态的人的各式各样的精神风景。我觉得，用“可歌可泣”来概括孙丙的一生是最合适的：他不是“英雄”，但他做了惊天动地的事；他仅是一个民间艺人，一个盲目的反抗者，可就维护人的尊严而言，却要比权势者们高贵百倍千倍，即便面临“檀香刑”，也要把生命的终结当作大戏来演唱！而他的女儿、即以“浪语”出场的眉娘，虽有一种异样的美，一种为人性自由而抗争的不屈精神，但也不乏灵魂深处的市井式的媚俗品性——她那一厢情愿且又受到制约的“爱情”追求，也许可以成为一种超越时空的世俗生活的象征。可以说，孙丙父女的命运是被注定了的，可谓虽惊心动魄而别无选择。然而，更让人感到惊愕震惊、并不由自主产生无穷联想的人物，还不是孙丙及其女儿眉娘，而是钱丁与赵甲。钱丁是知县，其道貌岸然是很容易感觉到的，但他究竟是个怎样的官，却需要细细捉摸——倒是他的师爷替他道出了做官的真谛，即“您这官，是为上司当的，不是为老百姓当的。要当官，就不能讲良心；要讲良心，就不要当官”。钱丁的绝路就是由这种做官的“哲理”铺设的。待他在“执刑完毕”（即“高声报告”）之后，才在“反躬自问”之中意识到自己是“行尸走肉”，所谓论勇气不如戏子，论义气不如叫花子，而只是一个唯唯诺诺的懦夫，一个委曲求全的孱头，“在百姓面前耀武扬威，在上司和洋人面前谀言谄笑”，是一个“媚上欺下的无耻小人”。如果说钱丁是“小人”，那刽子手赵甲便是一条两眼放光的狗了，且是一条受到朝廷恩宠与表彰的狗，或凝聚着统治者杀气的狗！赵甲的职业宗旨是“行行出状元”，他把杀人的技艺发挥到了极致，并有一种向洋人炫耀的自豪。从赵甲的行为及心态中，潜藏着难言的中国人的智慧被糟践被异化的大悲哀，而其中的思情容量的丰富性，对《檀香刑》的价值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撑持作用。

　　人物描写

　　《檀香刑》中的这些被重点描写的人物，其个性或“人的过程”的独特性，以及被充分的“中国化”，在中国的小说人物画廊里是从未有过的。应该说，这是对世界小说艺术的一种贡献，而从另一意义上说，《檀香刑》中的人物的独特品性，也绝非因其中的文化传统的沉积，而独特到只有中国才有。实际上，此间也弥漫着人类文明进程的悲哀，譬如作为官吏的钱丁，作为反抗者或作为维护人的尊严的孙丙……在我们之外的其他地方，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同样也有着他们的影子，就如某些世界杰出小说中的人物也能在中国人的生活空间发现他们的人性踪迹一样。当然，《檀香刑》中的人物之于我的冲击，还在于使我产生这样一种极为强烈的感觉，即感觉到这些人物至今还生活在我们中间，只是穿着、谈吐及职业不一样了，或生活方式变得“现代化”了一点……不过，我想表达的还不是对小说的具体评价及分析，我只是想说明，创造中国人自己的小说，即“中国小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若不从深层处或从世界文学交流的角度考量这个问题，那我们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的出路又在哪儿呢？我已经说到了，任何摹仿或尾随所谓世界潮流的创作路数所可能抵达的，绝不会是“全球化”论者希冀的彼岸。

　　创作观念

　　这是一个涉及小说创作观念的问题。莫言在《檀香刑》的《后记》中很坦率地说：“在小说这种原本是民间的俗语渐渐地成为庙堂里的雅言的今天，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宜的书。”他说，他的创作是一次有意识的“大踏步撤退”，只是“撤退得还不够到位”。但在我看来，这样的“撤退”正是创造“中国小说”的一种观念上的自觉，一种扎扎实实的进步或实验——其中也包括着对假贵族或假洋鬼子式的小说形态的强烈不满及忧患。事实上，不管是传统的古典文学还是民间文学，若要在创作中获得相应的继承及革新，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莫言说到：“民间说唱艺术，曾经是小说的基础。”《檀香刑》引入“猫腔”的韵律及调子，便是一种独创；而独创的根柢，便在于作家的素质，在于对各种形态的古典的或民间文化艺术的理解与把握。特别是对中国人的了解，对中国社会群体的了解，大约是创作“中国小说”最重要的前提——任何空泛的“人类意识”及不着边际的“人性”观念，都无助于优秀小说的创造。首先得从中国人开始，中国人的文化传统、生存状态或精神世界，以及中国人的“现实”；否则，我们的小说创作也就失去了最起码的存在理由，更谈不上所谓“全球化”的对话与交流了。